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曝内幕

   好莱坞或者香港的电影里，涉及到新闻行业的已经有很多了。随便数数，有正儿八经谈论新闻界的，比如《总统班底》，有还有涉及到公关问题的，比如《大事件》，还有是里面的人物有新闻职业背景的，比如《scoop》，比如《十二宫杀手》，甚至是《罗马假日》……（有熟悉电影的朋友可以添加）。这些电影，有心或者无意，总会涉及到很多新闻的理念和新闻道德：比如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比如人性与新闻的孰轻孰重……。与教科书不同的是，这些新闻的原则的呈现，不是定理或者宪法条款，而是通过一些曲折动人的故事，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所表达的新闻理念相比教科书来说，可能更加让人印象深刻。而观众，也可能比一个学生更能获得一些新闻理念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电影，不是教科书，但是胜似教科书。

  《惊爆内幕》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一部电影。

   具体的电影情节我们可以省略。但最好也是做一下解释：cbs60分钟王牌制作人劳埃尔-伯格曼发现了一个惊天内幕：烟草公司巨头对公众撒谎，声称吸烟不会使人上瘾，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元烟草公司的高管之一乔佛瑞-维根(罗素-克罗饰)便掌握充足证据。但是由于烟草公司势力巨大，以非法干预等罪名要挟，使得能够和恐怖分子对峙的60分钟也不得不噤声。在这种情况下，劳埃尔-伯格曼陷入了困境：作为一个新闻人，坚定的新闻人，他该怎么办？

  首先，我们必须说，这个电影已经把一个现代社会的大新闻背景交代清楚了：新闻自由？是的，但更可能是有钱人的新闻自由。一旦涉及到有钱人的利益，新闻自由可能也变得一文不值。即便是号称民主的美国也是如此。

  这个大背景让人很悲观。以至于60分钟的头头不得不妥协说：宁要半截子新闻，也不要没有新闻。这种说法，我们其实有点熟悉了。以前南方周末的老总似乎就说过：不能说真话，但绝不说假话。这两种观点，都是在一个悲观环境中的积极新闻策略，这种策略及其不完美，但也似乎是上上之选。

 正是秉承这样一种理念，cbs最终放弃了播放有jeff画面的新闻，转而寻求所谓更安全的措施。然而对于激进的制作人伯格曼来说，这样的新闻同没有新闻毫无区别。不说真话和说假话有什么区别呢。

 可是面对一个巨大的社会机器，你能怎么办呢。看起来悲观无比，至少对我们来说是这样的。但幸好主人公最后没有这么做，他采取了更加迂回的策略：冒着被解雇的危险，把cbs受到压力威胁的消息透露给了其它媒体。最终，其它媒体把这个消息捅了出来。最后呢，为了保存自己长久才形成的fame，cbs最终站了出来，播放了对jeffery的采访。

 故事最后结局不错。烟草公司受到了惩罚。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伯格曼的策略。

 王牌制作人冒着巨大风险把这个消息捅出去，当然是个人的一种勇气。但是，最终的问题还是要回到社会大环境上来。虽然说，有钱人的新闻自由更多一点，但是在一个民主社会，毕竟新闻自由是一种明文规定的权利，人人可以享有。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虽然说大多数媒体仍有有钱人控制，但是毕竟媒体不是垄断在一个人或者一个公司手里。这就使得这样一个事情成为可能：一条消息在一个媒体发布出来，不代表在所有媒体都发布出来。消息总有走漏的时候，新闻的发布总会成为可能。

而制片人伯格曼显然就是利用了这一点。虽然他会有个人风险，但他知道，烟草公司不可能控制所有的媒体，况且，百年来形成的新闻自由传统，也不是说说而已的东西，而是一种被业界践行的规则。正是这样，伯格曼知道自己的风险是值得的。

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说明只要不是新闻垄断，新闻自由就有被实践的可能。这个道理在教科书里已经被说烂了，但是当我通过这部电影来认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这个道理从来没有这么清楚的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对它的理解，从来没有这么深刻过。

看完这部片子很久都没办法释怀。不是一天两天，是每每想起来，就如刺在心。
这里面有我喜欢的帕西诺和拉塞尔克劳，但这不是真正想说的。
新闻是做什么的？新闻要把真相报导给需要知道它的大众群体。但在国内现在的氛围中，却分明显示着，新闻真相离我们还隔了好多层。我们看见媒体的语言暴力，看见筛选或不加筛选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新闻信息，无可奈何，渐渐地也变得麻木接受。
帕西诺饰演的记者是一个让人敬佩的角色。现实中这种人不一定讨喜，因为他会很犟地去坚持他的新闻理想。对于政府，对于媒体上层，肯定是个头疼的人物。而对于大众，也未必意味着福音，因为他不断地揭露伤疤，让你看到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但他始终是让人敬佩的，或者说，敬畏的。因为物质化的社会里，能够把自己的理想坚持下来的人，仿如神圣。对这些人来说，他想要的，根本就不是三餐饱暖。如果他是吃饱了穿暖了就想赖在家里抱着老婆看电视的人，根本就不会冒着生命危险跟到极端主义份子的阵营去做采访。而对于我们来说，就算有时真的讨厌这种好事鬼，但对于这种敬业精神，永远是带着仰望的姿态的。
理想，这是一个可笑的词汇。在很多环境里是不敢随便谈起的。当一个理想主义的人需要担忧他的基本生活的时候，他要么就是个笨蛋，要么就是这个社会有问题。孔庆东说，你们现在还在担心衣食住行，那就是没出息的表现，你们要考虑的应该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孔先生这句话说得也是不腰疼的，因为如果带着济世的胸怀去地摊卖牛肉丸，自己也会很有自嘲的兴致。
我们骂过西方媒体的不实，但是有多少人回过头来想想，也许他们的角度看过来就是这样？除去资本的丑恶，在一片有所为的土地上，那些为自己的信念坚持着的人们，闪着我们向往的光芒。

——对话《惊爆内幕》主人公，普利策奖得主，《六十分》栏目前制片人洛维尔.伯格曼

郭宇宽

我很多次向同行推荐这部我认为作为记者不得不看的影片，尤其是其中那个令人难忘的制片人形象。影片中的洛维尔穿着皮夹克，头发蓬乱，走路常常微低着头，盯着你看的时候，目光好像要把你射穿。他像一块石头一样固执和坚强，当遭受极大的压力，不得不告诉杰弗里“遇到点麻烦，片子可能播不出来时。”他也没有放弃努力。

当生活中真实的洛维尔站在来自世界各地的近百名记者面前时，他简直受到了摇滚名星般的拥簇和欢呼。在他精彩的演讲结束后，主办者甚至不得不为他挡住围上来的各国记者，以避免洛维尔难于招架而过于疲劳，一个加拿大记者对我说，洛维尔是这个职业的骄傲。离开了《60分》的Lowell Bergman 现在伯克利大学新闻学院当教授，陪同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妻子Sharon Tiller，她是PBS著名新闻调查栏目《前线》（《frontline》）担任资深制片人。

也许我的自我介绍打动了他，晚上在一家位于Norfolk street的酒吧，他接受了我的独家采访，这家酒吧在英国小有名气，是新闻记者的聚会交流之所，酒吧的名称恰好也叫做“front line”，拥有酒吧的几位合伙人都是记者，酒吧的墙上陈列品，全是一些著名记者的遗物，比如一本被子弹击穿的采访本，牺牲前的最后一张照片。两杯马蒂尼酒下肚，我们的谈话在一种轻松坦诚的氛围下进行。Sharon Tiller女士一直饶有兴趣的倾听我们的交谈，并不时发表意见，她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女性，对中国新闻界的好奇心，甚至超过我对伯格曼的好奇心。

我所作的一切是为了公共利益

郭：老实说我是通过盗版碟，才看了《惊爆内幕》这部影片，我真觉得这是一部应该在中国公映的影片，这部片子能给很多人带来鼓舞。

伯：其实这部片子在美国也很低调，而且能出来很不容易，这是一部少有的迪斯尼公司(Disney) 发行的不作大规模宣传的影片，不过还是有很多人看到了。那部片子播出后很多人以为我像艾尔帕西诺（Al Pacino）一样帅，见到我都会失望（笑）。

郭：我印象很深刻片子里的罗素克罗（Russell Crowe）扮演的杰弗里，面对坐牢的危险在大海边苦苦思索，猛然转过身，对你说“去他妈的，让我去作证。”真实的故事是这样么？

伯：是的，杰弗里为此承担了很多，我们对抗的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最初是我说服他站出来公开接受专访说出真相，而不是作为匿名证人，因为这样对公众有更强的说服力，可当他真正站出来的时候，我们遭遇到的压力是包括我在内最初都没有想到的，我们都会说要勇于为捍卫正义而承担责任的道理，而当这个责任真正落到自己肩头时，作出无愧的选择是需要勇气的。

郭：你受到了杰弗里一样的压力么？

伯：我的压力和他不一样，不可能有人来粗鲁的威胁我，因为他知道我是记者，如果这样的话，我会记录下来然后公诸于众。来找我的一般是穿着高级西装的律师，措辞一定无懈可击，非常得体，但微妙的给你传递一种压力。我的老板也不会跟我说：因为我们怕吃官司所以要剪你的片子。因为他们知道我决不会接受这种理由，他们会用堂皇的说辞来劝你，但我不是白痴，他们不管说什么背后的意思都是“忘了这件事吧!”

郭：我特别好奇的是，你们所对抗的不是一个两个坏人，而需要违背保密条款，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违背了当时的法律和制度,所以你完全可以给自己找一个体面的台阶下，没有人会指责你，因为可以说你已经尽力了。

伯：如果我不坚持到底，我不能说我已经尽了力，我更不能容忍因为自己的怯懦而让杰弗里已经付出的牺牲付诸东流。除了这种情感因素以外，是我们职业的底线，那就是我们的报道不管触犯了谁，采用了什么手段，甚至处在法律的模糊地带，有一件事是你一定要问自己的内心的，当你被起诉，面对法官和陪审团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盯着他们的眼睛说：我所作的一切是为了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

在体制中保持你个人独立的判断

郭：在你成为著名的《60分》栏目制片人之前，你的职业经历如何？

伯：在进入商业广播公司之前，我在PBS工作。PBS是公共电视台，我们是由政府专项资金支持的，所以我们不允许播放广告或者接受赞助。听说在中国的电视台，一方面以国家台的形象出现，一方面还可以为公司做广告，这和我们很不一样。

郭：对于公共电视台，美国政府有多大的控制力？它能决定你们报道什么？

伯：要明白我们事由纳税人养的，而不是政府养的，它没有权力决定我们报到什么。假如我坚持，没有人能阻止我，政府更不可能对我们施加压力，当然我要为我的选择承担责任，比如我们报道巴以冲突，往往会让犹太人社团感到不愉快，他们就会通过参议员提出质询, 或者发起诉讼。

郭：那如果你做一些让美国政府难堪的事情，会不会因为违背国家利益而遭受指责呢？

伯：如果你做的符合职业标准基本上不会，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让人民知道他们应该知道的真相是最高的国家利益，我在PBS做的主要干的就是批评政府，和一些大企业。说到这里我有一段难忘的经历，是89年我曾经到广东调查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美国企业由于国内的严格立法转向在中国倾倒垃圾。为了得到第一手的情况，我在一个台湾商人的配合下，装扮成一个欲来投资的美国商人，我的摄像师几乎完全是大摇大摆的用摄像机拍下了我想要的一切。而且那一次行程我受到了当地政府非常热情的款待。我作为一个美国记者，那次报道的主要指向就是批评美国企业和美国法律的漏洞，美国商业文化的唯利是图和自私，顺带也对中国一些只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不顾长远环境保护的政府官员表达了委婉的批评。我相信即使在体制内也要保持你个人独立的判断，这非常重要。

郭：作为享有很大话语权的制片人，如何避免个人的偏见对判断的影响？

伯：当然实际上一个人作判断不可能没有偏见，但有很多的媒体可以构成话语上的平衡，但理论上讲作为公共电视台的记者，我们的底线是绝不能带有党派偏见，也就是站在一个党派立场作出判断。

职业理想和策略的平衡

郭：后来你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后，像你这样的性格是不是受到的束缚更多一些，比如和老板政治立场不同的时候？

伯：我的政治观念总是和老板不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上学时我就参加了反越战的示威，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都有比较强烈的质疑精神，但关键是能否坚持下来。有时候你的新闻理念和上级甚至整个理性的制度系统之间的冲突会让你非常沮丧，你需要做出选择是去影响他们，还是被他们控制？而老板会考虑什么是他需要的人，一个能为他赚钱的人，首先是一个能干的记者而不是一个听话的庸人。

郭：在商业媒体工作时你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么？

伯：其实商业媒体的记者大多数都有很强的职业理想，并不是生意人，但老板们往往首先考虑的是商业利益，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报道变得非常“性感”（sexy）来迎合观众的口味，这让我感到厌恶，但为了你的理想你要把握某种平衡。

郭：你有处理这些问题的技巧么，比如在我的经验中有时让一个尖锐的报道得以发表需要做很艺术的处理。

伯：我也有这样的技巧，我在CBS工作时，商业台的老板有老板的思维，在商业电视台里老板最喜欢的就是犯罪故事，这能吸引很多眼球，可是他们不愿意过多得罪企业界的巨擘，尤其是那些大宗广告客户，如果我总是揭露那些自私的大企业，老板会非常紧张，怕有一天会失去所有的衣食父母，他会告诉我“嘿，你整天盯着那些有钱人干什么？为什么不去报道一些犯罪现象？比如凶杀和黑社会。”所以我常常把一个揭露企业内幕的报道包装得像一个犯罪故事。我会告诉老板“最近经常有一些工人失去手和脚，他们还受到威胁如果说出去就的不到赔偿。你想知道幕后黑手么？”于是老板说“喔，这个故事太棒了！”于是我干成了我想干的事情。

我们不是大人物，但我们可以使自己的职业值得尊敬

郭：作为一个最有影响力的新闻栏目的制片人，你打交道的都是这个社会最有影响的人，和他们平等对话，而在公司里却不得不服从老板，如何把握心态的平衡？

伯：记者不要因为自己见的都是大人物就把自己也当成大人物，这是荒唐的。有一次经历我很难忘，那是我遇到纽约市长朱丽安尼，你知道他比我个子高得多，完全是俯视我的姿态，大概我的什么报道让他觉得很不爽，他对我说“你以为你很了不起么？”他要和我谈一谈，于是把我带进一家豪华的餐厅，在我们聊天的不长时间里，大概有二三十个人走过来向他问好，根本没有人理我，你知道么？这些都是纽约最有权势的人！

但我们这些记者又能在这些最有权势的人包括老板面前挺起腰杆，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我们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公众的知情权。

郭:能否理解为这种职业的崇高感使你愿意为此付出？

伯：可以这么说，有时候职业需要我冒险，但我从不鲁莽，也许爱夸张自己的职业危险是记者的职业习惯（笑）。有一次布罗考带着头盔穿着防弹背心，告诉大家他在战地现场，其实他所处的位置，比站在纽约街头还要安全。并且我认为记者需要冒险的时候，一定要对价值有所权衡。

郭：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什么连你也不敢碰的题材？

伯：有，比如说宗教极端主义的题材，很多人都认为这很有意义，但我个人是不想碰的，因为即使是黑社会，他也有他行事的逻辑，你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可关于宗教极端势力，常常是不讲逻辑，甚至没有理性的。

郭：那么你和杰弗里所作的一切，后来所付出的代价也超出了你的预料，今天看来值得么？

伯：很难说值得不值得，但确实很遗憾，我失去了一份25万美元年薪的工作，而且福利很丰厚，当制片人还可以省很多顿饭（笑），受人尊敬。最重要的还不是收入，真正让一个有抱负的人动心的是他所能达到的影响力，在《60分》你所传播的信息可以达到美国最广大的观众，他们信任你，相信你能忠诚的担负起责任，需要你提供的哪怕一点点信息，这也是支撑你在面对如此大的压力和时常的挫折感而能够坚持下来的原因。这是一份可以干一辈子的工作。

郭：相对于如此有影响力的职位而言，这个收入听上去不是非常高，据说一些节目主持人，比如麦克华莱士可以赚成百上千万。

伯：这就是一个记者和电视明星的区别,我是一个记者不是电视明星。在学校里我总是告诉学生们，任何社会里一个好记者都不要想和那些生意人或者明星攀比收入，如果一个记者永远不做政府和企业的代言人，那么记者永远不会是一份让你发大财的工作，不过只要你愿意你可以让它成为一份值得尊敬的工作。

郭：如果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局，你还会作出当时那样的选择么？

伯：(他盯着我的眼睛说)会的，我没有别的选择，那是一个记者必须作的事情!

关于《惊爆内幕》（《insider》）及背后的真实故事

 看文学作品宣扬提倡什么，就能在社会生活中找到它存在的必要。敢于说真话，是我们社会中最缺乏的一种行为。特别是会受到利益的冲突，甚至是生命。我国历史上推崇“武战死，文谏死”，文人冒着杀头的风险，顶撞皇帝，海瑞就是杰出的代表，有人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那也是一种博出位，可以名留清史。现代我们也有马寅初、张志新之流，欧美有太多类似的电影，我以前介绍过的《应许之地》，老片《惊爆内幕》，由艾尔-帕西诺《教父》、《闻香识女人》，罗素-克罗《角斗士》、《美丽心灵》等，两大影星主演的，光这两个人的名气，都够你去看的，我可能以前看过的，重温了一遍，这是部真实事件改编的，主人公说真话的代价是失业，胜利了也并没有得到什么补偿，该妻离子散还是这样，该学校教书也还是去教书，但是六大烟草公司为此付出了巨额赔偿，让人大快人心，怪不得美国会出斯诺登，那要怪你的影视作品，把这类敢于说真话的人，视为英雄，看多了谁不想试试正义、英雄的味道。如果我们的普通人也能有这样的胆量，那地沟油、毒奶粉等黑心厂商，就没有那么从容生产、销售的机会，但是很遗撼，我们大都是消费者、记者揭露出来，鲜有从事生产、销售的职工站出来揭发，可能我们太在乎自身的利益了，我们可以不吃自己生产的东西（但其实是躲不了的，只是易糞相食），生存是第一位的，正义、真相真有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