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影片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生理欲求，甚至让它成为了故事的主动力。不论是男女，还是饮食，皆像两条欲望的河流推着人物往前走，而政治不过是给了欲望以躁动的契机。不论是创作者有意或是无意，性、食物多次清晰地显现，性与食物的夺得与失去，很大程度上昭示着政治地位的获取与失落。 政治首先成了李国香打压自己性嫉妒对象胡玉音的武器。从一开始，影片就有意渲染了李国香与胡玉音之间性魅力的对比落差。按照李国香的看法，男人见了胡玉音“就像猫儿见了腥”。作为芙蓉镇的豆腐西施，胡玉音的身体就像她的米豆腐那样受人欢迎，两者互相彰显，互相隐喻。只要胡玉音的米豆腐摊存在一天，她身边就会环绕着无数的男人，老实巴交的丈夫黎桂桂为她奋不顾身，大队支书黎晚根、粮站主任谷燕山扶助她开店并时时光顾，就连被打成右派的秦书田，也不忘在她的摊子上帮忙。更有意思的是，谷燕山路过供销社门前时，李国香热情巴结，有意追求，而谷燕山甚为不屑，冷淡地应付过去之后即走进胡玉音的米豆腐摊，并在胡玉音受到李国香为难时进来解围。两种态度的比较之下，李国香的受挫感可想而知。于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开始了，虽然胡玉音是被动卷入而且也并不十分清楚自己受到攻击的原因。胡玉音的新屋建成成了李国香对她进行攻击的突破口，而且更为可笑的是，她不仅攻击胡玉音米豆腐摊的高盈利，而且把帮助她的男性一并拖入打压。按她跟谷燕山所说的“你们是一个小团伙”，什么团伙呢？是牢牢占据住芙蓉镇“革命果实”的“利益团体”，其实，更可以说是胡玉音和她的裙下之臣所组成的一个让李国香时时感到失落的团体。只有借助政治去击落这样一个团体，李国香才能摆脱性的失落而享受政治上的成功，从而把政治-性的关系给置换过来。 李国香成功了，她成功地关闭了米豆腐摊，逼死黎桂桂，让黎晚根背叛了胡玉音，一时间，胡玉音成了“镇上最苦的年轻寡妇”。而自己也终于从王秋赦身上找到了自己作为女人的象征。从这里看，她似乎反转了自己的地位。但是，当秦书田提交要和胡玉音结婚的申请书时，她自然再一次感受到威胁与嫉妒，其怒火中烧并拿此事大作文章自然不可避免。于是，秦书田入狱，胡玉音再次守活寡。这变成了特殊年代下，一个女政治狂热者运用政治手段打压意念中情敌的故事。而故事该让人思考的一点就是，如果胡玉音不是一个美女，一切还当如此发展吗？还是说一切早就有先决寓意的，自由就如同美人受人喜爱，而意识形态的禁锢就如同一个没有“人”气的老处女李玉香那般让人厌恶；同样，独裁政治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自由与开发的美与魅力？王秋赦与李国香的苟合，正反映这种极权禁锢，也只有二流子王秋赦（赤贫无产且好吃懒做）才趋之若鹜并从中获利。 胡玉音始终是和米豆腐联系在一起的，米豆腐的兴衰正暗合了她命运的起落，也暗合了她性魅力的彰显与黯淡。四清运动之前是胡玉音人生的高潮，青春正茂，豆腐摊生意也十分兴隆；新屋建成宴请宾客更是有酒有肉。及至受李国香打压成了新富农婆，豆腐摊也就此关闭。等到对秦书田日久生情，开始这段恋爱之时，她竟又做起米豆腐来了，她生命在长久的黯淡中出现了一丝亮色，这里我们看到秦书田吃了她的米豆腐，这是有多重象征在里面的。米豆腐摊的再次开业已经是文革结束、秦书田回家之后了，豆腐摊恢复了往日的活力，只是此时美人已韶华不再，但她终究还是过上了“人”的日子。 王秋赦更是紧紧地和食色/政治捆绑在一起的。对比于色而言，食才是他的生死命脉。影片有意多方凸显他强烈的食欲。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在食欲和性欲上皆十分饥渴的男人，先是在供销社门市部对着大鱼大肉探头探脑，接着来到米豆腐摊蹭了一碗豆腐吃，再对着玉音姐的性感乳房两眼发光。可以说，他“运动”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在于食欲的满足，财富的拥有。运动中他获得了政治地位的上升，而当他在北京归来后，影片除了极力渲染门市部的人员对他极尽谄媚之外，更让满桌的酒肉来显示他的满足。当他被怂恿着跳舞之时，手中还拿着一个猪手，更是丑态毕露。王秋赦对于弄权其实没有真正的兴趣，因为他对政治既不了解，也缺少野心。因而当他“掌权”之后，并不见他刻意地去打压谁，就连此前对他态度恶劣的门市部掌勺，似乎也没受到他丝毫的惩处。政治在他看来，就是利益，就是食物，其余关系不大。当李国香再度当权之后，他急于去讨好李国香，更大程度上是怕自己的“粮仓”不保。有意思的是，当他把自己梳洗干净去见李国香时，影片也凸显了李国香的“欲”。她从锅里捞起一个热腾腾的鸭腿，坐在桌子旁大口吃喝，在一旁的王秋赦极为贪婪饥渴。对他俩而言，运动就是分一块肉，当王秋赦胡编乱造说谷燕山背后骂她之后，让她感到他的忠心与用处，她才把吃到一半的鸭腿递给他。而且就在这一晚，他们不仅分肉成功，还自此开始了男女之事。所以，运动的领导者就是野心家与二流子，两者的苟合形成了强势的力量。不过，运动过后，野心家高升了，而二流子却疯了。 谢晋模式的批评，是认为他把政治替换为道德寓言。但从《芙蓉镇》来看，却可以发现弗洛精神分析的若隐若现。道德背后是人之大欲，饮食男女。它们是两股汹涌的欲望之流在运动的表皮之下翻腾着，写就了一个政治/食色的故事。

2019/1/9续

看戴老师《性别中国》，早就觉察到了“性”在影片中的运作方式

P88“在中国版的性/政治修辞中，冷战年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叙述再次蜕变为某种性别与欲望的叙述：分辨好女人与坏女人，并分别予以褒扬和惩罚：归还其男人或将其放逐在性别秩序与欲望满足的可能之外。”

难得还能找到一部反应WG，还没有被禁的片子。

80年代真是一个思想解放，百花争鸣的时代。崔健扛着《一块红布》的摇滚大旗唱遍大江南北，伤痕派文学，现代朦胧诗慢慢兴起，随风飘来的还有来自海峡两岸的歌声。当然这部《芙蓉镇》也出自那个年代。

整部电影比较真实的再现了WG时代的个体命运沉浮。作为普通的老百姓，真的不知道风究竟会往哪个方向吹，在一次次暴风来袭时，只能被狂风吹的流离失所，疲于奔命，甚至于只能像牲口一样的先活下来再说。

而不断变换的风向，也让人性的丑陋显露无异。李国香被打倒时，其一手提拔的王秋赦把破鞋挂在她脖子上，当她被平反，又当上了县领导时，王秋赦居然又舔着脸来找她，真是墙头草，随风倒，领导让往哪倒就往哪倒。

其实王秋赦这个懒汉，人性本身在历次运动中没有任何变化，为什么在有的运动中会被委以重任，有的运动中被边缘化？因为衡量的价值观标尺变了。这便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价值观的风向，不是空穴来风，衡量的标尺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运动的需要不断变化的。稳政权时代，需要无产阶级的坚强领导，贫下中农以及雇农，当然是又红又专，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忠实拥护者、捍卫者，而稍微赚了些钱的个体户，当然是站到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成了剥削阶级，逃不过被打倒的命运。

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经济强国是首要目标，重商，崇商，企业家精神满天飞是理所当然，如果企业家被当成剥削阶级打倒了，这经济和国力，谁来强大呢？

所以，吹什么风，不是空穴来风和头脑发热，都有着其背后正确的逻辑，虽然时隔多年，有些时候看起来觉着荒诞，但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你认为的荒诞，只是信息不充分情况下的想当然。

略微遗憾的是，影片作品只描述了风来后，狂风暴雨中个体的悲惨命运，而不能更进一层次，引导人们有所思索，这风起的原因是什么呢？如何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重复上演呢？

最后，片尾王秋赦的“运动了，运动了”的喊叫，和姜文的话“还是小心点他，他说的对。”，还是有些意味，因为运动产生的环境、主体、条件又再一次万事俱备时，风还是继续会吹。只是老百姓，不知道风会往哪个方向吹。

生活的背景是不一样的，但是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过不下去，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只是影片把那一部分表现的很明显，然而我们在这样的痛苦的经历之下，更应改开心的生活。

我们改变不了环境，我们改变对环境的态度，对事物的看法，自信快乐的度过艰难的日子，跳着舞步扫大街，不被批准的自由婚姻，看后很有感触，生活原本如此，我们善待自己，善待她。

跑偏一句，年轻时候的刘晓庆真美。

一直对姜文的电影了解不多，除了广泛熟知的鬼子来了，和让子弹飞，几乎没有看过他的其他作品，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受人推荐，看了这部电影，感慨良多。

电影摄制于1986年，正是思考反省的年代，很多针砭时弊的作品，电影芙蓉镇也是所属，不过却有其独特之处，没有强用力的地方，没有血腥批斗的场面。因为影片中秦书田的一句“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不免会和另一部反映文革题材的《活着》做比较。据传闻电影分为两个版本，一个是164分钟版本和目前看到的129分钟的版本，据传闻大概删掉了李香国开头找茬和她倚靠叔叔的关系成为了芙蓉镇的代理人的一段戏。如果属实，那么这也许就能解释了为什么文革结束了，她还能继续担任领导拍拍屁股走人的原因了。

回顾两部80年代的电影庐山恋与芙蓉镇，都出自八十年代，都反映了文革这段不幸的历史。从思想性、艺术性和影响力来看，《庐山恋》远远赶不上《芙蓉镇》。

为什么芙蓉镇可以更具有批判性？通过各种佳片总结，不难发现，一部优秀的作品永远不会把自己个人的感情代入到角色身上，优秀的作品往往是一个冷冰冰的上帝视角，让你看完感觉到一种无能为力的蹂躏感却又无可奈何。这就是大时代下的老百姓的悲哀感。电影结局也并没有因为胡育英的悲惨遭遇告诉观众终于冲破黑暗归于平淡，而是用王秋赫的几句疯言疯语运动了运动了和李香国保住了自己的政治体制官职作为结局。这样比一部分电影坏人终遭惩罚更有震撼力。

所以，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芙蓉镇都应该修建一座电影院，轮番播放电影《芙蓉镇》，让芙蓉镇有名有实，名副其实，利在当代，功在千秋，惠己利人，何乐不为？

电影《芙蓉镇》是以胡玉音为主线进行的线性叙事，讲述的是小人物在时代中的悲剧。这样的叙述方式和小说《芙蓉镇》是不同的，小说是以一种全知全能的视角进行展开的，两条线索齐头并进，一条是胡玉音在芙蓉镇上的生活及其周围人物的故事，不同于电影经由回忆来补充每个人物的“前史”，小说采用的是插叙的方式，详尽地交代了每个人物得以形成的核心事件。另一条线索讲述的是几次政治运动悉数在芙蓉镇开展的过程，这条线索的隐去使得小说和电影的内核有了截然不同的意味。

小说的第二条线索以杨民高和李国香作为切入点，杨民高传达中央文件和批示，李国香到芙蓉镇进行具体的政治实践。于是，数次政治运动经由李国香和第一条线索中的胡玉音等人产生了连动。有趣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策略是不同的。在电影中，第一条线索的人物：胡玉音、桂桂、黎满庚、谷燕山和秦书田，在围绕着胡玉音的线性叙事中，或多或少经由回忆的形式补充了人物各自的“前史”，其中包括了桂桂与胡玉音相识婚配的过程，黎满庚与胡玉音的青梅竹马之情，谷燕山在战场上留下的难言之隐以及秦书田和胡玉音的第一次见面。一方面，这使得群像中的人们不再面目模糊，另一方面，也补足了上述人物在处理与胡玉音相关的事件中的动机，使得叙事更为流畅。但奇怪的是，小说第二条线索的人物在电影中失去了他们的“前史”，无论是吊脚楼主王秋赦，还是国营饮食店女店长李国香，他们对于胡玉音的处理方式由于“前史”的缺失而无法提供行之有效的动机。于是失去了前史的这两个人物，似乎成为了携带着电影创作者意图而来的，推动电影叙事的设置。

在小说中，李国香的“前史”叙述的是她作为一个大龄单身女青年，始终没有找到符合她对于政治身份和性吸引力要求的对象，并在此过程中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感和性欲望，与已婚男子有染的故事。如果我们假设这段“前史”在电影中出现，观众很可能会对李国香产生一种道德判断，并且它将持续会影响观众的后续判断而扰乱主线叙事目的。大概出于这样的考虑，电影中李国香的“前史”被抹去了，于是她的身份便不再带有道德的负面印记，而是单纯以县委工作组的干部身份进入芙蓉镇开展工作。这就导致了后对于胡玉音的审查工作的动机与小说中截然不同，她不再是因情欲不满而嫉妒陷害胡玉音，而是以她政治身份所代表的权力秩序作用于胡玉音。这样的改编直接左右了电影的叙事目的，不同于小说通过李国香这条线索呈现的是上层的政策指示经由个体实践时由私欲而发生的偏差，电影将小说所观察的导致文革灾难原因的复杂性简化了，不仅是李国香“前史”的缺失，县委书记杨民高这一角色被删除也是出于这种观察下的考量。杨民高在小说中作为中央的政策和地方的实践人员的沟通者出现，在电影中这一功能被李国香这个角色所包揽。那么，如果芙蓉镇的阴影不因李国香的私欲而起，电影告诉我们的答案是否就是，可以简单地把文革在地方实践造成浩劫的原因指向文革本身呢？

电影自行添加了一段李国香与秦书田在文革结束后，一个在返乡途中，一个在迁职路上相遇的桥段，并发生了如下一段对话：

“秦书田同志，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吧？”

“哈哈，秦书田同志，听着，不大入耳啊。”

“你这次平反，还是我签的字啊。”

“对，正当手续嘛，少不了你这一关。”

……

“一切都过去啦，也许，我还能帮你什么忙。”

“我看，你还没成家呢吧？啊？”

“我这就到省里去结婚。”

“安安静静地成个家，学着过点老百姓的日子。别总想着和他们过不去，他们的日子也容易，也不容易啊！”

在这段对话之前，电影中所发生的与李国香直接作用于胡玉音身上的政治运动是两次，第一次是清算胡玉音米豆腐店的经济情况，把她划入富婆阶级，没收了她新盖的楼房并派去打扫青石板街。第二次是否定胡玉音和秦书田合法的夫妻关系，以反革命罪判处秦书田有期徒刑十年，和胡玉音有期徒刑三年，并使二人分隔两地。如果说第一次政治成分清算尚且还能算做上行下达的政治任务，那么第二次对他们反革命罪行的论处在文革政策中是无法找到相对应的依据的。那么，李国香判处他们罪行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秦书田认为李国香获取了家庭身份后就不会通过政治身份将罪行加之于他和胡玉音？

电影的叙事中秦书田是知道李国香和王秋赦存在肉体关系的，当他得出李国香拥有家庭身份后便不会为难他和胡玉音合法夫妻身份这一结论时，基于的是一种由己及人的道德判断，其中所暗含的语境是对李国香自身也无法拥有合法夫妻身份的观察。但是这个观察缺失了电影细节的铺陈，也就是小说中李国香“前史”所提及的她的择偶政治标准，由于王秋赦远远无法达标，所以李国香不可能和他结为夫妻。这是电影逻辑中的空白，如果不是借鉴了小说中的“前史”，电影中的秦书田是不可能得出这个结论的。同样，这也证明了电影对于文革观察的漏洞，胡玉音得以在文革中像畜生一样活下去的理由是家庭价值的支撑，秦书田认为李国香为难他们的原因是她没有成过家、不懂老百姓的日子。家庭似乎成为了个人抵御来自外部的恐惧的有力因素，这个判断本身或许是正确的，但是家庭如何影响象征着权力秩序的人，直接作用于外部以瓦解秩序，这一点在电影的逻辑中是缺失的。

《芙蓉镇》的电影和小说都叙述了一个关于欲望与爱情的故事，但叙述方式的改变导致了电影具备了不同于小说的内核。在电影中，胡玉音在第一次政治运动中失去了丈夫桂桂而一度轻生，但在第二次运动中在孩子军军和服刑的丈夫秦书田的支撑下像畜生一样活了下来，这是个人通过家庭的力量尝试着抵抗社会暴力，这或许是电影所指示的在文革浩劫中的一条出路。另一方面，对于李国香所代表的权力秩序的想象却过于薄弱，失去了小说“前史”的李国香，她/权力秩序苛难于胡玉音和秦书田的动机对观众来说较难理解，人物逻辑的缺失暴露了电影观察文革的视角仍旧有待补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