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分子

一

2007年，被称为“台湾社会的手术刀”的大导演杨德昌去世，享年六十岁。

一年后，他的前妻蔡琴出了一张名叫《不悔》的专辑，专辑中有一首歌叫做《给电影人的情书》，由香港导演罗启锐作词，李宗盛作曲。这首歌里有几句歌词：

人间不过是你寄身之处

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

人间不过是你无形的梦

偶然留下的梦尘世梦

以身外身做银亮色的梦

以身外身做梦中梦

我一直觉得蔡琴的这首歌是在唱给杨德昌听，斯人已逝，那些过往婚姻中的纠葛也早在时间里被风吹散了。很难说在蔡琴的心里究竟还有多少对杨德昌的怨恨，但可以明确的是，作为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杨德昌的人之一，蔡琴深知杨德昌的离世对台湾电影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电影意味着什么，对电影这门艺术意味着什么。

杨德昌去世时，蔡琴在公开信里写道：“作为一个曾经的伴侣，我们一起年轻过，奋斗过；作为一个女人，他给我的寂寞多过甜蜜；作为一个观众，我们痛失一个锐利的记录者；时间会给他所有的作品一个公道，他的付出不会寂寞。”

不知道杨德昌泉下有知，心里会生出怎样的波澜。

在说这部《恐怖分子》前，突然想到了这首《给电影人的情书》，就算是对大师的一种缅怀吧。

二

华语影坛好导演不少，但称得上大师的，寥寥无几。

有人说中国最好的导演在台湾，我深以为然。就算“大师”的标准再高，侯孝贤和杨德昌都足以占据两个席位。

侯孝贤讲的是自己对世界的感知，而杨德昌拍的是自己对生活的体验。这两人之间很难比出高下，但于我而言，会更喜欢杨德昌一点。

很多时候，杨德昌像是个孩子，天真烂漫地注视着身边的一切，贪婪地用眼睛记录着他所看到的这个社会。他又像是一个历经无数沧桑的老者，敏锐地捕捉着生活中所出现的那些不易察觉的危险因子，用冷漠的口吻告诉人们世界的真相。


而在《恐怖分子》这部他早期的影片里，四十一岁的杨德昌用自己精准而又极具想象力的镜头语言审视着这个看似平静而又异常躁动的社会，在他的镜头里，台北不只是台北，更像是末日前的庞贝，处处弥散着危险的气息。没有人能做到心境平和，每个人都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却又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三

李立中和周郁芬的婚姻，像是一杯没有味道的白开水。


周郁芬写作，李立中并不关心她写些什么。在周郁芬因写作没有头绪而苦恼时，李立中只会说：“放轻松嘛，写个小说怎么会变成那么要命的事呢？”他不知道，对于周郁芬来说，写小说并不是要命的事，和丈夫无话可说，过着没有变化的生活，才是要命的事。

周郁芬在影片里写过这样一段话：“那天是春天到来的第一天，如果你了解季节，变化只是一种轮回的重复。这一年春天和往常没有两样，对他们这样一对夫妻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

影片没有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但所有的观众都会明白，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两样。


而李立中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两样”的人。在医院工作的他似乎没有什么爱好，每天机械地重复着前一天的生活。他的生活早已模式化，连每天在卫生间的洗脸的时间，都像是固定好的一样。杨德昌多次给出李立中在卫生间洗脸的特写镜头，在暗红色的灯光下，水流的声音似乎放空了他内心所有关于人类的情感，他像是一台机器，似乎感觉不到压抑，荧幕外的观众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李立中在工作中也不算是个成功的人。没有背景，又不善言辞，小心翼翼，却难得到升迁。在组长因病离世后，他耍了滑头，本想借机爬到组长的位置，却功亏一篑。这样的小人物在我们身边不知道有多少，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他们实在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平淡的不能再平淡。

周郁芬和李立中刚好相反。


以写作为生的周郁芬，大抵是个理想主义者。她不愿生活在无穷无尽的轮回反复里。就像她在后面一长段的独白里所说，她结婚是为了新的开始，写小说是为了新的开始，想要生孩子是为了新的开始......她做什么都是为了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看上去并不是一个难以完成的目标，但对于李立中这样一个丈夫来说，恰恰是难以实现的。

四

小沈出现了。

小沈这一角色的出现的一点也不突兀。在李立中和周郁芬的夫妻生活里，他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必然事件。

年轻时小沈就和周郁芬有过一段感情，也正是因为小沈娶了别的女人，周郁芬才嫁给李立中想要一个“新的开始”。如今小沈离婚创业，和周郁芬重遇，也就为旧情重燃制造了机会。

而比旧情更加重要的，是小沈对周郁芬的理解。


说起周郁芬的小说，李立中一无所知，他会费解“写小说怎么会变成这样要命的事”。而小沈会告诉周郁芬他看了她的小说，而且觉得其中一篇的主人公就是自己，并且为过去的事表示遗憾。

李立中尊敬周郁芬，待周郁芬很好，但显得是那样客套而疏远。而小沈对周郁芬则是一种骨子里的欣赏，他夸赞周郁芬的能干，并邀请她加盟他的公司。哪种相处模式对周郁芬更加受用，是显而易见的。


于是在两人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对话越来越暧昧，笑容也越来越多，镜头转接，从面对面的谈话变成了两个人赤裸地躺在床上，也自然地无话可说。

在这里，杨德昌对于叙事手段的掌控娴熟到无以复加，作为一个故事的叙述者，能这样凌厉却自然地传达自己的想法，实在是一件令人惊叹的事情。

在《恐怖分子》里，镜头的切换让人眼花缭乱，有的时候让人不得不感慨，两个镜头连在一起，在杨德昌这里不是加法，更不只是乘法，简直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阻碍。作为一个真正的电影大师，他对蒙太奇手法的使用，神乎其神。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影片中那段以《Smoke get in your eyes》为背景音乐的蒙太奇，在黑暗的房间里，音乐声想起，被母亲带回家的不良少女淑安在静谧中躁动，她的母亲也不知在思索着什么。突然镜头一转，淑安的照片一张张出现在我们面前，摄影男孩小强和他的女朋友出现在画面里，音乐在一片狼藉中戛然而止，留给观众无限的想象空间。

五


作为一部多线叙事的教科书式电影，不良少女淑安的线和摄影男孩小强的线虽然没有李立中那条主线那样强烈的戏剧冲突，却是推动整个故事进行下去的重要线索。

在偶然拍到从犯罪现场逃走的淑安后，小强疯狂地迷恋上了这个女孩。实际上，小强迷恋的可能只是他相机所捕捉到的那个淑安，那个看上去纯净清澈，又带着一丝叛逆的淑安。

作为一个富家子弟，小强最向往，或者说最难拥有的，就是叛逆的自由。即将服兵役的他更是深切地感受到了那种无法挣脱的拘束感。而看到在警察眼皮子底下逃跑的淑安，他仿佛看到了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看到了自己永远不能去过的生活。


可是幻想终究是幻想，淑安和小强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小强心中的悸动也只是单方面的意淫，淑安偷走了他的相机，也带走了他对于理想世界的最后一丝惦念。

于是小强找回了自己的女友，他明白现实中的幸福才是有迹可循的。

可淑安早就打乱了别人的现实。在家百无聊赖的她用一通骚扰电话彻底毁灭了李立中和周郁芬本就摇摇欲坠的婚姻生活，这样的安排看上去荒诞，却又十分巧妙。

六

淑安电话响起的时候，杨德昌给了一个空镜，在沉闷的电话铃声下，我们看着空荡荡的家具，仿佛看着周郁芬那张木然的面孔。

接到电话后周郁芬离开了家，离开了这个让她看不到新意的生活。


李立中什么也不知道。他不懂周郁芬为什么会离家出走，也不懂周郁芬离家几天后回家为什么要收拾行李和他分居；他不懂周郁芬为什么会因为小说写不出而苦恼，也不懂周郁芬为什么想要一个新的开始。

在李立中的生活里，所有的一切都是陈旧的，哪里有新的开始呢？

在周郁芬离开李立中之后，她的小说获得了成功，像是一种讽刺，直到这个时候，李立中还从来没看过妻子的小说。


小强却发现事情的来龙去脉，一直偷窥着淑安的他知道那通电话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告诉了李立中事实的真相。

知道真相的李立中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周郁芬不愿意相信他，为什么周郁芬要离开他。

他在影片中说周郁芬“喜欢好东西，喜欢舒服的生活，可他给不了”，事实上他完全不知道妻子想要的是什么。

人与人一间最怕有座巴别塔。

七

失去了妻子的李立中也失去了升职的机会，本该成为组长的他并没有得偿所愿。

他不懂这个世界的规则，于是他活得拧巴，过得纠结，总是被生活压得抬不起头，带着一张扑克脸度日，最终连怎样去笑都忘记了。

所幸他还有个做警察的朋友，而这个朋友有一把枪。

在影片的最后十分钟里，他拿着枪杀死了不让他升职的主任，杀死了小沈，也把枪对准了戏弄他的淑安，可一声枪响，我们才知道，这一切只出现在周郁芬的梦里，李立中杀的，只有他自己。


当蔡琴的《请假装你会舍不得我》的歌声响起，李立中倒在警察朋友家的浴室边，头上流着鲜血，却像是早都已经死了。

杀死他的，是沉重的让他喘不过气的生活。

只有生活，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

在恐怖的日常生活里，人人都是恐怖分子。当恐怖分子在空气中扩散，伴着影片中出现的那些嘈杂的车声、犬吠，我们才会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地脆弱，生活中那些看似微小的琐事是多么地致命。

八

《恐怖分子》1986年上映，那年缪骞人二十八岁，李立群三十四岁，金士杰三十五岁，杨德昌三十九岁。

那是最好的时代，我们现在眼中的老戏骨李立群、金士杰在那时就已是戏骨，杨德昌那时也还风华正茂。


缪骞人那时已结束了和周润发的恋情，拍了《投奔怒海》、《最爱》这样的电影，拿到过香港金像奖和台湾金马奖。而如今她早已嫁为人妇，成为那位拍过《喜福会》的王颖的妻子。相信很多人年轻人并不知道缪骞人的名字，也没见过她的倾城之姿。

那时的台北在杨德昌眼里像是李立中的生活般压抑。人们为了生计东奔西走忙忙碌碌，却似乎得不到快乐，不安和躁动掩藏在平淡下面，透着格外的恐怖。

时间过去了三十年，我们的生活似乎也是这样。

三十年过去，好像并没有出现周郁芬口中新的开始，所有的一切还是一如往常。

可生活总在继续，即使没有新的开始，也不能止足不前。

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了这部电影，影片结束的时候全场起立，掌声足足持续了半分钟之久。

真正好的电影，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以上。

本文首发于：电影爬虫

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可信又不可信的社会中？
什么是可信？什么是不可信？
有什么东西是一辈子相信的？

我常常对自己说，活着是一种萧瑟的体验。
可能是因为秋深了之后，时间所带来的空白不断的引起我内心中的匮乏，无论平时的工作多么忙碌，以强势的攻击力占用了大量的生活与思考的空间，但是这个匮乏感依然存在。
甚至以令人作呕的方式，让我的思维和身体产生了一种惰性。
“已经很累了，为什么还要思考。”
懒惰的分身在跟我讲述可以脱离现场的理由。然后又让我置身于对未来不断的幻想中。
我最近总会幻想成功的感觉。被世界用热切的，备受关注的标签定义的感觉，存在的和在场的兴奋感。这是懒惰思维造成的幻觉投影，填充了我的内心中的空白区域。
 
肉体难道不是一个疯狂运转的机器？而思想在身体自动运转的过程当中能够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才能够带来情感，带来内心中真正的满足？
我想，如果这个转变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实验性，那么，这种“造梦工厂”的虚无和错觉，就是让人恐惧的。
就像你在对一具已经冷却的尸体呼喊，让他站起来；
就像你在没有光亮的黑中，去抚摸一张苍老的脸；
就像你在性生活的体验中，不断的人格裂变。
自己给自己制造恐怖，把这种对于未知的虐心的期待当做精神活动的最高境界，这本身就是病态的。

我最近总是在思考什么时候可以把自己的几天年假休息掉，然后来一场出走。所以最近入手了一款心仪的相机，也把以前自己学习过的“摄影学”捡了起来，让自己能够发现从我的视角中呈现的世界。
但是当一种积极的入世的生活期许开始占据我的时候，我甚至开始厌倦自己不断产生对于新东西的垂涎欲滴的恶心感。我为什么就在忍受日复一日的生活的时候，感受到精神活动复杂的裂变，并且满足于这个变化带来的了解世界的欲望？这根本就是很没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在这个欲望背后，只有空洞和空无。
 
“自我”不存在身体中。
这个思考的结论让我很苦恼。我感觉自己是一个被自己嫌弃的人。甚至我在讨厌与恶心自己的内在欲望，我讨厌这样的空洞无物的需求，我讨厌通过对于未知和美的探索，掩盖起来的令人作呕的无法自处的感觉。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心境下，我的自我嫌弃和杨德昌的对于世界的焦虑构成了怪异的化学作用。在杨德昌的镜头中没有按照故事伦理发展的世界，没有道德的世界，是集体无意识的，没有官僚和法制却同样混乱不堪的世界。
我想，这正是“恐怖分子”的“恐怖”所在。
 
电影中的人存在跟我一样的在接触世界过程中复杂的分裂，在极度的压抑和变故中，通过暴力、冷漠、逃离、流浪、恐怖袭击、诱骗、忍耐、自杀来找到“我”和“我”的统一。
但是，正如当下的我对于生活最为切实的感悟，我的内在，我的身体为之生存和奋斗的，并不是属于我，我甚至都不知道我的灵魂目前游走在什么样的方向。

 01 被精致而残忍的孤独羞辱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专属于自己的寻找快感的方式，正因为此，我们才会对于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有难以忍受以及坐立不安的感觉。

当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组合在一起的时候，那种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的方式慢慢消失了，也就是自我的主体性消失了。心灵深处向往的那种丰富的，具体的人格，以及充实的激荡的生活被当下的就像两堵墙一样的绑定关系宣布了禁令。


享受的权利的丧失。
哪怕是寻找到了像李立中这样比较迁就和顺从的伴侣，这种根据自由意志支配自我的能力，也会在面临道德的限制，婚姻的限制的时候，逐渐软弱无力。
但是憧憬幸福本身就是人的一种本能，当我们本能的渴望被爱的时候，所有的限制都不能够阻挡我们对于生活环境的反复无常的态度。
为了得到内心中的深处的满足感，哪怕这种满足感是瞬间的，是随着习惯和时间可以逐渐淡忘的，但是我们也有充分寻找这种趣味的权利。

缪骞人在《恐怖分子》中实验的作家周郁芬就处在这样的夹缝中，渴望求得生存的快感。
在这里我们首先来探讨一个概念，夫妻关系中的至高之爱。这当然是一种骗局，如同带着一幅华丽的面具来窥探双方逐渐从“爱情的美好”趋向于“病态”的自我奴役的过程。
这种至高之爱的存在，就是你爱我，你装作很爱我，这种爱中包含着很多因素：彼此对立的存在，对于双方的不满与包容，细枝末节的磨合与理解。这也是婚姻通过这种绑定关系得以推进每个“家庭”成为社会中的个体存在的过程。
在这种共存的关系中，没有坏人，因为他们都那么无辜。
周郁芬写不出东西，跟李立中谈到，“截稿时间越近，就越没灵感。”这句话背后隐藏的是生活的空乏带来的创作力的匮乏。不断的回头重写生活，就像是她家中按照她的要求放置的古董家具，没有新事物产生的可能。
而她的神经系统对于这种空乏逐渐升腾的难以忍受的限度，带来的是没有止境的抑郁和焦虑，她通过抽烟，通过重新寻找记忆深处的过去,在对于自己生活的重新构造中，找寻意义。
 可是李立中回应的是完完全全的无意识状态，“写个小说，怎么会成为这么要命的事情。”
他是在医院工作的人，冷冰冰的工作环境泛着比死亡还要冷的蓝色。李立群的形象也是彻头彻尾的冰冷。这种看起来道貌岸然的特点背后隐藏起来的是巨大的控制欲以及对于周郁芬的占有和贪婪。当然你在一个循规蹈矩，按时上下班并且一心等待上司提拔的理想主义者生命中去找寻反叛的因素几乎不可能。
但是通过婚外情的暴露，职业生涯的坠崖，他的个人空间几乎因为周郁芬的出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道德卫士背后隐藏的巨大的不道德开始从这个完全悲剧性的人物故事中汲取了充足的滋养。
无论是李立中还是周郁芬，通过剧本的设计，变得跟每个生活中的人物一样，都有自己生活中无法跟别人分享的那个部分。他们难以忍受这种极度“病态”的内在，这个病态的特定的专属的建造自己的理想世界的方式，给对方造成的关怀背后的羞辱，陪伴背后的巨大精神空洞，从而耳鬓厮磨式的相处方式就不再变的如此神圣。
“你到现在还是不懂，你永远不会懂，你每次不是误解我，就是责怪我。也许我对你是不公平，但······但是我知道我需要的生活。”
在他们坐在茶水间谈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两人之间相处，给对方造成的创伤、残忍、肆虐的无奈和绝望。
直到最后故事演变的越来越荒诞，李立中对着自己的后脑勺开枪倒地，而周郁芬也莫名其妙怀孕，生命的游戏能够延续和继续进行下去。这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结局。杨德昌对着两人的关系处理彻头彻尾的冷漠和由于生活造成的“异化”。
 
生活就像是一种暴政。

02 构建自我的方式

前面提到，我最近换了一台相机。
是的。我买了富士推出的X-PRO2，并且搭载了饼干头。
后来收到了新机之后，装好就开始拍了几张。就好像我的视觉能够被呈现与表达了。我在想，从今天开始，出去拍吧。学会怎么样去看这个世界，比沉醉在自我思想的困顿中要更加重要。
我很羡慕那些具有独特观看世界的方法的人，会拍照的人，正如会写作的人一样，都能够对于外在以及内在各种各样的不同小东西进行自己的美学解读和识别。似乎挖掘一些别人从没有经历过的感受与体验，就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使命。
我很崇拜这种个人成为完完全全的阐述主体的存在，就好像我就是主宰。通过一种精神的出走以及艺术的逃离，原来人是可以达到“超我”的。
电影中有个叫许允德的摄影师，通过镜头来记录自己看到的一切。电影对他的着墨不多，但是只有几个场景的出现，也足以能够说明他通过摄影，来逃离富裕与安逸，甚至逃离一份逐渐归于平淡的感情。
自我的私密性战胜了面向公众的生存，他选择浪迹街头，租住在偏僻的小屋中。但是就算流浪的生活日此空白，无所事事，他也能够从中找到存在的激情。与其说是对于摄影的爱好，倒不如冷漠的将其阐述为对于生命空白的激情。
在面对无意义，我想，人们更愿意将自己放置在一个漫长的休假状态当中，从而坠入边缘化的境地。这个边缘化带来的激情和快感就是自由的快感。
是的，他在街头浪荡，心灵却是自由的。
他是从爱情和富裕的家庭环境中出走的。不能够满足于幸福的当下，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类似的感受，然而在谈及其中真正的原因，幸福与安逸或者是爱情的依赖，在一定的程度上成了我们幸福生活的保证，从而像是两把铁定的钢索锁住了对于外面世界的向往。尽管这外面的世界是充满恐怖主义的，是有人暴尸街头的。
从内心深处组织起来的反抗，让许有了足够自食其力的能量。他靠拍照维生。并且能够把拍照当做他的正经爱好。正式对于影像和美的呈现，成为他的信仰与迷信。
 
这种由于年轻，产生的内心排斥力，也在淑安的身上用另外的方式扮演。
淑安生活在一个比较极端与压抑的环境当中，正式因为家庭的破碎以及母亲的情感冷漠，造成她的极端化以及和这个世界玩着一个永恒的捉迷藏游戏。
她不断的跟法制社会恶作剧，通过在街头招揽生意，将藏在裤脚中的刀挑拨一起又一起凶案，并且以特别颓废和痛苦的姿态，来彰显让人脊梁发冷的叛逆和暴力。
 
这样的淑安，并没有呈现在是许的镜头下。
许镜头中呈现的是他对于自已眼中世界的幻象。他镜头下的淑安是阴鸷的美，沉默的美。但是没有血腥的，没有裤脚中那把匕首的存在。
在这段相遇和感情关系中，杨德昌给了我们一点希望的影子，他在告诉我们善意在某个点上还是可以值得相信的。
 
淑安对许的仁慈和情感流动，是她内心中的道德律令战胜了病态的自我裂变的过程。她归还了偷走的相机，再也没有冒犯许的个人空间，也许她知道自己的黑暗具有腐蚀性的毒性。
而许也没有坠入相遇后即分离的悲情深渊，他只是从幻梦中惊醒，仿佛是一场恐怖的让自己感到胆战心惊的经历。
包括对于淑安的认知，对于李和周的婚姻关系的认知，都造成了他跟心目中自由的世界之间的远离。他选择回家，选择参军，选择了沉入现实。

03 隐藏在善背后的病态内核

在别人都夸赞你的善良和懂得生活背后，你总会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存在。
有两个面的共存，而你待人接物的真实程度，就是通过你如何控制自己的病态的“痉挛”以及道德幻象之间的距离。
这种日常生活的自我对话，是经常发生的。
有个朋友跟我说，为什么你看起来总是如此悲伤？而有时候却又表现的很快乐。但是能够感觉到我的快乐背后，隐藏着与别人不一样的情感。
这样的话我在很多年前，也听到过身边的人说过。以前从来不知道悲伤在我逐渐成熟的过程中，成了我在这个实在界的终极支撑。如果不保持的悲观意识，没有对于事物暗黑层面的观察，就不存在生活的终极意义的探索，也就不存在思考的真实快感。
有个网友也最近给我留言，越忧郁和悲伤的人，其实是越爱自己的生命的。
当然也不能说这种看法错了，我不是很习惯用对与错，或者好与坏来评判事物。
而更倾向于认识到，我的积极以及对于生活的拥抱，跟我对于事情的阴面的敏感和知觉，形成两个鲜明的壁垒，但是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经常从一边滑向另一边。
我可以跟别人之间保持着疏离感，以防自己因为太过快乐而变得愚蠢，也害怕自己因为太多悲伤，而变得无病呻吟。
 
那么，我们来辩证的看他对我说的忧郁。
李立中正如我一样，在生活中是个老实人，常规意义上的。然而在最后的幻梦中，他因为绝望和悲伤，开枪杀人。
我在看小野对于跟杨德昌共同创作《恐怖分子》的电影剧本时的回忆说，在初始的剧本中，原本是安排李立中从开始一直开枪杀人到最后的。但是因为保存着最为基本的善意，杨德昌把结局改了。杀人只是一个症候，一个逼迫，一个必须之选，而在他杀与自杀之间，李最终选择了自杀。

李立中在自己的生活中时时刻刻都在努力的表现出令人尊敬的样子，彬彬有礼的，极度克制的。但是正是这样的努力制造出来的对于成功生活的渴望，对于周的占有以及期待赢得周的爱情，最后的结果才会显得悲痛，同时有凌然感觉滑稽可笑。
可笑的地方在于，他在最亲近的朋友面前也要表现出那种幸福的语言和表情，他不需要别然来帮助他从生活的深渊中救赎出来，不需要他者的介入。
 
他的悲剧性归根结底都是他个人的悲剧，跟时代以及环境无关。
我在想杨德昌想要通过李立群的表演想要表达的，不是时代背景，也不是台北的脏与丑，而是对于他自己的悲剧性性格的解剖和自我省视。
吴念真也在回忆中客观的说，杨德昌是没有能力教化别人以及讽刺别人的导演。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一种深刻的自我反省。
 
《恐怖分子》通过李立中最后倒在血泊中的那一双眼睛，对着镜头外我们深刻的凝视，将剧情推向高潮后戛然而止。
留下我们这些看电影的人，感受到的绝望，不是故事结局的绝望，恰恰是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自命不凡，以为自己驾驭了生活，其实永远都是被生活奴役的宿命的绝望。

  文学和电影一样，都是表达的游戏。
 杨德昌的片子都是那种含糊温吞的调调，你无法用一个结论概括出他想表达什么。就像《红楼梦》，含义太复杂了，我们常常难以总结。然而这种含糊温吞却是这么真实，一如人生，我们谁能用几百字就概括出自己的生活呢？那些活过半生的中年人总是一支烟接一支烟，却开不了口，只轻轻叹一口气。
 看杨德昌的电影是常常能体会到人生沉重窒息的那一面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他的电影里总是那么悲观而无力。你总感到我们离得那么近，却走不进彼此的内心。这是否就是一切悲哀的源头？
 那个结尾的yy,我觉得十分精彩。呈现出两种极端的对比，如果李立中真的把枪口对着别人，你只觉得可恨，而当他把枪口对着自己，你才感到他善良软弱的可怜。正如我们中大多数的普通人，因为善良努力，所以软弱，总是在惩罚自己却很少怪罪他人。
  杨德昌的主人公都是诚恳善良的，往往更接近高贵。李立中虽然不读文学，刻板迂腐，但他从未伤害他人，他努力忍受承担着生活不如意的一切。而他那个浪漫主义渴望活在梦里的妻子，才真正是任性而自私。他难道不是比他妻子更高尚？文学艺术的标榜者未必高贵，他们只是更善于倾诉而已，一点点痛嚷地全世界都知道，沉默者何尝不是更痛？痛而沉默才是真正的高贵。
  那时候的李立群还那么年轻，身上有温和厚实的气质，一如所有看似普通的小人物，做过一点点坏事，却自责许久。当他在半夜搂着那个写不出小说而哭泣的妻子说“写不完，就明天再写嘛。”时，你知道有些人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爱另一个人，虽然不被理解。所以当他倒在澡池边满头是血的时候，才使人感到那么凄凉。一个人掏心掏肺给这个世界，世界却把门都关上，这是怎样的绝望和无力。
  杨德昌的电影常常在讲这种理想主义幻灭的痛苦。如果你对这个世界有戒不掉的期待，那么你注定会有戒不掉的失望。悲哀源自热爱，虽然这爱看起来波澜不兴，却暗潮汹涌。
  

  观《恐怖分子》（The Terrorizers）中途，隐隐约约从暗伏在情节里的感受到这部看似文艺缓慢的作品中激烈、突破性的格调。错落地工整的城市风貌，彰显出一种交杂的特别气息。然而就是台北这样一座特殊气息里孕育了不同空间内被其压抑着的不同家庭、不同人物。观影之前老师就有提醒，这是一部很exciting的电影，and actually, it is.

  杨德昌是台湾导演界一位奇才，他这部《恐怖分子》作为他成名代表作，不拘一格地反逆于台湾电影的一贯风格。所以有盲目的电影批评者说，杨德昌是受欧美风格西方电影影响，是一种西化的路线。而在Jameson眼里或是实质上，杨德昌并非此意。他着重抓住台北特殊的时代意义，现代性弥漫、资本冲击的冷漠的第三世界都市里，潜在着不安的因素（point）。这些因素或人或事，全都潜伏在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里。杨德昌恰恰抓住了这些平时人们难以关注到的潜在人事，而这些人事又恰恰与台北市民的个人生活、城市动态以及整个第三世界都市的社会息息相关。
  《恐怖分子》的拍摄技巧也很吸引人。现代主义里面讲结构，讲form。而空间性体现(Spatial Reflection)恰是本部电影一大技术手法。从开头的市区街道采景的万籁俱寂，典型的现代建筑掠影，由小及大朦胧地展示着整个城市的空间轮廓与风貌。女主角周郁芬的居所结构以及她写作小说的封闭空间；摄影青年天桥取景以及每每路过的狗吠声阵阵的街角；混血女孩密闭房间与电话特写；贴着口香糖的公寓门里有蕴藏着什么玄机……这些具有空间性体现特点的镜头像是一个个带有现代主义（modernism）、符号学（semiology）意义的城市符号，通过据纵深感的视觉领域把握在观众脑海中塑造成一座悬藏不安的现代化都市(modern city)。仔细分析其结构，三个主人公三个平行空间里，又体现着台北时代错位样的（anachronistic）特殊性：女主角周郁芬精心布局的雅致写作小屋里，内心满是抑郁。她无法做到genius样的创作，似乎艺术创作也好小说写作也好，那种本真（authenticity）的aura已经无处再寻觅，它似乎已经停留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时期的历史中。然而周郁芬心里依然坚持着在这样一个机械复制的影像充斥的时代里写作，尤其是这样一个错位组成的现代台北里；混血女被母亲密闭的黑暗小屋，现代通讯的唯一工具便是电话，当镜头从黑夜里的房间布局，投射到长长的电话线，我们隐约感受到这个属于混血女的空间结构里，隐匿着怎样的不安与后果难挨的恶作剧；富二代摄影青年偏红色调的隐匿暗房和满墙的照片，恰是带有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色彩的体现。满墙的照片像是把结构拆解了一地的碎片，影像背后有什么，影像拍摄出来就仅仅是影像，它又可以代表出什么，再怎样解构它分析它都不是通往origin的路，就算把它撕成碎片，它只会冷冷地表现出这解构后的虚无（nihility）。三个代表性的空间主体，是由本是普通的扮演着社会角色的市民群众构成的。而这些群众里，在我们看不见的平行空间，又隐匿着错位时代组成的城市带来的怎样的压力，怎样的爆发，怎样的犯罪、血腥、暴力、冷漠无情……
“恐怖分子”，听起来好像离我们距离很远，实际上却very close。这部电影的对于台北的allegory在于其城市特质所带来的限制及后果。正如Melodrama of the City一文中所说：”This parallel between human society and technology depicts a general situation in a commercial society.” 台北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新工业地带，群众的生存空间像是架构在一个整体上被限定住。多重杂陈的城市受资本主义影响，加之技术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一种混杂分综的现代与后现代的错综交杂特征就此流露。杨德昌精彩地运用镜头表达来把这种城市复杂的空间性和暗中隐喻的真实展示给观众；从并非社会名角的小众、家庭着手，折射出社会人际关系的复杂和小众暗藏的非小众性的阴暗力量一面。
  潜在意义上，《恐怖分子》告诉生活在当今现代性当道的生存环境里的人们，在扭曲复杂的城市空间里，每个人都可以是潜在的恐怖分子。影像可以是生活原貌经过剪辑后于荧屏上呈现的移位复制品。在真实生活里，在现代性充斥中生活的我们该何去何从，却只有邀请自己做自己生活的导演，反用技术时代来进行自反，从而更好更澄明地认识周遭世界，才能找到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