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战场

文/蔡慎坤

蔡慎坤：迟来的判决为何悄无声息？

11月16日，柬埔寨“审红特别法庭”宣判002/02案，柬埔寨前红色高棉政权领导人农谢和乔森潘犯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被判终身监禁。92岁的农谢是前红色高棉“二号人物”，被法庭称为“波尔布特（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右手”，87岁的乔森潘是前红高棉政权国家主席、是波尔布特之后的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

由联合国支持的“审红特别法庭”发布新闻通告称，农谢和乔森潘除了犯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外，还犯下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屠杀占族、越南裔、僧侣、前高棉共和国战俘以及逼迫婚姻等犯罪行为。通告说，特别法庭还发现农谢和乔森潘执行了针对越南、占族、佛教信徒和前高棉共和国官员的屠杀政策。

红色高棉政权掌权的1975至1979年间，柬埔寨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被红色高棉所杀害。这是柬埔寨官方首次承认红色高棉犯下国际法定义上的种族灭绝罪。2014年8月7日，特别法庭判处2007年被捕的农谢和乔森潘无期徒刑。特别法庭当时宣布，两人参与了一项共同犯罪计划，旨在“通过大跃进，采取任何必要手段迅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农谢和乔森潘分别被控反人类罪、谋杀罪、政治迫害、攻击人性尊严等多项罪名。四年前，农谢和乔森潘均否认针对自己的指控，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国家利益，并不了解人民受迫害的真实情况，从未下令处决他人，也不知道有人被迫害致死。

特别法庭通告介绍说，002/02审判中的证据听证会始于2014年10月17日，于2017年1月11日结束。审判听取了185人的证词，其中有114名证人，63名民事当事人和8名专家。本案审判备受关注，共有累计82780人参加了听证会。由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联合成立的审判红色高棉特别法庭从2006年开始运作，由柬埔寨本国法官和国际法官共同主持。柬埔寨国内此前有声音批评该法庭审判迟缓且花费巨大。

对红色高棉前领导人迟来的判决，国内舆论几乎没有关注，媒体也在极力回避淡化那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红色高棉在国际共运史上创造了一项丢失政权最快的纪录：从1975年入主金边到1979年初被赶出金边，只有3年零8个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红色高棉又以前无古人的魄力，急匆匆地发动了一场激进的社会实验，在进入金边当天，就开始社会改造的人口大迁徙运动。

理论上，红色高棉虽然深受当时大国正在进行的运动影响，但却走得更远，红色高棉来不及，也不屑于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和社会有起码的了解、认识，就直接将一个粗糙的乌托邦理想付诸实施。这是一次最粗糙最激进的理论与最草率的实践相结合的暴政实验。传统社会留下的一切社会分工、一切社会组织以及不符合其理想的行为和社会成员，皆在消灭之列。

柬埔寨在惨烈的社会实验中具体死亡人数也许永远成谜，即使按乔森潘的说法，也至少有1/7的柬埔寨人死于红色高棉空前绝后的社会实验，创造了和平时期国民大规模死亡的新纪录。历时3年零8个月的红色高棉时代，柬埔寨大批被消灭的，并非只是那些新社会不喜欢的人；组织的自我清洁，也许比社会清洁来得更残酷。在著名的S21政治犯集中营，有2万多有名有姓的人进去——绝大多数是党内同志，仅有6人活着出来。

对红色高棉政权骤起骤亡，官方出版的《柬埔寨共产党的失败及其教训》（《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02期）一文认为，其失败原因在于：在政治上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经济上犯了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不重视教育卫生事业；对内抛弃盟友，自毁统一战线，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等等。

红色高棉是国际共运史上最激进左派理论的一次全面实验，其迅速败亡以及在柬埔寨制造的惨烈悲剧，是现实世界对其极左思想理论的最严厉最无情的批判和展现。红色高棉的失败又一次证明，一切不顾人民福祉利益，违背自由、民主、人权价值标准，强制推行式“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只能是死路一条。红色高棉在最后时刻，曾考虑接受一些“修正主义”，比如恢复货币。但柬埔寨人宁愿接受越南军队也不愿给红色高棉任何改正的机会。

40年后，红色高棉还活着的高层终于受到特别法庭的最后审判，尽管这是迟来的审判，但比起这个国家曾经一次又一次的激烈循环报复，本身就是一大历史进步。1975年4月17日是柬埔寨人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红色高棉扳倒了朗诺政府，开始了所谓的“元年”。

红色高棉的军人荷枪实弹，强迫城市居民“新人”下乡改造，实践乌托邦计划。只有几个昼夜，所有金边人就被迫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住所，放弃所有财产，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波尔布特深得毛思想的精髓，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以战备为借口把城市居民赶出城市。

柬埔寨人Loung Ung在她的英文自传《他们先杀死我父亲》里提到，1975年4月17日那天，柬共军队开进金边，对老百姓大喊：“不准携带行李，你们用不着带城市的东西！三天之内就回家，谁也不准留下！美国人要轰炸金边！美国人要轰炸城市！”开始，一些居民不肯离开家园，持观望态度。后因敌不过士兵的逼迫，三天之内，金边所有的居民被强制离开，包括老弱病残在内。顷刻间，200多万人口的金边成了一座死城。

金边人没有料到此行竟是一条不归之路。人们丢下产业，匆匆离去。眨眼间，柬埔寨禁止私有制、没有工业、不准买卖、不准货币流通、连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也不允许。波尔布特的铁腕统治首先从衣食住行开始，所有百姓必须放弃原来的服饰，男女老少一律穿黑色长袍或中山装。妇女不论多大年纪，必须剪清一色的齐耳运动头。红色高棉脖子上侧多了一条红白相间的毛巾。

在公社大食堂，每人配以碗筷，一天两餐，定时去集体食堂排队打饭。刚开始还允许每家领取一天的定量，后来有人私存余粮以备不测，柬共干脆改为每餐配给，搞彻底的公有化改造。没过多久，粮食配给越来越少，干饭变成稀饭。人们以野菜、草根、树皮果腹，蚱蜢、甲壳虫、蟋蟀也生吞下去。每天都有人饿死，活着的人连掩埋死人的力气都没有。常常是等到尸体散发恶臭，令人无法忍受时，才就近挖坑，将爬满蛆的尸体堆进坑里。

这些城市人从被赶到乡下接受再教育的那一天，即永远失去了在城里的房产。体弱的人还没到达目的地，就病死累死在去乡村的徒步跋涉中。幸存者一到达目的地的便开始刀耕火种的日子。他们安身在简陋的吊脚楼里，白天在田里干十几个小时的农活。

红色高棉誓言把每一个城里人改造成农民，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几乎所有人都虚报出身，没人敢承认自己做过业主、老板，最多说做过小买卖，更不能与朗诺或越南有过任何瓜葛。新人们被迫学习农活把式，完成规定的劳动限额。肩不能扛、手不能抬的人被怀疑为阶级异己分子。

凡曾服务过朗诺政权、对“红色高棉”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律镇压。对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它专业人士也大开杀戒，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杀戮战场》(The Killing Field)就是以一个医生为原型，描述了柬埔寨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种族和宗教迫害更是恐怖，会说外语特别是越南语的都是死罪。红色高棉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关闭摧毁所有的教堂和庙宇，佛教徒被迫还俗，回教徒被迫吃猪肉。

红色高棉执政三年八个月二十天，每一天都是在杀人中度过的，其恐怖程度空前绝后！被清洗者包括原城市居民，与西方有接触、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为朗诺政府工作过的人。后期，被清洗者包括红色高棉各级干部。红高棉统治期间，被无辜杀害的柬埔寨人多达二百多万，其中包括30万柬埔寨华裔，并几乎杀光了1万多名在柬埔寨的越南裔。

1978年5月，反波尔布特的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领导者是曾任红色高棉师长、省委书记的韩桑林。1978年12月25日，在韩桑林的带领下，10万经历越战洗礼的越南“志愿军”发动势如破竹的进攻。虽然不少柬埔寨人对越南军队的到来感到恐惧，但越南军队仍在不少投诚的红色高棉人士和受红色高棉残酷统治的柬埔寨百姓引领下，仅用两周时间，于1979年1月7日攻占金边，推翻了红色高棉恐怖政权。 波尔布特所领导的红色高棉以血腥和残暴书写了人类的野蛮史，柬埔寨“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对红色高棉核心骨干的判决尽管姗姗来迟，但依然还是正义的判决。

【仅供参考】

1984年上映由罗兰·约菲执导的电影《杀戮战场》无疑是今年观影体验最大的惊喜。

影片以越战为背景，讲述了两位新闻工作者并肩作战、失散然后又重聚的故事。其中许多充满血腥和震慑力的镜头也在试图向观众控诉关于红色高棉的滔天罪行。值得注意的是，剧本是以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

整部影片，主要围绕着“兄弟情谊”、“新闻职业操守”和“生的顽强”主题铺展开来。

关于“兄弟情谊”，柬埔寨人潘迪作为战地记者辛尼的当地翻译和助手，他多次在辛尼等记者生死危机关头，凭借着他的勇气和智慧，化险为夷。后来，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后，各国记者顺利归国，而潘迪却因为没有护照只能留下。潘迪亲身经历了红色高棉残酷政权下的劳动改造，也亲眼目睹了极权下的暴力统治。与此同时，辛尼在国内（美国），虽屡获大奖，但一直想尽办法去寻找潘迪。最后，潘迪又凭借其智慧和坚毅品格，虎口中脱险，两人终于重逢。

如果说故事本身就具有惊心动魄的魅力，那么叙事结构的安排和演员的表演则又是本片得以增分的点。大使馆中，几位同甘患难的记者都在为伪造潘迪的护照所需的人像照焦头烂额和苦恼，最后照片成功洗出来后，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喜悦和激动。但是，等到照片褪色、护照被退回后，所有人都充满沮丧，气氛一下子就低落了。而辛尼，也满是懊悔、担忧、自责。在这紧张和轻松、喜悦和低沉中，观众的情绪被调动起来，同时也深深体会到他们之间的亲密无比、生死之交的友谊。

同样，在影片后半部分，辛尼的故事和潘迪的故事交叉呈现着，这种对比，展示了二人天壤之别的生活状态，但因为辛尼的牵挂，又使这样的两个故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促进了叙事的紧张。最重要的，它一直在给与观众期待，即为观众目睹双方重逢铺垫好情绪。结果，他们重逢、拥抱时，那种期待被满足，情绪达到最饱满状态。

关于演员的表演，吴汉润（潘迪）的演技自然是没得说，但令我最印象深刻的还是萨姆·沃特森（辛尼）的表演，潘迪的角色需要的是更多是沉静，因此这也注定了其情绪方面的压制。而辛尼，他回到国内可以在很轻松、毫无压力的情况下释放情绪，因此他的表演也更具有感染力，譬如他在家中向他的妻子忏悔、自责时，我们轻易可以从他的表情中读出其中的复杂情绪，同时也被感动到。情绪由演员转移到观众。

关于“新闻职业操守”，影片也通过许多的镜头进行了表现。影片开始时，潘迪看到警察和救护车路过，他瞬间就凭着新闻敏感性，发觉事件不对劲，然后跟踪调查。同样，辛尼和他的同事卡菲·森托拉鲁正准备餐馆进餐，突然炮火就发生在他们旁边，卡菲迅速反应，拿起相机对第一现场进行拍摄，而在此之前，他生病在床，还在向服务员拿一些阿司匹林。

新闻记者发现真相、报道真相，又因为其特殊的地位，即独立性以及对权力的监督，一直备受人们尊敬。辛尼面对军官时，不卑不亢，不畏惧，甚至发出诘问，令人肃然起敬。去往案发第一现场，这是他的新闻职业所要求的，为此，他将一切乃至生死抛在脑后。同样，潘迪虽作为辛尼的助手，但他的敬业精神更是值得敬佩，辛尼要去第一现场，他最后联系了一艘船，至于其中联系的艰辛影片中没有详细展开来。导演在这里的意图应该是更想要突出其做事麻利，完美助手的特征。影片中还特意为潘迪设置了一场冲突，即家庭与职业，当然，最后潘迪选择了职业。

关于“生的顽强”，这完全是在潘迪身上表现了出来。潘迪在极权统治下，小心翼翼苟活着，遵守着沉默的生存之道。他保持理智和沉静，并一直在寻找逃生的机会。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一点儿麻烦也没惹下，相反，他差点就没命了。在去偷饮牛血时，他被抓了，然后被拖去砍头。不过，幸好是一位之前相识的少年拯救了他。再后来，他便开启了逃生之旅。

这个故事，堪比《肖申克的救赎》，而且更使人惊心动魄。在逃生时，他路过一片湖泊，湖中是死去的枯木。他踩着泥泞的地面，突然不小心失足，掉进了泥坑。那泥坑中满是死人的骸骨以及破旧的衣衫，他不禁打了个寒碜。与此同时，影片中最令人震撼的场景展开了，湖中满是人的骸骨，这是对红色高棉极权统治的有力控诉。

当然，仅仅有主题上的表现，没有好的叙事能力，影片的观感也会打折的。这部影片荣获第5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配角、最佳摄影和最佳电影剪辑，可谓是名副其实。摄影方面，镜头内元素多，且大都是运动的，但我们并不会感到混乱，这足以证明其高超之处了。而配合剪辑以及配乐，影片的叙事节奏也恰到好处，丝毫不会使人产生枯燥、沉闷乃至瞌睡感。

最后，它还记录了一段历史，以及对历史的反思。作为后来人、且有直接关系的我们，更应该要去了解、去反思。对不对？

1984年是这部电影发行的元年，也是我出生的那一年，观看这部电影，心里五味杂陈，感觉《卢旺达大饭店》在很多方面是在借鉴此篇，红色高棉对于柬埔寨的极端统治是对人性，人权的极端扭曲，两箱可乐救活了4名外国记者的命，当普朗掉进白骨堆时，我心为之一震，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为了政治意识的屠杀，迫害，让我又重新去了解了这段历史。重新了解了当时柬埔寨和中国、越南、苏联、美国之间的关系。政治这东西不是我们谈论的话题也不允许我们去谈论。抛开政治因素去观看这部电影，它极大的还原了这段红高统治时期黑暗的历史，以及对人性的剖析也十分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