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像在中国一样，在拉丁美洲，基督教也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枪炮和贪婪的殖民者一起进去的。虽然同时进来，但他们仍然壁垒分明。宣教士是因着爱和信仰渴望把福音带给被殖民者看作animal的土著，把他们Christianized。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者，虽然名义上说自己是天主教徒，但骨子里却是贪婪残酷的撒旦之子；他们通过在欧洲要挟教皇的权力来逼迫天主教放弃拦阻他们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和侵略。最后虽然以教皇为代表的教会妥协了，把无辜的印第安人交给殖民者，但在土著里传教的修士们却违背教会这个自称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留下来和土著一起面对欧洲殖民者的枪炮，不过有的修士选择了暴力还击，有的修士选择举着十字架走向殖民者的枪炮。看着一个修士带领手无寸铁的印第安人走向来犯的殖民者，一个个倒在血泊里，那种从信仰而来的力量超越了暴力。

电影也含蓄地讽刺了天主教官方对殖民势力的妥协，在欧洲教皇为了抱住在各个国家的势力范围，就不得不在印第安人的事情上妥协，把印第安人的利益交给殖民者，自认为是为了保全整体割掉一部分，但通过妥协信仰的原则换来的安定会持久么？印第安人的利益成了宗教权利和世俗权利较量的筹码。

这部电影不仅告诉我们欧洲不代表基督教，而且也告诉我们教皇教宗和主教这一整套天主教的官僚体系不能代表Christinianty,更不能等同上帝。所以在孟度沙祈求神父赐福给他的时候，立志顺服教会权柄的神父虽然拒绝给他祝福，但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如果你做的是对的，上帝一定会赐福。如果不对，我的祝福也没意义。”这句话已经撼动了天主教作为上帝人间全权代理人的地位。

第27届法罗岛电影节第6个放映日为大家带来主竞赛单元的《教会》，下面请看场刊影评人的评价了！

米米

悲壮的只有摄影中的大自然。

和人类文明比起来，爱显得那么渺小和伟大。

孟山

配乐很美

dama.W

一部从开头自信并自我感动到结尾的电影。从剧情，表演，摄影，配乐都自我感动到极致的电影。提醒人们不能靠蛮力，这只能获一时之利；得靠精神，这能永久掌控一切。完美契合一些人和组织的想法，“太美了”“爱能战胜一切”“爱是最崇高的”

Andrea

白人原罪的主旋律，文明对待另一文明的态度，往往是野蛮。

一桶猫

唯一让人感到惊艳的是摄影和配乐 讨厌说教部分 叙事冗长无聊

消亡之人

太用力在凹一种史诗感，对殖民与宗教的反思只有浮在台词表面的浅浅一层。

快乐王子

场面壮丽恢宏，尤其是磅礴的水流与瀑布营造出了自然景观中的崇高感，令人心生畏惧的同时也暗示了悲剧的必然。虽然影片对于文明-野蛮有着一种反思的态度，而且也很明显地表现了传教只是侵略的另一种形式，但其实还是弥漫着高人一等的人类文明傲慢姿态，这使得反思也变成一种文明对于野蛮的施舍了。

三色堇紫

罗兰·约菲导演史诗般的宗教冒险片。未曾被污染的纯洁之地，随着闯入者的到来见证了新一轮的生与死，土著民族的淳朴散发出未开化的文明，宗教意味的言说散布着信仰般的光芒，劳其筋骨的惩戒，是为了潸然泪下的释怀瞬间，放弃生命，或是拥抱自己。结尾时众人并肩前行面对枪炮的洗礼，眼神里毫无畏惧的神色，只有一往无前的坚定与信仰，与神同在，与族同亡，与信仰同生同灭。冗长乏味的说教片段让人难以与之共情，或许只有真正拥有相同信仰的人才能明白，这其中所蕴涵的神秘力量，而我却不在这里。

伊菲吉妮娅

信仰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当它面临炮火纷飞，横尸遍地的时候...它到底能帮到人们什么？是内心的宁静？纵使屹立于炮火之中仍勇敢前行？...信仰终究是信仰，可望而不可即...生命的长度不是信仰能够决定的...

FranzCamus

即使有再好的摄影构图以及配乐 我也无法深刻地苟同这部作品本身所传达的价值观。宗教 不应该是被这样使用的。

#FIFF27#第6日的场刊将于稍后释出，请大家拭目以待了。

21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特别棒！加了那么多标签因为是86年的片子，还得加上莫内康利大师配乐，连姆尼森还是小鲜肉的时候，摄影也特别棒，拍伊瓜苏瀑布甚至能感觉到清新的水汽，在这粘腻的黄梅端午的湿热午后，这种宏大史诗的电影必须在电影院看。十六世纪西方殖民在南美的原罪，那时尼采的上帝还没有死，德尼罗演的罗德里格斯虽因弟弟睡了他的情人心生嫉妒在决斗中杀了他，还能蒙上帝（铁叔）感召拖着一堆废铜烂铁像西西弗斯一样去瀑布上面传道求得救赎，铁叔给跪了（有没有因此片减肥？）扮上就是个苦修的father圣人，教会都跟政府利益交换了，政府军利炮都上了，你还用人肉十字抵挡你是不是傻？但主教说了，他们虽死犹生，我们虽生犹死，多少传教士们就这样凭着信仰征服了那些蛮荒的处女地，教会就这样在全世界圈粉者众，我想这或许就是普世价值灵。but, 如果有上帝，上帝为什么可以眼睁睁地看着那么多生灵涂炭呢？所有我觉得导演也是个不可知论者。最后孩子在水中拾起的是小提琴而不是枪有点强行上价值了，回到丛林中难道不是枪更有用，or ,both?

看片时不时想到略萨描写的南美雨林，真是让人着迷。盼望疫情这样的disaster早点过去，可以划去愿望清单上这一项，上帝给了人类无数次机会，人类能否从一次又一次从灾难中得到救赎呢？

以下均摘自胡斯托·L.冈萨雷斯所著的《基督教史》。

今天的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是西班牙殖民者最后征服的地区。在几次失败的殖民之后，他们于1537年在今天巴拉圭的亚松森（Asunción）建立了一个贸易站。这里的西班牙殖民者孤立无援，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存依赖于印第安人，因此十分友好地对待印第安人。许多印第安人聚集在方济各修会的宣教士所建立的小镇，他们在这里教授印第安人欧洲人的农业技术和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其中一位宣教士还将圣托里比奥（即托里比奥·阿方索·德·莫格罗韦霍）的教义问答译成了当地印第安人语言瓜拉尼语。

然而，耶稣会会士最成功地应用了这种宣教方法。在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其他许多地区，宣教士建立起印第安人生活在他们指导之下的宣教站，最著名的是他们在墨西哥北部建立的宣教站。但普遍的实际情况是，附近的西班牙殖民者通常会妨碍宣教士的工作，有时甚至会毁掉宣教士的工作。因此，耶稣会会士与方济各修会的修士不同，他们并没有在亚松森附近建立印第安人宣教站，而是决定冒险进入欧洲 殖民者罕至的地区。罗克·冈萨雷斯（Roque González）促进了这些传教站的建 立。他是在亚松森长大的耶稣会会士，因此可以说一口流利的瓜拉尼语。他懂得印 第安人的语言与习俗，这可以极大地消除印第安人的敌意，从而能够建立印第安人自愿居住的宣教站，而不是西班牙殖民者强迫他们居住的宣教站。

实际上，这些印第安人宣教站是小的神权国家。虽然印第安人自己选出自己的领袖，但是，宣教士是他们的最高权威，宣教士的话不仅是宗教与道德事务的最高 权威，也是一切实际事务的最高权威。因此，耶稣会的这些宣教站在为保护印第安人、引进农作物新品种和发展畜牧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家长式统治也成为它们的标志，这令西班牙殖民者在拉普拉塔的整个殖民事业都依赖于宣教士的存在与指导。这些印第安人宣教站的基本布局几乎完全相同。在宣教站的中央，是一个大的 露天广场，集会、节日庆典和游行都在这里举行。露天广场对面是教堂，教堂建有 宣教士的公寓。在宣教站中，还有一排排居民住宅和专供寡妇鳏夫与孤儿居住的独 立房屋。一间巨大的仓库存储着食物、种子和其他公共财产。其余房屋是各种不同 的工厂。

虽然允许拥有小型的私人花园，但是大部分财产是公有的，包括绝大多数土 地、牲口、工具和种子等等。所有人必须在公共田地里劳动一定的时间，但他们也 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照料自家花园，或练习与应用其他技能。在一些印第安人宣教站中，一些技艺高超的工匠可以制造质量很好的管风琴。

然而，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也有困难。在印第安人宣教站附近的每一座城镇，都有拒绝加入宣教站的印第安人，他们不断鼓动宣教站里的印第安人离开或起义。印第安人宣教站的创建者罗克·冈萨雷斯就是在这样一次起义中惨遭杀害。他于 1934年被追封为圣徒。但是，这些宣教站的最大敌人是白人：西班牙殖民者和葡萄牙殖民者。葡萄牙殖民者在巴西殖民，他们担心耶稣会宣教站会成为西班牙殖民者 向葡萄牙殖民地渗透的先锋。但是，引起葡萄牙殖民者憎恨耶稣会宣教站的主要原 因是耶稣会会士阻止他们奴役印第安人。西班牙殖民者也因同样的原因而反对耶稣会宣教站。他们认为，如果不是耶稣会会士，所有印第安人都会在托管制度下成为他们有效的劳动力。

1628年，一些来自圣保罗（São Paulo）的葡萄牙殖民者开始袭击耶稣会宣教站。他们将宣教站夷为平地，掠走印第安人，卖为奴隶。有时，耶稣会会士会与他 们所牧养的印第安人一同踏上不幸的艰难跋涉之旅，直到奴隶贩子强迫他们离开。 后来，耶稣会会士将他们的宣教站迁到了距巴西更远的地方。但是，奴隶贩子很快就尾随而至，结果他们只能迁到更远的内陆。

考虑到这种情况，耶稣会会士决定将印第安人武装起来。印第安人的店铺被改成了兵工厂，一支常备军在一名耶稣会会士的领导下建立起来。教宗乌尔班八世将所有胆敢进入耶稣会宣教站抓捕印第安人的基督徒都革除了教籍，国王腓力四世宣布，印第安人是自由的，他们并不是奴隶。但是，葡萄牙殖民者还是来了，他们通 常会得到希望毁掉所有耶稣会宣教站的西班牙殖民者的帮助。1641年，印第安人和耶稣会会士在一次激战中击败了入侵者。耶稣会会士不断受到非法武装印第安人的 指控，但是，这样的指控在罗马和马德里都得不到任何支持，罗马和马德里都认为，耶稣会会士有权武装自己和他们所牧养的印第安人，因为他们是在自卫。在这样的情况下，耶稣会宣教站欣欣向荣，到了1731年，已经有超过十四万印第安人住在耶稣会宣教站。

然而，反对之声始终没有平息。有传言称，耶稣会藏匿了合法属于国王的大量黄金。不断的调查证实，这样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后来又有传言称，耶稣会决心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甚至已经选出了国王——“巴拉圭的尼古拉斯一世国王”（King Nicholas I of Paraguay）。当时，在欧洲流传着对耶稣会不利的类似指控，当时统治西班牙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波旁家族（House of Bourbon） 采取了反耶稣会的政策——原因之一是耶稣会始终支持哈布斯堡家族（House of Hapsburg）——因此，西班牙国王于1767年下令，所有耶稣会会士必须离开西班牙的全部殖民地。西班牙总督一接到这些命令，就开始担心印第安人会爆发起义。但是，耶稣会会士鼓励印第安人接受新局势，他们和平地离开了。

原计划是，方济各修会和多明我修会的修士接替耶稣会会士。但是在西班牙殖民帝国上下都有耶稣会会士所留下的空缺，多明我修会和方济各修会的宣教士人手不足，难以补足这些空缺。由于缺少领袖，许多宣教站消失了。世俗当局开始剥削印第安人，而且，新来的宣教士几乎没有保护印第安人，因此，印第安人渐渐失去了对宣教士的信任。葡萄牙殖民者很快便再次入侵拉普拉塔，抓捕印第安人。一些西班牙殖民者也这样去做。到了1813年，宣教站的数量降至以前的三分之一，而且数量还在继续下降。在基督教常常压迫与剥削印第安人的年代，巴拉圭宣教站这个不和谐的见证，没能抵挡住贪婪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