楢山节考1983

不是原创，但是写的很好
《楢山节考》：借神的名义篦梳人类

谢宗玉

最开始，今村昌平给小津安二郎当助手。就像小津不待见今村一样，今村也特别不感冒小津。两人分道扬镳时，曾有这么一段对话。小津看完今村的剧本《猪肉与军舰》，皱着眉头说：“你为什么总想拍些蛆虫一样的人？”今村答道：“我将书写蛆虫，至死方休。”

我得承认，迄今为止，小津安二郎是我最喜爱的导演。但这并不意味他否定的人，我就一定不喜欢。作为观众，我对任何风格都不排斥，只要导演能把这种风格做到极致，他就是了不起的大师。
把大师两字冠在今村昌平身上，似乎有点冒险，因为我总共才看了他一个电影：《楢山节考》。但就算他不是大师，《楢山节考》也绝对是经典之作。


一、

先来释义。楢山是地名，泛指人类的生存之地。

节，是规则，是仪式，是约定俗成的习惯。楢山节，传说很久以前，日本信州的一个偏僻山村，老人一旦活到七十岁，就会被家人背上山，献给楢山神。

考，是考究，推断，考证，纪录，演绎。

看了激动人心的电影，我第一反应就是去网上搜寻，看是否有与我心有戚戚焉的影评。这回，我又失望了。五花八门的影评，概括如下：或说“展示贫穷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或说“批判人性之恶”；或说“揭露人的动物属性”；或说“悲叹女性被工具化的命运”；或说“解剖人类混沌的性饥渴”；或说“赞美母性的坚忍与博大”；或说“呈现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劣”。

我不能说他们错了，电影中的某些情节的确可以推导出这些因果来。只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忽略标题？从标题看，今村昌平就是想将“楢山节”某段历史时期的情景，完整地演绎出来。

今村昌平为什么想演绎复原“楢山节”？这才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

“楢山节”原本出自小说家深泽七郎笔下，并无信史考证。这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来看，就像看张艺谋的《三枪》。对比电影人物毙命时的惨状，《楢山节考》不如《三枪》恐怖，但看《三枪》，我们始终都是笑嘻嘻的；而看《楢山节考》，我们的脔心一阵紧比一阵，后脊骨一阵凉比一阵。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把《三枪》当作了传奇，却没把《楢山节考》当传奇。我们更愿意相信“楢山节”是真的，它在人类历史的某个时候某个地方存在过。它唤醒了我们的某种记忆，并与我们头脑中的某些印象出现了重叠。换句话说，它让我们产生了共鸣。对“楢山节”既恐惧又厌恶的情绪，其实只是我们审视自身后所产生的反应。

这才是今村昌平要复原“楢山节”的真正原因。在他看来，“楢山节”似乎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脉络图。它虽然血腥、残忍、无情，却有效、实用、便捷。情感上，不管我们如何讨厌它，但人类要发展，理智上我们就不得不遵循它。同其它生物一样，在这颗孤零零的星球上，我们何尝不是一群无可奈何的卑微之物？

二、

“楢山节”，说白了，就是村民为遗弃老人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将集体生存的冷酷行为文明化。云雾缭绕的楢山无论多高多远多神秘，它上面都没有神灵。被送上去的老人，只能在饥寒交迫下，活活受死。然后将血肉献给乌鸦，将白骨留给风雨。将楢山神化，既是后辈为缓冲野蛮行径所带来的心灵冲击，也是老人为减轻上山前的恐惧，寻求的一种强迫式自我安慰。

不妨来揣拟一下楢山节的肇始。设想有这样一个村民，某个冬日趁天没亮，背着自己又瘫又瞎的老娘，说是去山外求医，半途却将她遗弃山中。回来却把楢山说得鬼神莫测，自己只低头喝了口水，老娘就不见踪影。这时就有村民过来安慰他，说他老娘终是摆脱了尘世的痛苦，被山神接到天上享福了。不久，有人仿而效之。回来说楢山果然是座灵山，自己老爹也是一眨眼就不见人影。慢慢地，这种弃老行为竟成了村庄减轻生存压力的常见手段。再然后，被作为一种习俗给保留下来了。

再或者，有这么一个严重的灾年，食物根本无法保证村民全部度过寒冬，村中的主要劳力聚集起来商议对策，决定把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全部背上楢山，任其自生自灭。为了强化这起残酷行为的合理性，他们大搞舆论宣传，说人老成精，能通神灵，只有把老人送上楢山，楢山之神才会变灾年为丰年。结果第二年正好风调雨顺，食物充足，民心大悦。于是送老人上楢山便作为一桩习俗给保存下来。

“楢山节”不管会留给现代观众什么印象，但那已成了楢山历代村民集体无意识的选择。到了阿玲婆时代，这种习俗已深入人心，村民不再具有对这种习俗的反思能力，习俗的野蛮性已被仪式淡化，其残酷性也不再具有伤害心灵的威力，大家只会虔诚地遵循它。个别反对它的人，反而被当作笑料。比如阿玲婆的丈夫，因为不忍心将自己的老娘送上楢山而逃跑，被十五岁的长子辰平当作耻辱，枪杀在一次猎熊时的争吵中。几十年后，阿玲婆得知真相，反而安慰辰平说，不是他杀死了父亲，是山神将他父亲带走了。

在阿玲婆看来，是山神借儿子之手，惩罚违背习俗的丈夫。正是这种观念在头脑中已根深蒂固，活到六十九岁的阿玲婆，才会为自己异乎寻常的健康羞愧不已，并不由自主向每个村民解释，不论她如何健康，过了今年她就一定上山，决不含糊。甚至偷偷在井沿上磕掉两颗坚硬有力的门牙，以示自己的老态。对她而言，再活就是一种比死更痛苦的耻辱。与其苟且多活几天，不如早点有尊严地死去。对古老习俗的皈依竟然超过了她的求生本能。

但事实上，阿玲婆只是习俗战车上一只被绑架了的蚱蜢，她对死亡的渴望看起来充满了主动性，其实却处处被动。因为她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上山无法拒绝，留给她选择的，只是上山的态度。是平静从容上山，还是惊恐啼哭上山？她选择了前者。正是这份从容赴死的态度让她获得了生命的尊严。

“楢山节”是影片中的重点，但今村昌平显然不只想单单表现“楢山节”。借阿玲婆上山前村庄所发生的事情，今村昌平意图说明“楢山节”无处不在。比如村民经过慎重商议，将经常偷窃的雨屋一家七八口人全部活埋；阿玲婆不让自己的大儿媳陪小儿子伊助睡觉，却给伊助在村里四处物色性交对象；阿雅的丈夫死时，要阿雅把身子施舍给村里的每一个农奴，以祛除家中邪鬼的侵扰；没有足够食物养活的婴儿，只能抛弃在田地里作肥料……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出于偶然，都有着其内在的必然性，并且已成为某种习俗或将成为某种习俗。

我们不妨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析一下这些村庄琐事。

阿玲婆不让儿媳阿玉把身子施舍给伊助，一方面是不想打破家庭现有的平衡，怕伊助尝到甜头后，老纠缠阿玉，从而引发长子与次子的暴力之争。另一方面，也怕阿玉怀上伊助的孩子。天生体臭的伊助已沦为进化的劣质产品，从优胜劣汰的角度来看，他已不宜为家族繁衍后代。长孙朝吉可以为家族繁衍后代，但朝吉的妻子阿松好吃懒做，并且有偷婆家粮食送给娘家的习惯，如果贸然将孩子生下来，多添两张吃口，很可能把整个家族拖垮。所以阿玲婆狠心将阿松骗返娘家，让她做了娘家人的陪葬品。

尘世之事，了犹未了。上山前，阿玲婆看起来大可不必为伊助物色性对象。可如果不消解伊助的性饥渴，又是毁坏庄稼又是摧残牲畜的伊助，很有可能会威胁村庄的平衡，也就可能成为村人合而谋杀的对象。伊助虽然既臭又傻，不宜繁殖后代，但他仍是家里的主要劳力之一。阿玲婆帮助他，既是母爱的体现，更是为整个家族的私利。

阿雅把身子施舍给村里每一个农奴，明意是乞得家中邪鬼的谅解，暗意却是为怀上孩子。丈夫盛年夭折，撇下田地家业若干，却无继承之人。丈夫既想阿雅有身孕，又不想明确孩子的父亲是谁，才想出这么一招。没有父亲的孩子，才可以继承丈夫的姓氏和家业。没有父亲的孩子，与阿雅有染的所有农奴都会想当然地将自己当作父亲，从而在孩子的成长过程暗暗给予关照。而阿雅自作主张把伊助排除在外，既是嫌他体臭，也是怕怀上他的孩子。

性欲是人类发展的原动力之一，但在避孕术发明之前，过分的性活动必然会带来人口过剩。朝吉与阿松交欢时，曾抚摸她的大肚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是男孩，就杀死，如果是女孩，就拿去卖钱。”对过剩人口的处理，从这话中就可管窥一斑。这正是冬雪融化后田野中为什么会有死婴的真实原因。

所有这一切业已成为习俗或即将成为习俗的背后，其实都与人种的生存和繁衍有关。借今村昌平的视角，我们发现，被人类赋予文明性的一切习俗，其最初的形成，基本上跟人类美好的道德情操无关，而只跟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发展有关。什么样的习俗有利于本区域内种群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必会形成并遵循什么样的习俗。而习俗的文明性和道德性则是由人们后来附加上去的，其目的是用以抚慰残酷的习俗带给个体心灵的伤害和阴影。

当道德文明与习俗完全融合后，习俗的野蛮性被淡化了，其正统性和合法性由此彰显。正是因为这样，今村昌平对“楢山节”没有采取批判的态度，对阿玲婆的上山行为也没有使用贬低的镜头。

辰平翻山越水，历尽艰苦，用近乎朝圣般的虔诚，将母亲送上楢山。但楢山没有神灵迓迎，只有乱石林立，白骨遍谷，寒鸦凄啼。人类的终极困境就这样被凸现出来。辰平终于醒悟，所谓的“楢山节”，其实就是对弃老行为的粉饰。当年父亲不愿背奶奶上山，是情有可原的。现在他也不想让自己老娘在深山老林里活活饿死冻死。但阿玲婆制止了他的软弱，用严厉的眼神和手势“驱赶”辰平离开。

大雪这时飘然而至，阿玲婆如佛般端坐在青崖之下，白骨与寒鸦之中，平静、庄重、肃穆和豁达的面容，在一瞬间击穿了所有观众的肺腑，一股荡气回肠的崇敬感升腾在每个人的胸膛。自然也包括影片中去而复返的辰平。大雪的突降，应证了古老的传谣，让浸润在习俗中的辰平自以为得到了庄妙的神示。

阿玲婆的从容赴死，让每一个深谙生存艰难的观众，只会为她舍己的悲壮行为洒下钦佩的泪水，而不会对她抱守陋习投去鄙视的目光。这显然不是观众的自我选择，而是导演今村昌平先用镜头替观众作了选择。很多时候，观众只是导演情感和理念的傀儡。这回就是。

三、

今村昌平的选择无疑是公允的。对“楢山节”，如果他采取的是批判的态度，那么这部电影绝对算不上经典。尼采曾说，人生毫无意义。作为人，最好的事情，就是没有出生，次好的事情，就是尽快去死。人活着没有任何价值。但是，既然不能马上死掉，人类就不得不用艺术和道德的手段，对自我存活的方式加以意义化和价值化。

“楢山节”看起来是一项个体死亡的仪式，其实也是人类牺牲个体保全集体的一种方式。今村昌平对“楢山节”的态度，正是现代人们对“人类学”所应该持有的态度——设身处地的理性、冷静和尊重。要知道，人类任何一项习俗的产生，都与当时当地的生存环境密不可分，如果易地移时，你自己正好躬逢其中，保不准你就是这项习俗最顽固的拥护者。对人类学，任何超越时空的批判，都会流于隔鞭抓痒式的肤浅。今村昌平之所以要“拔高”阿玲婆的死亡，其实就相当人类在深谙生存的虚无后，不得不对生命的意义加以美化，以告慰自己比其他生物丰富百倍、敏感千倍的心灵。“借日神的理性，我们看清了生活的丑陋真相，再借酒神的狂欢，给生活蒙一层艺术的面纱。”说这话的尼采真是个天才。

地球上很多生物时刻都在进化，但人种自固定下来后，似乎就再没有进化的迹象？从电影《楢山节考》中，我突然发现，人类的形体肤色也许不再进化，可人类混沌的心灵却一直在覆地翻天地变化着。而习俗正是改变心灵最直接的工具，也是最显著的证明。人类漫散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不同的环境造就了他们不同的生存方式，酿成了他们不同的生活习俗，培育了他们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宇宙观。这正是人类心灵的进化过程。人类心灵的多样性，其实跟物种的多样性同样重要。就算到了现代社会，任何依据自己价值观来指责别人生存方式和习俗的言行，都应该慎之又慎。比如说，俄罗斯鼓励生育，我国提倡节育；美国反对坠胎，我国鼓励坠胎。这都是不同的生存环境作用在人类身上的正常反应，观念虽然完全相反，却无对错是非之分。

文章到这里，自然而然就要说到“普世价值”的话题了。普世价值，现如今成了中国一个敏感词汇。普世价值是否应该大张旗鼓地推行，目前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争论的焦点之一。这里我不想加入争论。我只想提醒大家，普世价值其实就是一种全球通用的“习俗”。普世价值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环境发展的产物，也是科技进步的产物。科技的进步淡化了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同化了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只有人类生存环境大致相同，谈普世价值才有意义。如果地球上仍有楢山那样的村庄存在，那么普世价值的春风是断然吹不到那里的。换句话说，普世价值的推广应该与生存环境的改造相辅相成，不提前也不滞后，才是正招。普世价值的推广也只能是春风化雨式的，任何“粗暴”的推广行为和一蹴而就的想法，都属于异想天开。

四、

如果说，世界上很多习俗都与“楢山节”近似的话，那么日本很多习俗简直就与“楢山节”酷似。比如永争第一、失败就要去死的武士道精神，如果用普世价值观来打量，其残酷性和野蛮性与“楢山节”实在有得一拼。

意味深长的是，《楢山节考》为什么会是日本导演的作品，而不是其他人的？“楢山节”的传说为什么会发生在日本，而不在其他国家？事实上，从一看到《楢山节考》，我们的潜意识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故事只有发生在日本，才恰如其分。日本自然环境恶劣，生存资源稀缺， “致于死地而后生”，是他们很多习俗形成的宗旨。习俗对个体越残酷，就越有利于整体的繁衍。严酷的地理环境让日本制度的制订和习俗的形成，都不得不朝着“精兵简政”和“短、平、快”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尽可能地发挥个人的潜能，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清除社会累赘，降低不必要的消耗。如果人类风俗的发展史真是人类心灵的进化史的话，那么日本人的心灵就是朝着最直接的“强存弱亡”的丛林法则进化的。

这样看来，今村昌平拍摄《楢山节考》虽然是从人类学的客观实际出发，但他还巧妙地包藏了对本民族习俗的认同和私心。这就有些让人警惕了。人类学中的习俗固然没有对错是非之分，我们无法从价值观否定日本的某些习俗，但我们必须深刻意识到日本某些习俗的可怕潜能，稍不留意，它们能吞噬整个地球。过去他们用枪炮没做成的事，现在他们正想用钞票（经济）完成。

如果说日本的习俗具有“向生”性，那么中国的习俗则具有“趋死”性。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国很多习俗都朝着有利于老人和死人的方向发展，社会福利制度几乎都朝老人倾斜。年龄是中国人克敌制胜的法宝，“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灾荒之年，易子而食，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习俗，易老而食的现象却非常稀少。自有信史以来，中国人对死亡的看重程度就无以复加，权贵们不但把大量的金银财宝埋进幕穴，而且还要年轻力壮的奴隶、妻妾或战俘作为殉葬。而穷人们为了举办一个稍为体面的葬礼，不惜倾家荡产，甚至卖身葬父或葬母。这种习俗与“楢山节”虽然正好相反，但其残酷性和野蛮性却不相上下。 与“楢山节”相似的故事在中国最后却变成了尊老的范本。说的是一个父亲让儿子帮忙，把自己的老娘抬进深山，正准备把她连同箩筐一起扔下山崖时，儿子突然叫停，说要保留箩筐，以便等父亲老了，自己也好用这个箩筐抬父亲上山。父亲听了冷汗淋漓，忙把老娘抬回家，从此好菜好饭伺候，以期给儿子树立一个孝顺的榜样，换将来自己幸福的晚年。现在想来，这个故事的前提，必须是家中有好菜好饭，另外，在供给老娘好菜好饭的同时，还必须保证自己和儿子有不会饿死的食物，这样，家族中的子孙照此模式下去，才有望个个收获幸福晚年。所以这个流传甚远的民间故事，只会发生在物产丰富的中国，而不是地贫物稀的日本。

显然，“趋死”习俗的形成不仅仅只是中国地大物博所致，它还有着深远的因由，这篇短评不再探讨。如果某位学者有心，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专门的课题来研究，写成厚厚的一本书。最后我只想说，中国如果不改变这种“趋死”的习俗，那么不管我们怎么地大物博，都可能再次败于“向生”习俗的日本手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习俗是民族命运的根源，就像性格是个人命运的因由一样。

今村昌平（1926年9月15日 - 2006年5月30日），日本著名电影导演，曾担任小津安二郎的副导演。
今村昌平出生于东京，他从小就对电影感兴趣。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被黑泽明的早期电影深深打动，他想成为黑泽明的学生，但没有成功，却成为了小津安二郎的学生。今村昌平跟小津安二郎学导演并受到小津安二郎的美学观的深刻影响。但今村昌平的电影哲学却与小津安二郎截然不同。今村昌平指责小津安二郎只拍日本 “官方”电影，小津安二郎电影中的人物随日本传统道德生活。而今村昌平则想表现“实际上”的日本。一开始他不得不接受制片厂的合同工作，并以此获得了一个好名声。成名后他的作品主要表现人的贪婪和从中产生的暴力，今村昌平的电影擅于描写性爱，女主角无论是大牌、小牌，大多数要裸露上演。 2006年5月30日15时49分因转移性肝肿瘤在东京医院内病逝，享年79岁。
简介
1926年，今村昌平出生在东京，当时他的父亲已经42岁，母亲32岁。他的父亲是个医生，开耳鼻喉科诊所，收入颇丰——很多妓女都来找他治病。
小时候今村不爱读书、不爱说话，既没有显示出什么责任心，也没人发觉他有什么远大志向。
“他各科科目都不优秀，”今村中学汉文老师曾这样评价，“一看就知道是大器晚成的钝牛。”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今村只有11岁，不用参军，但他的两个哥哥都被召入了军队，没多久传来噩耗，大哥乘坐的军舰在天津塘沽港外被炸沉。
大哥战死、二哥下落不明、父亲的诊所因经济萧条而倒闭，1944年，刚刚高中毕业的今村不得不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职责。
他找了一份家教的工作，一个月干下来，今村才知道这户人家也没有钱。最后他们拿出家里珍藏的6瓶朝鲜烧酒，希望今村能收下抵作工钱。
今村拎着烧酒不知所措，怯生生地拿到当地黑市上去卖，没想到一瓶就卖出了300日元，比他该得的工钱还高。这笔买卖令今村家成为附近的“富人”，也让他找到了新的职业——黑市贩子。
他的黑市生活一直持续到“二战”之后很多年，成为全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还令他攒足了上私立大学早稻田大学的学费。日本战后满目疮痍，黑市交易非常活跃，今村要兼顾生意、学习和家教，大学成绩一塌糊涂。但学校的法语老师还是很喜爱学习西洋文学的今村，因为他能从这个学生那里买到很紧俏的黑市香烟。
后来，今村辞掉了利润微薄的家教工作，一下子多出一块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来，他去电影院看了黑泽明的《酩酊天使》。
《酩酊天使》是黑泽明“战后混沌三部曲”的第一部，也是第一部真正体现“人本主义”风格的黑泽明电影。今村一下子被这部电影迷住了，“谁能让三船敏郎这么烂的演员演起帮派分子时，竟然如此真实？那副嘴脸，简直跟我厮混的那些黑道分子一模一样。黑泽明一定是最伟大的导演，才能将他调教得这么杰出。”电影中不断出现小诊所、妓院这些今村昌平十分熟悉的场景——这部影片拍的简直就是他的生活。
几天后，今村昌平又掏钱买票，重看了一次《酩酊天使》，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看过两次的电影。
这两张电影票改变了今村昌平的一生——他立志要拍电影。
1951年，今村从早稻田大学的文学系毕业之后，找到了黑泽明所属的东宝影厂，希望能给黑泽明做副导演。不巧的是，东宝因为左翼运动引发的工潮而焦头烂额，连黑泽明也无法开拍新片，所以不招收新人。
今村只得转报松竹大船影厂。
他不喜欢松竹，在自传中，曾这样评价：“松竹是日本成立最早、思想最守旧的影厂，员工平均年龄44岁。”
松竹却不是想去就能去的，超过2000人与今村同时报名，而影厂只收7人。今村究竟是怎么从2000人中脱颖而出的，已无从考证，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从此进入了电影圈——第一份工作是担任小津安二郎的副导演。
“只有丧失情感的人种，才能成为导演？”
“我是猜拳猜输了，才到小津组拍片的。”今村昌平从来都把进小津组当成一件很沮丧的事情。
今村昌平常被冠以“小津传人”的头衔，今村与小津两位电影大师“分道扬镳”的故事也成为电影界的传奇。事实上，这两位电影大师根本不存在“分道扬镳”，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走上过同一条道路。
“小津希望描写人性美的一面，今村想要丑的一面、真实的一面。不管在选择题材上，还是在美学的爱好和情趣上，小津和今村在一切方面都正好相反。”佐藤忠男说。
今村进入松竹时，松竹采用的是学徒制：将新人分配进各个导演组，在影片上署名为“副导演”，实际上与导演是学徒与导师的关系。当时，松竹刚好有7位导演，其中6位在片场拍戏，小津在奈良拍《麦秋》。
在当时日本年轻人的眼中，木下才是这 7名导演中的真正电影大师——几乎所有进松竹的人都投报了木下组。电影厂为了平衡，让年轻人猜拳决定——今村就是“受害者”，其他人哪怕没能抽中木下组，也都马上加入各自的剧组开始干活了，而今村只能呆着苦等小津回来：“他们去拍麦子了，迟迟都不回来，让我苦等了两个星期。”
今村被任命为小津的第五副导演，收入真正“仅够糊口”——月工资3000日元，刚好能买60碗阳春面。
今村不得不重操旧业，到黑市上倒买倒卖。
更令今村痛苦的是，他完全不认同小津所走的道路。
“战败让富裕的家庭和贫民家庭差别没有那么大了。战败之后日本很多人都下乡劳作去了，今村也是这样，这之后他才觉得只有底层的才是真实的生活。”佐藤忠男说，今村昌平探求的始终是活生生的人物，而小津对于这活生生的东西一概不感兴趣，他追求的是完美而洗练的样式。
在松竹的“学徒制”中，副导演由杂务干起，培训期长达10年以上，其间如果显示出天分，可以为导演写剧本。今村曾为小津写过多个剧本，都没获得通过。
“对于我们这些在黑市长大的一群来说，根本没有见过小津电影里那样的家庭。”今村昌平在自己的自传中说，“要说榻榻米，我们也只是看过黑市中那些又小又脏的而已。我的作品里，怎么都拍不出像小津那些白白的干净的高雅的日本客厅。”
在这段日子里，今村白天在影厂工作，晚上去黑市倒买倒卖，回到家里躺在床上看哥哥遗留下来的左派书籍，用他的话是：“读着红色的书籍，卖着黑色的东西，看着白色的电影。”
这种生活，令今村对电影产生了怀疑，“是否只有丧失情感的人种，才能成为导演？”他这样问自己。
随着今村在小津组日渐显示出才华，学生与老师的分歧越来越大。
1954年，今村写出一个名为《猪肉与军舰》的故事，交给小津审查。小津看过剧本后，厌恶地问：“你为什么总想拍这些蛆虫一样的人？”
“我将书写蛆虫，至死方止。”今村回答。
同年，今村昌平从松竹影厂辞职，跳槽到重组的日活影厂。
“像猪一样吃食、不知羞耻的男人们”
日活曾是日本惟一能与松竹抗衡的老牌影厂，其创作部门在战争中被近卫内阁成员小林一三拥有的东宝影厂吞并。1953年9月，日活发表“再开自主制作声明”，重建创作部门——方法就是到处挖角，从松竹挖导演、副导演和演员，从新东宝和大映挖摄影和美术人员。
今村昌平就是在这股挖角风潮中被挖到日活的。
在日活影厂，今村继续当副导演，这次加入的是川岛雄三组。川岛雄三没有小津那么大牌，为人也更加随和，在他的班子里，今村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他开始兑现自己终身“书写蛆虫”的誓言。
1958年，今村根据自己的经历，为川岛创作了《幕末太阳传》的剧本：主人公是个骗子，长期混迹于妓院，故事的高潮是他搭救被卖进妓院的少女，以及密谋去烧英国领事馆。这部影片是川岛导演生涯的巅峰，在《电影旬报》评选的20世纪日本百部最佳影片中排行第五，介于小津的《［东京物语［》和黑泽明的《罗生门》之间。
“1950年代有很多人看电影，也有很多人投资，而且当时可以描写的东西很多，可以描写战争、建立民主社会……非常多的题材。”佐藤说。
1958年，日本电影年观影人数达到历史最高点，有11.27亿人次去看了电影，人均看了11.7部。“大映”社长曾宣称：“即使只挂上一块白银幕都会有观众来。”而当时日本影院仍坚持“买一张票，看两部戏”，所以对影片的需求非常巨大，一批年轻的副导演获得机会晋升为导演，拍出了大量反思战争和反映战后生活苦闷的影片，掀起了“日本电影新浪潮”运动。今村昌平、大岛渚、筱田正浩和铃木清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被称为“日本新浪潮四大导演”。
1958年，今村导演了处女作《被盗的情欲》，而且在这一年里一口气导了3部电影。
1961年是今村生命中重要的一年。这年，他导演了《猪肉与军舰》——就是当初被小津唾弃的那个剧本。
今村迷恋在电影中使用动物做隐喻，比如《楢山节考》里的蛇；《鳗鱼》里的鳗鱼。《猪肉与军舰》的宣传语就是“一群像猪一样吃食、不知羞耻的男人们”。
影片的背景是驻日美军基地，讲述了一个在美国海军基地外经营黑市猪肉买卖的黑道人物的经历——有美军就有卖春业，就有麻木的妓女和寄生的皮条客。皮条客最后转行去喂猪，站在一堆猪里说：“只有猪才能了解我。”影片在横须贺市拍摄，为追求写实的效果，今村搜刮集合了当时市内所有的猪——足足有1000头。
这种追求的后果是，影片超支400万日元，相当于当时一部主流电影的制作费。此后两年，没有影厂找过他拍电影。
“1950年代人们的理想就是富裕一点，大家充满了理想，但是到了1960年代，理想实现之后，人们发现富裕也没有什么可以高兴的。人们失去了目标，反战题材和反战思考也渐渐消失。”佐藤说，从战争中走出来的黑泽明、今村、大岛渚等导演，都无法停止自己的战后反思，“有没有名和能不能为公司赚钱，是两回事，今村并不是影厂喜欢的导演。”
今村的伙伴们也都是不被影厂喜欢的导演，1961年，大岛渚拍完《饲育》，变成了一个“不拍电影的电影导演”；铃木清顺在1967年被赶出日活电影厂，整整10年完全没有电影可拍……196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新浪潮”偃旗息鼓。
“愿为电影终身挨穷！”
拍不成电影，就意味着没有收入。今村不得不举家从城里迁往郊区，住在一座小山背后。
在那段日子里，今村最企盼下大雨—— 大雨之后，屋后山坡上的树林里会长出很多蘑菇。今村把蘑菇采回来，细细剁碎，包在饺子里。儿子放学回到家，咬开饺子，看到里面有棕色的碎末，会欢天喜地地大叫：“有肉吃了！有肉吃了！”“父亲一般不在家里谈电影的事情，他并不是一个豪杰，有时也会好面子，有时也会小气，但他的电影非常有趣。”天愿回忆说。
这些“有趣”的电影包括：追踪战后一名到城市为娼，像昆虫一样顽强依靠本能生存下来的村姑一生的《日本昆虫记》(1963年《电影旬报》年度10佳第一名)；讲述专拍黄色小电影的男人经历的《人类学入门》(1966)；描写远离现代社会的日本南方小岛上，一个弱肉强食的性混乱村落的《诸神的欲望》(1968)等。
进入1970年代，今村10年里只拍出了一部《复仇是我》。
当时，电视的普及大量挤压了电影的生存空间，使得拍电影更加成为一门微利的买卖。今村对电影的反感集中在表演方面，“电视剧这种东西，所谓演员的表演令人腻烦不已，怎么演都不是那么回事。”他曾这样说。
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但只有今村采取了行动——他创办了日本电影学校，“我创办这个学校，就是为了办自己的表演系，要打倒那些无趣、令人不快的演员。”
“个人创建学校，你必须有钱，今村却没钱。”日本电影学校教务长五十岚满已经在学校工作29年了，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他不顾一切地大笔借贷，另一方面四处向朋友求援，大概筹集了1亿日元，都是借来的。”
今村在日本电影圈中，以性格孤傲著称，当时很多人都很难相信他也会有求人的一天。松竹影厂前会长奥山融回忆：“今村君经常热情地跑来找我们所有电影业界的人，大家都说，‘今村君现在频频低下高贵的头颅’。”
北京电影学院从事日本影视文化研究的支菲娜曾访问过日本电影学校，对比起北京电影学院，“那里的条件真的很差，但学生们真的可以实际操作拍摄电影。”
电影学校令原本经济就不宽裕的今村更加捉襟见肘。
到了1983年，今村改编了深泽七郎的小说《楢山节考》拍成电影。今村的前辈木下惠介1958年时也曾将这部电影搬上银幕。“木下君表现得非常唯美，母子间非常温情。而今村君拍了动物性交的场面，拍了扔老太太的场面，拍了男人需要解决生理问题的场面，很残酷，不温情。”与今村合作22年的剪辑师冈安肇接受本报记者访问时总结。
这个“不温情”的版本，却为今村赢得了一座戛纳金棕榈奖座。当时今村根本没想到自己能够获奖，所以没去戛纳。影片获奖的消息传回日本，在庆功宴上，正陷于经济危机的今村很激动，挥舞着拳头发誓：“我愿为电影终身挨穷！”
今村一生获过5次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提名，但他却不喜欢出国，甚至连1997年《鳗鱼》为他赢得另一座金棕榈奖座，他也没去现场。只有一次例外——1983年，他的《贩卖妇女的人》获得提名，他得知消息后，决定动身前往法国。他要让更多人知道这部影片，因为这是集他13年艰苦的纪录片调查拍摄之大成的作品。
“他拍的纪录片不会再有人拍”
“1970年到1979年今村没拍片，是因为他在拍电视纪录片。没有人出资让他拍片，特别是拍他的战后严肃题材。黑泽明也等了5年才有电影可拍。”佐藤忠男回忆的时候语气中带着淡淡的哀伤。
1969年，“日映新社”请今村用旧新闻片剪辑一部日本文献集锦片，还起好了片名——《日本战后史》。
这本来是剪刀加浆糊的工作，今村却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与其只是对过去的资料进行编辑，不如将资料放给亲历者看，并请观看者当场回忆自己的生活和具体感受，用摄影机和话筒把当事人的讲述纪录下来。这样，影片才能真正呈现我们的战后历史。”
今村找到的是从小辍学做黑市生意的赤座惠美子，一个混迹于警察、黑道、军官、士兵中的女人。在影片即将结束时，她当着不懂日语的美国丈夫，用日语在镜头前说：“我和他年龄相差太大，早晚是要分开的。不过，在这之前只要能够取得美国国籍，可以继续在那里做生意也就足够了。”——《日本战后史》被今村变成了《日本战后史——女酒吧侍应的生活》。
“我最喜欢女人的下半身。”日本NHK电视台一直犹豫是否该把今村的这段发言删去——其实今村已经十分注意修辞了，否则他会把“女人”换成“妓女”。
由于小时候父亲经常给妓女看病，今村在父亲诊所里见过很多妓女。
今村成年后，一大爱好就是流连于酒吧。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不准年轻人去玩乐；战后束缚没了，大家就开始尽情玩乐。“当时的年轻人都喜欢去酒吧，今村也不例外。”佐藤忠男说。
1956年，日本政府颁布了《防止卖春法案》。实际上，妓女只是由“官娼”转成了“私窑”——娼业为近代日本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比如明治维新后到南洋的妓女。
拍完《日本战后史》，今村看到了大场升写的关于“Karayuki－San”的书——《季子》。季子出生于1899年的广岛，3岁丧父，10岁丧母，17岁从神户被卖到马来西亚，价格是500日元，其后被转卖不下5次，直到74岁才回到日本。
“Karayuki－San”兴起于日本江户时代，明治维新时期人数增加。这个词原意是“远赴海外的人们”，但由于在世纪初，日本人到海外当劳工的少，从事娼楼买卖的多，“Karayuki －San”便特指在海外工作的妓女，有人翻译成“南洋姐”——《望乡》里的阿岐婆就是“南洋姐”。
《季子》给了今村很大的触动，他将工作重心转到寻找和拍摄“那些被国家抛弃的人”上。
当时东京12电视台要做一组电视纪录片，找到今村。虽然今村对电视充满恶感，但拍不成电影的他依旧接受了拍电视纪录片的任务。
给电视台拍片的好处是：拍什么他们不管，只要按时交回给他们播出，并保证不卖给别的电视台；电视台给的费用也还算不少，而且拍电视的资金远远少于拍电影，。
今村找到制片武重邦夫、剪辑冈安肇等7个好朋友，组成8人的今村组，开始赴南洋的调查采访之旅。
“今村特别喜欢战后题材，他说过，战后，日本人有太多东西被国家所抛弃。”冈安肇对本报记者说。冈安肇已年过七旬，跟着今村做纪录片22年，纪录片不能养活自己，他另有一份赚钱的工作——拍色情电影。
1973年，今村组推出了让日本政府颇为恼火的电视纪录片——讲述“南洋姐”的《妓女的诞生》。这部纪录片将“南洋姐”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国家行为：国家输出女性来加强周边国家对日本的接受，哪怕输出的是从事娼楼买卖的女性；国家也“输入”她们带来的大量财富。
这部纪录片播出时，东宝影厂正在筹备将山崎朋子的小说《望乡》改编成电影。《望乡》是战后题材，又是讲述今村最喜欢的“妓女”，简直就是为今村量身打造的剧本。东宝希望由今村来导演这部电影。
今村仔细拜读了山崎朋子的《望乡》，合上小说，他告诉东宝：《望乡》，他不能拍。
不拍《望乡》的原因是——小说过于温情。他认为真正的“南洋姐”比阿岐婆悲惨得多，她们绝大部分到死也没有遇到像山崎朋子那样的同情者。他认为《望乡》没有揭示“南洋姐”现象下面丑陋的政治原因——是国家促使她们远走南洋卖淫，输出日本文化、获得经济收入，最后国家为了掩盖不光彩的政治，抛弃了这些妓女。
山崎朋子没有修改自己的小说，今村昌平也不肯让步，东宝只好找到熊井启来拍摄此片。
今村组的纪录片分为马来西亚篇和泰国篇，其中包括《追寻未归家的老兵》、《海贼》、《藤田上等兵三十三年未归家》等，“我个人觉得《藤田上等兵三十三年未归家》最能表现这种来自国家的遗弃感。”冈安肇说。
“今村在日本后无来者，”冈安肇在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他拍的纪录片在日本不会再有人拍。”
今村并非后继无人。1986年，在今村的支持下，他的学生原一男拍出了纪录片《前进，神军》———影片内容涉及对天皇制的批评及在二战期间日军吃人肉事件等敏感问题，尽管国内外对这部影片好评如潮，但各大电影公司慑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不愿正式发行本片。经过知识界的重重努力，影片终于在日本公映，连映26周，刷新了影片单院连映的纪录。

   有人说，日本这个民族，没有善与恶的标准，只有对与不对的标准。刚好听完这句话不久，我就看了《楢山节考》。

   阿玲婆虽然年近70岁，但是身体硬朗，是家中的长者也是顶梁柱。两个儿子，三个孙子，一家六口生活还算过的去。村里有个规矩，年过70岁的老人都要被亲人送到山上去，美其名曰接受山神的恩泽，其实就是任其自身自灭。村子里土地贫瘠，生活贫苦，很多人家为了减少吃饭人口，会把刚出生的男婴丢弃在田里当肥料。和现代生活重男轻女的情况正好相反，如果是女婴则会想办法留下来，因为可以卖钱。阿玲婆已经快70了，她想办法给失去媳妇不久的大儿子续弦，想办法让不能娶妻的二儿子做一会男人。于此同时，她偷偷的磕掉自己的牙，让大家感觉她老了。她在悄悄的计划着。长孙喜欢上了村里的阿松，并让阿松有了身孕，就这样阿松进了阿玲婆家的门。但是懒惰的阿松，除了好吃懒做，还有偷东西的毛病，她会在夜里偷走阿玲婆家的粮食给自己的父母一家。阿玲婆又开始计划让阿松离开这个家。于是，没过多长时间，阿松一家大小因偷东西被活埋。等这一切都安排妥当，冬天就要来了，阿玲婆该上山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这个家好过冬。让这个家有足够的劳动力，又没有闲人浪费粮食。

   辰平早知道母亲有这个想法，但是真正听到母亲提出“背我上山”的要求时，他躲在被子里留下了眼泪。我觉得在电影整个叙述过程中，辰平是最有人性的一个，因为他会哭，会感动，会有恻隐之心。相比较，其他人就显得太麻木。阿松和阿玲婆的长孙在被窝里开心的讨论着未出生的孩子的一幕，让我记忆犹新。他们多么希望生个女儿可以卖钱。贫穷不可耻，但是很可怕。人类会在贫穷中忘记人性，忘记道德，忘记关爱。电影里，不断有小动物交配和有弱肉强食的镜头。蛇成为电影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动物配角。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这是为了让影片看起来更贴近生活，看到后面才明白，导演其实是在做强烈的对比。人也是动物，逃脱不了大自然的法则。

   辰平就要背母亲上山，在临走之前，阿玲婆把新儿媳带到小溪边，教她捉鱼，这算是了却了她最后的牵挂，从此这个家就不再需要她。背老人上山的路蜿蜒崎岖，上山的路上不能说话。两人默默的，一个在路上一个在背上。我想辰平一定希望这条路一直这样走下去吧。途中辰平放下母亲去喝水，回头却发现母亲不见了，心里暗喜，以为母亲是不是自己回山下了。再一转身又看到母亲坐在原地。这一幕拍的有些诡异，导演是想表现什么呢。最后终于还是走到了山顶，满眼白骨啊。还有乌鸦在等待着新的客人。选了一空地，阿玲婆示意儿子把他放下来，辰平却迟迟不肯。在母亲的捶打中，他把母亲放在了地上。阿玲婆双手合十，盘腿席地，挥动着手，让儿子离开。辰平抱住母亲哭啼起来。最后还是黯然的离开。村里的老人说，下山后就不能回头。辰平在下山的时候天空突然下起了雪。他忍不住跑回了山上，“妈妈，下雪了，下雪就有好运气了。”“妈妈，下雪了，你冷吗？” 阿玲婆摇摇头，依然挥动着告别的手。

   看的很伤感，是吗？会让人想起生生死死，想起自己的亲人。影片多处对比，除了动物和人类的，还有人类之间的。阿玲婆的丈夫年轻时不愿背自己的母亲上山，被村里人耻笑，后来被辰平打死。邻居阿又的父亲不愿意上山，被阿又背到山上绑起来推下山崖......

   没有善与恶的标准，只有对与不对的标准。什么又是对的，或者不对的呢？其实不只有日本这个民族这样。只要是在生活及其贫困的情况下，人们都不可能用善恶来标榜生活，成为做人做事的原则。只是在日本这个民族表现的尤其突出，因为他们生来物资匮乏。即使在现代，日本人也在不断的提醒本民族，用一切可说的可想的来向世人表述缺乏物资的可怕。

   上帝，请赐予人们吃饱饭的权利吧。

　　——这不是我的观点，这是日本电影《楢山节考》用130分钟讲的故事。

　　楢山之下的这个小村庄，人们世代为一口饭挣扎奔忙，每年冬天都会有人因为吃不到这口饭而扛不到第二年的春天，每多一个人就意味着多一张嘴吃饭，也就意味着过不了冬的危险加剧了一分。在这里，只能吃饭不能干活的人不仅是没用的人，而且是多余的人。

　　在这样的境遇中，伦理有了适合现实的变化。生下来的孩子被随便地弄死、丢弃，人们像谈论扔垃圾一样谈论它，为扔在了谁家地里而争执。夫妇间谈到“如果生的是个女儿就不用掐死了，可以卖钱”反应那么淡然，好像谈的不是一条生命而是一个猎物。嫁娶的理由是“听说这边吃的比较好”，唯一的仪式是“今天起她到咱们家吃饭”，男女之间没有大防没有羞耻，因为人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讲究那些。

　　最为残酷的一个规矩是当人老到70岁的时候，就要由儿子背上楢山抛弃，以减少一个不能干活的吃饭者。由于70岁老人不同于婴儿，不是随便扔掉就可以的，他们有能力反对和反抗，于是人们将这种规矩发展成了伦理，给它加以各种解释和仪式，使之成为一项关乎荣誉、关乎道德的戒条，这样，老人们就不再有反对的借口，乖乖被弃成为他必须遵从的社会准则。

　　于是，因为不愿弃母而选择逃跑的利平成了被人唾弃的对象，他的这种“不道德”行为让他的儿子辰平倍感羞耻以至于杀死了他；也让他的老婆阿玲婆在临近70的时候决意上山，为此用石头砸掉自己尚完好的牙齿好确信自己老迈。

　　阿玲婆全心全意地遵守这个艰难社会的所有伦理。她的亲家因为孩子太多不好养而偷窃食物，村里人经过讨论决定“斩草除根”，行动那天她欺骗蒙在鼓里的孙媳阿松，把阿松骗回其娘家一同被杀，死时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她劝解死命挣扎不肯上山的邻居家老头，让他“不要这么不知羞耻”。她轻易地原谅了儿子杀父的行为，并为他隐瞒。这些行为在现在这种正常社会看来都是极其残忍的，而在她所处的社会中，她却是怀着极深沉的爱去做了这些选择——遵守这一切，只为了给儿子、孙子留下更多活下去的机会。在这样的绝境之下，让族群传下去，让年轻的人活下去是唯一的人生目的，是最大的道德。在这样的“大慈大悲”面前，普通的慈悲是不负责任的。

　　生活在富足社会中的人是没资格评判这样的伦理的，我们有选择，他们没有。当有一天我们陷入绝境，进入如此艰难的人生，我们是否有能力比他们做得更好呢？对此我深表怀疑。

　　不过我宁愿不接受这样的考验，如果人生注定有一天遭遇末日，我情愿在末日来临之前死掉，因为我不足够坚强到撑起如此的大慈大悲。当村子里的人们用绳网罩住阿松一家，将其一个一个地扔进深坑，迅速填土活埋的时候，我受到了极大的惊吓。经过前面的铺垫我已经充分理解他们的选择，但这种选择我做不出。让我也做利平吧，放弃这种残酷的责任去逃跑，就算被自己的儿子杀死，那也是一种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