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邀第一季

看了蔡澜这期《十三邀》突然对许知远产生了一种理解的怜悯，因为理解，所以怜悯。 许知远是一个喜欢于探索和研究的人，但不是钻牛角尖；他的思想是过于怀旧、过于向往崇高、太过理想化；也对世界有足够多了解之后，会很敏感的对这个世界担忧和焦虑，更可以说是他自己的迷惘。就想他说的“这是一个让我非常兴奋又疲倦的时代，兴奋和疲倦的来源都是相似的，这么多层出不穷的新事物，全球的各种信息碎片，不同时代/空间，都同时向你涌过来，然后你不知道如何消化所有的这一切。” 很多人都在说许知远很偏激，喜欢用自己的视角来强迫他人服从自己，我觉得说这些的人不过也太主观了，许知远在每一段谈话中，会充分的表达自己的看法，但他又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罗振宇所说“在许知远的对面，你会觉得自己有说话的欲望，因为你知道，不管他同意还是不同意，他听得懂。”我看来，这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访谈类节目，这是一个关于许知远的谈话类节目，像是在听两个相似/不同灵魂之间日常的谈话，如果有人真是想了解被访谈者背后的故事，直接去看他传记或者是访谈节目就好了。 不用我去强调，许知远是相当聪明的，但他确实陷入很深的思维沼泽当中，用蔡老先生的话，思想包袱过于沉重了。 更多的是很羡慕他的敏感，但有时候又同情他的执着。 “每个人都是带着成见来看待世界，如果你不带着成见，那你对世界根本就没有看待方式。” Los 2018/8/26

不得不承认许知远是个很懂得运用自身特权获取资源的人，否则也不会一季节目里能列出这一个怎么都说不上差的邀请名单，于是尽管我把许知远骂得狗血淋头，我还是得捏着鼻子吃下这口屎。不过既然吃了，那就至少得记录下每一期的大体，不让自己白白吃一顿。

第一期的罗振宇和许知远表面上似乎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维度的极端，但本质都是那个年代吃了时代和性别红利上位的人，是“中年异性恋男人”，他们最终不过是殊途同归罢了。 第二期的姚晨尽管聊了四个小时，但结果被剪进正片的不到二十分钟，正如许知远被制片人骂的“你的生活经验太局限了”，他和姚晨的访谈不过是毫无意义地试图将其人生线性地归纳出来，然而女性的记事与叙事方式却不是连续的，于是就会显得姚晨似乎什么都不记得，把整个访谈变得“似是而非”。 第三期的与二次元对话，倒不如说是彻头彻尾的猎奇。如果批判动漫文化的浅薄与快餐化，那它充其量只是（后）福特主义时代下的一个折射，结果被许知远自以为是地局限在那一亩三分地，根本无法跳脱。 他始终只是试图用年代来划分某种特定类型的（男）人，企图将他所认为的二次元归纳到某种可以被解释为“精神匮乏”的，以此突出他自己所站的制高点。 第四期的冯小刚端着的那副架子，以至于有时候我都不能分辨出他偶尔话语中流露出来的情感究竟是不是真心的。我始终不能理解他将《我不是潘金莲》说得那么“舍得一身剐”的动力是从哪来的，或许只有这样才能正名他的成就吧。 第五期的叶准真的言之无物，许知远根本切不进命脉，作为北方人的他无法理解广府与香港在政治、地域、文化、语言上的异同，结果兜兜转转就只能围绕着那个年代的“出逃”来聊些浅显的玩意儿，更不用说他全程表现出的对咏春的不以为意。 第六期的李安真的很温柔，比起许知远这种“我懂得比你多，所以如果你做得不够‘对’，我就鄙视你的”知识分子，李安则是他知道他在时代洪流前的渺小，也能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可是他知道他无法袖手旁观所以不得不做点什么。真的很可惜时间太短了，还没能更进一步就结束了。 第七期的张楚只能说他就是那个时代被推出来的那个人，他自己也意识到自己被钉在那个位置上再也下不来了。你说他有什么特别的吗？并没有。但他至少不试图重新掌握回这种主动权，这一点至少在许知远不断炮轰下都能四两拨千斤地打回去，比许知远高不知几个境界。 第八期的蔡澜印证了为什么我对他从小一直完全没有任何好感，因为他不过就是那个时代的受益者罢了。蔡澜聊十几岁时把比自己大几岁的女生搞大肚子，许知远居然问“后来怎么摆脱的”，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我太羡慕你了”。 蔡澜解释他如何追求女性的时候说:“丑的照杀，好看的就会跟着来了，”许知远只是大笑然后敬酒“我太佩服你了”，最后连吃个鱼春都要问“这可以壮阳吗”，难怪他最后要说很久没有聊得这么尽兴了，毕竟真的臭味相投。 第九期的俞飞鸿是彻底地被撕下了他的假面具。当他和俞飞鸿聊武则天，结果认为武则天的行为是受制于女性身份的焦虑，还会反问她“你为什么对性别那么敏感”。 俞飞鸿的回答：“不得不承认这是男权社会”“认清事实本身”“本身构造就有区别”“我不会轻易喊女权”本身其实不完美，但是当她反问许知远“死亡是不是你们男人最大的恐惧”时，我觉得批评她不够激进是没意义的，能够打许知远脸即可。 “生命本身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活得有滋有味正是因为它的无意义。”或许她这句话正是解释了她无能反抗结构性的压迫的自我反省吧。 第十期的陈嘉映同样撕开了许知远的虚伪。一句“你真的不喜欢吗？”就击穿了他。“认识到虚伪不算难，认识虚伪下的真实才是最难的。” 同时也对许知远的“精英主义”很好地回应了：“不可能因为知识分子鼓吹什么就能改变思想观念，只能是因为社会结构变化。知识分子干的就是生产产品。 “过去想当然地把社会维持的高度“精英主义”认为是社会良性运转的代表，现在社会发展了自然就要遭到质疑。 “并不存在普遍的信念价值，世界上主要的价值变换都是随着西方的强势价值强加上来的。争取的不应该是论证它的普遍性，而是证明它被接受的原因：它的正确性。” 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陈嘉映同样提到了“男权社会”，但是许知远却对此毫无反应。 第十一期的贾樟柯实在有些让人诧异，也许是拍摄时他正在经历他的人生一次转折，正如他说的他开始对人文性背后的不可琢磨产生了质疑，开始滑向不可知论和神秘主义，于是他的三个访谈都显得特别不一致。他在家乡的那段一对一的时长两个小时访谈里，能得到的信息几乎为零，他似乎根本不确定他正在面临的是什么。他在尝试的天体物理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结果很有可能是，什么都不是。 而第二段的所谓饭桌上男性的饭局则是一场漫长的折磨。饭桌上的中年异性恋男性的话语交换，永远围绕着政治之类的宏观结构，永远看不到“人”，然而可悲的是他们在推杯换盏中建立起了新的社会网络。 唯一有价值的是他稍早一点的“单向街篇”。他谈到《三峡好人》时说到自己意识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社会流动的不可能性，导致他过往的乐观不复存在，甚至提出“只有另一个巨大的变革才能改变现在的变革”。他认为一直需要隐晦的社会文化是有问题的，缺乏的是坦率。但是这与他后续遁入对新技术的探讨和对超自然力的迷恋呈现出某种讽刺。 第十二期的金承志只能说是换了一个年代生存的顺直男遇到了所谓的“中年危机”。这一集非常清晰展现了许知远的采访能力为零的问题。他将这次访谈的浅薄归根于金承志的自我拒绝，倒不如说是他根本没办法想象除了他臆想出来的男性气质外更多的东西——异性恋时间、结婚生子、成家立业。 对谁都要问“情欲对你重要吗”似乎离开了这种性上的掌控，他的男性气质就无法展露。 最后对青楼的探讨同样充满了顺直男对女性的凝视与物化，他们似乎在赞赏青楼女子的才华，但实际上不过是建立在这一“不光彩”的职业上对女性的性化。 第十三期和白先勇的时候，许知远聊到《孽子》时，估计又是怕尺度不对，又是被自身异性恋的特权蒙蔽，老是兜兜转转的，总在那些有些带有窥视的问题上打转，但是白先勇的回答又太过于充满那个年代特有的局限，最终只能得出个“一切为文学”“没什么不同”的问题。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论是“存在了这么久，一定有他的道理”，他认为没有孔子教做人的道理就很难有中国历史的立足之地。 最后尾声时许知远归结出：“个人是改变社会最重要的工具”无法讲清他究竟是过分的英雄主义还是擅长将人物化，或是两者都有，但始终能让人意识到他似乎从来未将“人”当“人”看。

陈嘉映在《十三邀》和许知远对谈时说了一段话：“当代人吧，你说我不喜欢自己的样子，有时候你得问你真的不喜欢吗？我们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们说我不喜欢或喜欢的时候，我在意或不在意的时候，都有可能不够真实。一个办法当然就是我们不去看这些问题，就往下过着就完了。另一个办法就是在有保护的情况下尽可能面对它。当时鲁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还是挺对的。他说就是要拷问出真是下面的虚伪，但是他下面那句话说得好，接着要拷问出虚伪下面的真实。其实认识到我们自己有点虚伪吧，我觉得还不是特别难，这虚伪下面的真实，就是你真的想要的是什么，你在意的是什么，还真是挺难的。”

当然陈嘉映引用的并不是鲁迅的原话，鲁迅的原话出自他评论日本三笠书房《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普及本的文章，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

所以陈嘉映引用鲁迅的这段话是活用了，鲁迅原意是指把那些人都当作犯人一般来拷问，要首先挖出他的罪恶，然后才是挖出他的洁白来。这时候的拷问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他者。而陈嘉映却并不把人当作犯人，毕竟虚伪并不等于罪恶，而且拷问官也不是他者，而是被拷问者本人，所以这就有了区别。这种活用，是陈嘉映惯用的手法，他说自己习惯反过来思考问题，人们习惯思考“哲学家能为雅典做些什么”，他却说“雅典能为哲学家做些什么”，前者仿佛预设了哲学家必须有所为，为雅典而为，可是哲学家本身的存在就已经足够了。

另一位读哲学的人梁文道也曾被质问是不是“披着读书人外衣的商人”，就预设了他一定是个商人的意思，与读书人相比，这就是贬义。只是梁文道大概没有陈嘉映开阔，他不会反过来想，只能说“我既是读书人，又是商人”。所以陈嘉映的“反过来想”实在是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带着预设，带着有色眼镜，自然很难看到真相。习惯了真实下一定是虚伪，就看不到虚伪下的真实。“反过来想”，就是陈嘉映的独特智慧。

当然这虚伪下的真实的问题其实也不好解。拷问犯人，权力掌握在执行者手中，拷问自己，权力却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究竟该如何拷问自己，是严刑伺候还是避而不谈都是可行的。现代人，除了心智不成熟的儿童，少有始终认为自己全然不虚伪的人，或为名利，或为亲友，或为心安，所做的事情都不能称为完全为了自己。为自己本身也是一件虚妄的事，因为“自己”也是一个矛盾的词。

如果多少学过一些佛法，或者了解一些生物学的话，这问题或许不会那么纠结。《心经》中有言：“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所谓“空”者，并非虚无，而是变化。生物体的一切都在变化，细胞在生长，血液在流动，“我”在每时每刻都不是同样的“我”，世间万物的“色”也是如此，总在摩擦碰撞，诞生消失。这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么寻求“自我”的真实是否还有意义呢？自我是空的，那么真实也便是空的。所以无论是真实下的虚伪，还是虚伪下的真实，都是不可照见的。

但哲学就在于抽丝剥茧，盘根问底。自我是“空”的，是没有一个完整的“自我”的，但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这就有了德里克·帕菲特的“心理联系性”。忒修斯之船拆了后重新组装还能叫忒修斯之船吗？帕菲特说只要它的连接关系不变，它就还可以叫忒修斯之船。那么“自我”的意义就在于你和曾经的自己有多大的心理联系性。我们和昨天的自己也许有99%是相似的，但是和三岁时的自己也许只有3%的相似，那么昨天的自己和三岁时的自己到底还是不是自己呢？如果把“自我”看做是零和一，非此即彼的关系，除了此时此刻的一刹那的自己，任何时候的自己都不能真正称为自己，但帕菲特的理论却不是的，“自我”并不是零和一的关系，它是一点一点地变化的，昨天的自己和三岁时的自己既是自己也不是自己。

陈嘉映抛给大家“虚伪下的真实”这样一个问题，可他却早已经深挖到不知哪里去了。在我们都还在纠结“自我”是怎样的时候，他却已经“反过来想”，已经不把“自我”当回事了。这才是陈嘉映作为一个哲学家的真正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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