1 ) 拍作品(马屁)得先有脑子
1951年电影《武训传》上映,看了武训传以后毛大发雷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为什么如此愤怒,因为在之前他低估了封建残余势力的能量,这部武训传就是完全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文化作品,善于伪装,包装精良,格调低下,为虎作伥。
电影《武训传》到底说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武训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老婆被乡贤抢回去强暴了,家里地被霸占了,房子也被拆了,家产都是别人的了。在工地上出了三年力,被包工头坑了,工资一分都没拿到。他没有上访、没有告状,没有找政府一点麻烦,也没有自己去报仇,坚决不给政府和高富帅找麻烦。
他决定出去要饭,然后下跪求放高利贷的帮忙把他的钱一起放高利贷然后挣了点钱。经过多年积累开了一个《弟子规》《二十四孝》培训学校教育大家一定不能找上边的麻烦,不能找官员、富商、地主的麻烦要自己自觉的当一个顺民。要像孝顺父母一样孝顺那些贵族大爷。
一个逆来顺受的老农民,一个乞讨叫地主爷爷奶奶的乞丐,一个办封建私塾的土校长,一个放高利贷的人。在艺术的渲染和包装下显得那么的自然,那么的感人,他从不给政府和地主找事,赚了钱要分给地主,办学校还要教育学生要像他一样,在电影里完全是一个大善人,大慈善家,大教育家。
以上是电影里的武训,现实中的武训到底什么样呢?(虽然不太重要)
1951年本着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原则,开始了对武训生平的调查,走访几百号人得出结论是:
武训正式行乞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将近二十岁的青年,为了达到不劳而食的目的,他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装疯卖傻。武训身材高大,虎背熊腰,这么好的身板是要不到饭的,他就装疯,装疯既不能长期骗人,到后来他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打起“兴义学”的招牌来了。
他对地主阶级是到处磕头,满口“老爷爷”、“老奶奶”,或“爷爷”、“奶奶”。对地主的子女一律叫“小叔叔”、“小姑姑”。对劳动人民就是另一张嘴脸了,只要沾他一点,他马上翻脸要钱。
武训一边嚷着“兴学”,一边装做疯傻,用尽各种哄骗讹诈的办法,从劳动人民身上搜括血汗。他把第一笔钱(据馆陶的群众说有四、五十吊),交给馆陶武进士娄峻岭替他放债,利息三分。武训明白了放债“涨”得快,就回家闹着要卖地。武训把卖地的钱加上放债所得利息,又经过大恶霸杨树坊等人帮他放债,他的财产就越积越多了。
武训就这样经过高利贷的道路,很快又变成一个地主。有的农民还不起他的高利贷,把土地给了他;有的农民交不起租子,也把土地抵押给他。武训终于如愿以偿,打着“兴学”的招牌,披着乞丐的衣裳,爬进了剥削阶级的行列。
郭芬不相信武豆沫真办学,有一天碰上豆沫就问:“豆沫,你老喊兴学,为啥几十年不兴?”武训说:“没地盖房子。”郭芬说:“没地好办,东门外有我的地。”武训没得话说,磕了个头就走了。后来杨树坊和武训谈了话,武训不得不答应,这才“刘备招亲,弄假成真”
在杨树坊等人的命令之下,在武训五十一岁的那一年,也就是从他二十一岁打“兴学”招牌起正满三十个年头的那一年,他才和杨树坊合办了柳林镇的“崇贤义塾”
总结来说,武训是一个从不劳动以乞讨为生的壮汉,为了要饭名正言顺,他以打着办义学的口号,见了官绅地主就磕头叫爷爷,见了老百姓能骗就骗能坑就坑,他有了一定的积蓄以后与大地主大恶霸一起放高利贷剥削百姓,趁人之危兼并田产,最的终于成为打着乞丐口号的大地主,经过多年经营,最后在51岁时才被当地乡绅官僚一起逼迫兴办义学,交学的主要内容是弟子规,二十四教等封建文化知识,同时他一起在给学生灌输愚忠愚孝服从官老爷的思想。
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上演个这个玩意,然后文化界,官员们一片叫好之声,能不急眼吗!毛不无愤怒的说道: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于到了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孤鸿泽
2 ) 焉有下跪求自强而可得者!
最近看了《武训传》这部久远的电影,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禁片”。看完之后感觉他和阿Q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到处任人欺负、任人压迫。并美其名曰为了让穷人家的孩子都能上得起学、念得了书。可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逆来顺受任人宰割的主,教育出来的只不过仍旧是些任人欺凌的奴才罢了。自身不自立自强,又怎能教他人自强?
不过武七是比阿Q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人生的目标,并为之终身奋斗。可以让自己在苦日子里好过一点。就象唐僧取经,虽说经书并不是真的能使芸芸众生脱离苦难,但在取经的过程中他是快乐的。因为他觉得取来经书能让众生脱离苦海。就象孔老夫子不辞辛苦地周游列国传播仁爱。谁都知道那是过时的套路,谁用谁亡国,但他仍乐此不疲,因为他觉得推行他那套能使天下太平。
记得电影里也把武训称之为山东圣人,和孔老夫子一样。估且就把他和孔老夫子一样称之为圣人吧!因为他们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为封建王朝培育顺民奴才。
顺便说一句,他们的本质出发点是好的,只是策之不以其道,南辕北辄。只是在民主正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说远了,那时候还谈什么民主、科学,人在那个时代有饭吃,不被饿死就不错了,那还谈的上什么尊严、民主、平等。
武训起初也想找到尊严,讨回自己的工钱,但仅仅只说了一句:人要讲良心呀!就被认为是对举人老爷的大不敬而被吊起来毒打一顿。
人若没实力、没后盾、没底气,谈什么自由、平等、民主,都是空谈。即便是有,也是别人施舍的,带有侮辱性的自由、平等、民主。从来人的所有权利都是自己争取过来的。 但也不要以为外国的月亮总是圆的,真的是有多么多的自由、民主、平等,自由民主平等也仅限于同一阶层之间的游戏。
胡适先生说过一句话: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因为一个真正强大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3 ) 造反有理
1
武训传,用别人打一把换取一文钱,攒够了钱来办学校,为的就是不让穷苦人因为不识字而受人欺负!
他受到了慈禧太后的接见……
一切似乎很美好。但赵丹这家伙的点睛之笔在最后10分钟。他问受到资助的孩子,你们为什么要读书?
学生眉飞色舞的说,要做官啊。不要当穷人!
武训发现,他想帮助穷苦人,资助他们来读书,变成了大官,同样回来会欺负穷人。
怎么会这样?这样搞没道理!我是在浪费生命吗?
说明意识形态就是一种工具而已。不管贫富贵贱,都可以加以利用。
老农民当然不懂,意识形态权力是和政治权力平行的一种力量。
武训的初衷和结果完全不同。正像我们的政权建立也是这样。
本来是让穷苦人翻身得解放,没想到穷苦人做了官以后,就还是回头来欺负穷苦老百姓,失地失所。
中国式循环。
2
平天下,先以天下为可以公平。
内心欲望充炽,为人父母官,如何持平?
西方也一样,人民选出来的权力,才能做事。没有积极争取,就做不了事。
办学校,是致太平的途径,却不一定能致太平,致公平。
学问也与志向,变成了两件事。
明此,武训难题可解。
明理,中国可以摆平。
又回到鸡生蛋的问题:还是书读得太少!
4 ) 老毛为什么批武训传,女孩怎样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
老毛为什么批武训传?
武训以为自己乞讨办学,可以改变这些童子的命运。电影宣传者认为武训精神感人肺腑,应该树为楷模。
老毛气的半死,拿着布尔什维克的经费,吃着农民那里收来的粮食,你们就拍个这?人民英雄纪念碑写了,自1840年起,农民奋斗牺牲可歌可泣的例子这么多,你就非选个武训?
后来的网民跟着宣传者认为,老毛这个人阴谋太重,老在憋着批判人整人。刚建国形式一片大好,怎么盯着一个电影不放。
最后问,女孩怎样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
5 ) 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著名作家、报人袁鹰先生自1953年初调入《人民日报》文艺部,至1986年底离职休养,一直从事副刊编辑工作。老来回首,往事如烟,他随手记下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历史真相,一些值得咀嚼回味的事实,一些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是非。该书即为此类文字结集而成。举凡当代史上的一些大事,如电影《武训传》讨论、《红楼梦研究》批判、大跃进、反右、十年浩劫、拨乱反正等;当代文坛的一些要人,如冰心、夏衍、胡乔木、周扬、邓拓、袁水拍、赵朴初、赵丹等,着墨尤多,构成本书的主体,实为了解现代中国、研究当代文坛的珍贵史料。
1、《人民日报》社论
读得心惊肉跳
1951年5月20日下午,我正在上海《解放日报》总编室上夜班,编第一版要闻,那天是星期日,没有什么要事,也不开每天下午4时例行的编前会。我就处理新华社白天发来的电讯稿,挑选晚上要发的新闻稿。忽然从一堆稿件中发现一份用电讯发来的当日《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厚厚一叠,字数很多。
《人民日报》为一部电影发社论是破天荒头一回,我赶紧细读全文:
在发表杨耳同志《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一文时,我们说希望因此引起对于电影《武训传》的进一步的讨论。为什么应当重视这个讨论呢?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我连读了两遍,一面读,一面止不住心惊肉跳:这篇社论同以前在《人民日报》上读到或者新华社作为电讯稿发出来的社论完全不同。那些关于抗美援朝、国际形势的社论,可以使你情绪激昂,充满自豪感;那些关于国内经济建设和政法治安方面的社论,政策性指导性很强。但是这一篇社论,说的是一部电影,却提得那么高,那么严厉,哪里是社论的口气?点了那么多作者的名字,那么多文章的题目,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社论一开始提到的杨耳文章,使我忽然想起前几天《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当时只看题目,未看正文,就从报架上取下来看了一遍,文章是转载《文艺报》的,“编者按”严厉地指出:“歌颂清朝末年的封建统治拥护者武训,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电影《武训传》的放映,曾经引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报纸刊物的广泛评论。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最早发表的评论(其中包括不少共产党员们写的评论)全都是赞扬这部影片或者是赞扬武训本人的,而且直到现在,对于武训、《武训传》以及关于《武训传》的种种错误评论,也还没有一篇有系统的、科学的批判文字。”
2、恽逸群连夜代写检讨文章
这个“编者按”措词很厉害,但是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前两天读了都还没有引起重视。不料才过几天,社论就出来了,而且更加严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正想着,管夜班的副总编辑魏克明同志来上班了。我告诉他新华社发来一篇《人民日报》重要社论,说着,赶紧将那一叠电讯稿送到他桌上,他坐下来,茶也来不及喝,烟也来不及抽,先仔细地读了一遍。看完,对我微笑一下说:“这篇社论非同小可。我估计有几段很可能是毛主席写的。”果然,他的估计很准确,不久,就听说是毛主席亲自写了社论中除了一大批名单以外的段落。
问题提得如此严重,如此尖锐:“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报社编前会上,有人问报纸应该怎么办,要不要组织稿件?魏克明同志很沉着,说:《人民日报》怎么宣传我们就跟着办,《武训传》是上海拍的电影,更要看市委的态度,不必忙。现在上海正忙着“三反”、“五反”运动,增产节约运动,捐献抗美援朝的飞机大炮,要宣传报道的东西很多,不要又开辟一个宣传战场。
然而《武训传》这部电影毕竟出在上海,上海文艺界特别是电影界一时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市文化局长夏衍,正参加一个由林伯渠、沈钧儒率领的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和民主德国,上海文艺界的事主要由文化局副局长于伶负责,他又兼电影厂厂长,自然首当其冲。5月21日上海各报一律转载社论,当天晚上,组织了二百多位文化教育界人士开会,重新放映《武训传》。放映之前,有关负责人黄源(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于伶(上海文化局副局长)和戴伯韬(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三人先后发言,检讨错误。
据于伶同志四十年后对我追叙,那一天他从早到晚处于紧张状态中,连饭都顾不上吃,组织大家看电影,作检讨性发言,市委更决定要他以上海电影厂厂长身份写一篇文章,第二天同《武训传》讨论会消息同时见报。一天之内赶一篇文章怎么来得及?但又非写不可。于是,晚上就在他同文化教育界人士在文化局电影处楼下放映室看电影并且作自我批评的同时,在放映室楼上一间办公室里,华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冯定和原《解放日报》总编辑恽逸群两位大手笔正伏案挥毫,赶写一篇《展开对〈武训传〉的批评和讨论》文章,署名于伶,当晚送到《解放日报》,同新闻一起在第二天见报,算是上海市文化界领导机关向中央表一个态。
3、周恩来、陈毅宽慰夏衍
夏衍到6月下旬才从东欧访问结束回国。据他回忆:一回到北京,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就要他立刻回上海,写一篇关于《武训传》问题的检讨。夏衍不满地说:拍《武训传》这件事,与我无关,一、昆仑公司要拍此片,我不同意,对孙瑜说过“武训不足为训”的话,剧本是后来中宣部通过的;二、对这部片子上海文化局没有资助,贷款是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的,因此,不必由我来作检讨。周扬却提醒他:你要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毛主席亲笔改过两次,有大段文章是他写的,为此我作了检讨。周总理也一再表示他有责任。加上这部片子是上海拍的,你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你再想想除了《武训传》外,也还有一些问题,中央是有意见的。这样一说,问题就清楚了,检讨文章是非写不可的。
夏衍还说到他回上海前向周恩来总理辞行,周总理在电话中就《武训传》的问题作了指示:我已和于伶通过电话,你回上海后,要找孙瑜和赵丹谈谈,告诉他们《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中央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海不要开斗争会、批判会。文化局可以邀请一些文化、电影界人士开两次座谈会,一定要说理,不要整人,要对事不对人,孙瑜、赵丹能作一些检讨当然好,但也不要勉强他们检讨。回沪后,夏衍先在上海文化局召开的一百多人的文化界集会上对《武训传》问题作了检讨,又把发言整理成文,寄给周扬,这就是《人民日报》1951年8月26日发表的《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毛主席看了之后对周扬说“检讨了就好”,要夏衍“放下包袱”,放手工作。
不久,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陈毅从南京回到上海,他的表态同周总理的指示是一致的。上海只开了两次一百人左右的会,《武训传》电影主要摄制人员孙瑜、赵丹等,只在会上作了些自我批评,没有受到太大的压力。
4、江青操纵《武训历史调查记》出笼
这场突然从天而降的狂飙,虽然没有搅得天昏地暗,但是规模还是不小。《人民日报》从5月20日至7月下旬的70天里,就连续发表批判文章、有关人士检讨、集会消息和读者来信一百二十余篇,声势宏大,炮火猛烈,版面集中,显得非常突出,也树立了一个模式,以后一二十年中历次政治运动,报纸如何贯彻和宣传,大抵都照章行事,如法炮制。
批判《武训传》开始两个月以后,《人民日报》从7月23日起连续六天每天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篇全文四万五千多字的调查,兴师动众,访问了武训家乡一带三个县许多人,搜集了许多县志、账册等文字资料,但是实际上是先有结论再找材料,目的是证明《人民日报》社论完全正确。毛泽东亲笔作了多处修改才定稿见报。《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袁日希著有《武训传批判纪事》一书,作了系统而详尽的揭露,叙述了事实真相。调查记表明,调查组主要成员和执笔者为人民日报社袁水拍、中宣部钟惦斐、文化部李进等三人。那第三位“文化部李进”最容易为读者忽略,其实却是最重要的人物江青的化名。江青当时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就如夏衍在文章中所说:“《武训传》事件之所以会惊动党中央和毛泽东,这和江青的插手有关。孙瑜、郑君里、赵丹这些人三十年代都在上海电影、戏剧界工作,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这是江青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病。加上赵丹、郑君里等人都是自由主义者,讲话随便,容易泄露她过去的秘密,所以《武训传》就成了打击这些老伙伴的一个机会。这一次事件孙瑜、赵丹由于周恩来的保护而没有整垮,但是江青对他们是不会甘心的。”这是江青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尽管“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明眼人一看便知。
5、胡耀邦誓言感天动地
在这篇文章最后,当时已九十高龄的夏衍老人针对《武训传》问题对中国文化教育界以至整个知识界产生深远的负面作用,发了长长的、深深的感慨:
我记得很清楚,1951年我访问民主德国,当时的总统皮克单独接见我的时候,他就说:德国有最优秀的思想家、艺术家,但现在由于他们不了解共产党,所以许多作家、演员还在西欧和美国,他真诚地希望他们能早日回到他们的祖国。我五十年代两次去捷克斯洛伐克,情况大概和德国相似,捷克斯洛伐克人热爱自己的民族,有自豪感,但在集会或单独会见的时候,很少谈到政治,几乎没有人敢谈到当时的执政党。在东欧,各国都有党领导的文化部门,但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不关心政治。在罗马尼亚,有一位曾在中国读过大学的文艺评论家公开对我说,作家的任务就是写作,不写作而去当官,他就失去了自己的声誉和地位。这一切都和中国很不相同。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大作家如蒲宁、小托尔斯泰,以及不少的演员都跑到西欧和美国,连高尔基也在国外呆了十年。而中国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当然,还不只限于文艺界,科学家也是如此。被美国人扣住了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不是经过艰难的斗争,而回到了祖国么?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触过许多国内外有声誉的专家、学者,如吴有训、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钱锺书、茅以升、冯德培,以及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坚守岗位,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他在文章结束处说:“写到这里,不免有一点儿感慨,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真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四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众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风,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说这是民族的悲剧吧。”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新华社向全国发了通稿。电影《武训传》在“被片面、极端和粗暴”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后,终于得到平反昭雪。话虽然说得平和委婉,但是意思十分明白: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搞错了,是一场大冤案!
走笔至此,我不禁又一次想起1980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在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作长篇讲话的最后场面,他又一次强调要爱护文艺队伍,忽然激动地站起来,举起攥紧的拳头,高声说:“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人们忘情地不停鼓掌。二十多年过去,斯人斯语,恍如昨日,不禁百感交集,怆然于怀。
6 ) 《武训传》不算解禁,伤痕更未抚平
日前,电影《武训传》又火了一把,这部被冠以“新中国第一禁片”的电影正式发行正版DVD,此举被不少人视为“解禁”的标志。
《武训传》是由孙瑜导演、赵丹主演的历史题材电影,电影的主人公是被称为“千古一人”的武训,在清朝的咸丰、同治、光绪年间,贫苦农民武训走街串巷,“行乞兴学”,靠着自己的乞讨,硬是建起了一所所学校,《武训传》讲述了武训的这段传奇人生。
《武训传》其实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就开始拍摄了,不过最早的片方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拍摄,后来由昆仑影业公司买下了拍摄权和已完成的胶片,直到新中国建立后的1950年10月,才最终拍摄完成,并于当年底在中国大陆进行了公映。
刚公映时,各方反响都不错。不过好景不长,《人民日报》于1951年5月20日发表了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文中称《武训传》“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该文由毛泽东修改审定,此后,全国上下便掀起了对《武训传》的大批判浪潮。这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重要的电影批判事件,而《武训传》所谓“新中国第一禁片”的名号,便是由此而来的。
“批判式放映”
从历史事实来看,首先,《武训传》是进行过公映的,并没有被彻底尘封;其次,即使《武训传》后来成为了批判对象,但对其的放映行为其实并没有停止,有时候,为了批判该片,反而先要进行放映——姑且称之为“批判式放映”——事实上,对《武训传》的“批判式放映”一直持续到“文革”时期。所以,《武训传》遭受经由领袖发动的批判浪潮不假,但从始至终很难说完全被禁映了,非要给《武训传》戴一顶“禁片”的帽子,并不十分妥当。
从电影史上看,《武训传》的遭遇是个普遍现象,很多电影都曾在“批判式放映”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如《早春二月》,为了批判的方便,还特意对其不作任何删改,得以完整放映。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的电影发行放映是完全的计划经济方式,各级地方相关部门都按照官方的统一安排层层下达任务,进行电影发行、放映,真要说“禁片”,在这种环境中根本无法与观众见面——甚至,连获得搬上银幕的机会都微乎其微(那时连拍摄电影的基本物资都是计划安排的)。
由于完全没有商业性的发行、放映环境,所以,“批判式放映”成了不少影片大规模与观众见面的主要方式,特别是到了“文革”时期,整个国家的文化生活极其不正常,广大人民群众能见到的电影作品少之又少,而群众运动式的“批判式放映”,反而成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公映方式,但无论怎么衡量,这些电影都没有被完全禁映,算不得“禁片”,更准确的表达,恐怕应该是“受批判电影”。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有许多影片从制作完成就进了仓库,由于技术指标不合格,或受制于经济因素的制约,这些影片从未被纳入公开发行、放映的渠道(譬如早期大量的戏曲片和后来的一批实验探索片),但这些电影显然也不能被称为“禁片”——它们只是不值得公映罢了。
从未被正式平反
所谓“解禁”,自然是基于对《武训传》之类的电影“禁片”身份的认定而言的,不过更惯常的说法,似乎是“平反”。事实上,在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上,就刊登了一篇消息,题为《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胡乔木同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将他的讲话登载在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上,当然可以看作是代表执政党对《武训传》问题的表态。此后,包括胡乔木在内的很多中央领导都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及《武训传》的问题,基本上都表示了对《武训传》批判的不认可,由此,不少人认为《武训传》已经被“平反”(不过也有不少人如崔永元就认为这不能算平反,他在接受报纸记者采访时表示:“我认为胡乔木说的话不能算是为《武训传》平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国家、政府来批判的,那当然要用国家和政府的名义给它平反了。”)
但不管怎么说,《武训传》的公开放映已经不是问题。2005年,在上海举办了纪念赵丹诞辰90周年的电影回顾展,该展览上就放映了《武训传》一片,不过,这次放映也不等同于当下我们俗称的“公映”——我们现在说的“公映”,是指获得了《电影片公映许可证》后,在电影院面向全社会进行的公开放映(依据2002年开始施行的《电影管理条例》)。不过,当时就有媒体以“新中国首部禁片开禁”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但这并不确切——5年前的2000年,上海的民间电影文化机构就在图书馆举办过孙瑜百年诞辰纪念放映活动,这次活动上就专门放映了《武训传》的录像带;而更早的1996年,一部名为《武训》的电视剧便已经播出,这不争的证明了武训作为影视作品表现的题材,已经完全没有限制。
1950年公映的《武训传》,到今天早就过了版权保护期,成了所谓的“公版”电影,从法理上来说,任何人都有权利生产、制作《武训传》的音像制品,此次《武训传》正版DVD的发行,就是完全的企业行为。
发行DVD不是“解禁”
不过照前文所梳理,《武训传》其实从未被禁映,“解禁”自然就无从谈起,2000年的录像带放映和2005年的回顾放映,都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映”。
而正版DVD的发行也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解禁”——例如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一片,就因为“违规参赛”等问题,一直未获准在内地院线公开放映(通俗的说就是“禁映”了),而在2006年,《鬼子来了》的正版DVD却获准公开发售,这实际就反映了电影作品在不同渠道和不同部门的管理下,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态:获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需要电影局或其他有关部门的许可;发行正版DVD,则主要是新闻出版管理机构的审核。
打着“禁片”的名头,自然能为《武训传》在大众媒体中吸引更多的眼球,但经由对电影史的耙梳和对我国电影发行、放映制度的整理,却发现许多哗众取宠的媒体表述并不可取。但不管怎么说,这次《武训传》的“重出江湖”,希望能让更多的观众关注到我们自己的宝贵电影遗产,大批判的年代过去了,是该我们好好反省一下了。
来源:中国网
片长208分钟,赵丹饰演武训。那真是一个伟大的人,为了让穷人可以念书,自己不辞辛苦的讨饭,期间遭遇了欺骗与各种阻碍,结果学堂终于办成,却还遭到了利用。武训及时装疯逃过了一截。他的路还有很长,人民与政府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其实有一点是没有变的,读书是要花钱的。
这著名电影很有教育意义,现在给中小学生看也很好,让他们知道得到教育的权利是多麽的不易。50年代被毛泽东批判,真是无妄之灾,赶到政治的风口浪尖了。
赵丹遗言“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
从中看到了当时百姓最为真实、淳朴的一面,同时也为他们的遭遇感到痛心。对于此片被禁,纯属荒唐。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想想武训,的确是言之有理。
电影里做梦及幻想的场景胜过很多鬼片,粗糙直接反而更吓人。小桃在庙里跟武七最后一面真是no zuo no die,大好前途毁于一时羞涩。100吊钱好像香肠…以及最后朝廷内像马蹄的丞相袖口,像驴蹄的慈禧太后鞋垫…看似很平常的东西在导演镜头下变得另类新奇。年代久远,未能欣赏。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一理论在中国各阶层的烙印如此之深如此长久,而跌落至知识越多越反动也不过刹那光景,从来都是教育妖魔化,从来都是劳心者的解释权,穷苦的只有无辜百姓。此片立场尴尬,触及不慎,难以言说。
出于民,归于民,既为民,亦靠民,共兴利民之业。目标直指新民、新学、新政,不要暴力革命。真是一棵毒得不能再毒的大毒草呵!
要夹带多少私货才能把拍成这样呢?可以想见,这是一部去掉意识形态部分仍能成立的电影。只是影片结尾的解说词把武训全部的苦闷和怀疑都平面化了。如果把开头结尾的解说去掉,整个片子就深度和技术而言都是上乘的。而且看之前很难想象,里面竟然用了许多颇先锋的分镜方式和叙述技巧。可惜了,太可惜了。
《嫁给(封建主义)大山的武训》。
我第一次看中国老电影开始惊讶美术部门的强大,这片子在技术上和艺术上都有很不错,更重要的还是被莫名扣上的禁片帽子,如今看来很冤枉,却也让这部电影成了一个传说。★★★★
如同我们喜欢给文革中遭受磨难的知识分子过高的赞誉一样,我们也会给囿于意识形态而遭到打压的电影过度的赞美,何况这是成为第一棵大毒草的《武训传》。但它的确是部艺术上很平庸的电影,剧情拖沓而冗长,也算不得赵丹最牛逼的表演。技术上拟音做得很糙,配音独独让赵丹操山东话,滥用叠印及象征手法。
各种封建反动思想,难怪被老毛批判。3星半。
不愧为中国第一大毒草,好似神迷玄幻的万花镜,不同的立场视角就能解读出截然相反的观点。在我看来,武七的神性远远大过了人性,就好像一个西方基督式的人物突如诞生在苦难的晚清农村大地上,迷惑了整整四代观众。影片的表现手法和意识形态过于前卫,这在百废待兴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上映无疑是场灾难。
电影传奇
被禁属于正常。办教育没问题,关键是这教育是为何而教育,培养三纲五常和官老爷的教育,不要也罢。
武训把受压迫的原因归结于缺少文化,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上,反贪官不反朝廷。现在看来,《武训传》被禁也在情理之中。
昆仑为赚钱拍成两部长,我看的196分钟。起初只是义学修成武训倒下,陈鲤庭郑君里沈浮七嘴八舌添添补补,多出若干反转、文武双线、超现实段落,首尾套上黄宗英的阶级说教完全变了味。意识形态同新民主主义摇摆不定,理性颂歌与阶级觉悟互相拧着,周大起义不伦不类。武训不是陶行知,武训不足为训。
凡是能被禁的都是因为自身的预言性
毛爷爷说:武训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真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