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道

没有人贩子对儿童血腥摧残的镜头，没有亲生父母对残疾孩子厌恶的画面，没有继父对继女毒打强暴的细节，没有瞎眼女主撕心裂肺的哭嚎和求救，没有了这些噱头于是人们就说导演你不尖锐了，甚至是在展现社会的温情了。我这个满心负能量的人却看到了普通人的无奈、无助、悲凉和这个社会漠视的盲。 警察竟然因一句有任务，快回来，就半路拜托流浪汉把一个盲女送到救济站，即使这个盲女是流浪汉送来的，讽刺不讽刺。 小女孩的一句“打死我也不去救助站”，讽刺不讽刺。 女警在明知人贩子是强迫儿童乞讨时，可以轻飘飘的说法律规定啊，没有证据啊，对小女孩以后的命运就视而不见，讽刺不讽刺。

女主被男主以及其业余的跟踪和施救方式救出，讽刺不讽刺。

车开了好几天没油了扔到路边，男主告诉小女孩偷车会被警察抓的，讽刺不讽刺。

男主只是一个因愧疚而自我放逐的前歌星，并没有深入接触过社会黑暗面，导演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讲述了一个普通的故事，他在面对女孩被人贩子依法带走时只能发发牢骚，听到小女孩诉说人贩子的残忍和继父的骚扰时，只能骂两句畜牲，一如我们。讽刺不讽刺。

最后男主被捅死，女主上了学，人贩子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正义又一次得到了伸张。正义永远不会缺席，但他总是迟到，讽刺不讽刺。

这部影片没有用被拐儿童的被迫害经历和人贩子的残忍手段来博取观众的同情心，因为法治节目上讲的够多了，人们足够了解了。也没有渲染男主与人贩子斗智斗勇的场面，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一如我们。我认为影片恰恰是通过一个普通人和被拐儿童之间的交集，展现了个人力量对这个群体的无助，无奈，悲凉，和对这个社会诸多部门隐晦而无奈的讽刺。例如不健全的法制体系，不主动作为的公安系统，不靠谱的福利机构等等等等。

没有过多的剧情，没有深入人心的台词，没有夸张的演技，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现实生活。

2017年2月2日，北方的沿海四线小城，包括区县的十几个电影院，只有一家影院的下午放映一场《盲·道》。诺大的影厅空荡荡的，加上我一共才两个人，也体验了一下包场的感觉。

李杨盲系列三部曲之三《盲·道》确实算不上一部佳作，比起李杨的前两部作品《盲井》《盲山》，《盲·道》更像是一部不太成熟的处女作。《盲·道》这部电影有点像国产电影《血蝉》，两部电影都是现实题材，类型也几乎一样。两部影片的导演也确实想拍一部佳作，可惜最终拍出来的作品质量一般，作品有很多瑕疵。

电影《盲道》的不足：

一、导演李杨在影片中饰演的主人公赵亮，是最大的败笔。也许是李扬没有过拍戏的经验，在影片中的表演令人失望，而且口音特别差。

二、电影开始的时候，主人公赵亮在街上坑蒙拐骗，脏话连篇，驱逐并且拿过女主角晶晶的钱。试问这种品行的人，是什么原因让他不惜一切代价帮助晶晶。

三、主人公赵亮和一个不明女子激情的部分，应该删除。电影没有说女子的身份，让观众摸不着头脑，对剧情的推进没有任何意义。

四、赵亮被叫去派出所问话，趾高气昂。试问一个流浪汉，现实中谁敢这么跟警察说话？

五、赵亮在街上偷开别人的车，正常逻辑下车主当时肯定找车追，并且报警，影片对丢车的车主没有下文。

六、主人公赵亮开车出车祸，把自己女儿害死的部分，拍的太假。

七、晶晶开始的时候认赵亮当爸爸，后来又说长大了，做赵亮的老婆，这就不切实际了，应该删除这几句对话。

虽然《盲道》并非佳作，但是在国产电影里面也属于中等偏上水平，豆瓣这个评分不近乎人情。对于经常拍烂片的导演，偶尔拍了一部及格的影片，不应该赞扬。对于一个拍过优秀电影的导演，因为各种原因，拍了一部及格的影片，应该给予宽容。

从我的感受中说说电影的优缺点吧。

缺点：电影置于真实与虚假之间的虚幻，这种感觉很奇怪。

应该是剧本的问题吧，想讲一个类似救赎的故事，但却只立起了主角一个人的形象。这部电影里主要出现的赵亮，晶晶，女警以及拐卖儿童团伙，赵亮的救赎立起来了，但同时也让女警变的可有可无，晶晶单纯的被拐卖，团伙成了地痞二流子，给人的感觉就很迷，结局的太仓促，赵亮莫名其妙的挂了，团伙前期的铺垫不够导致结尾黑幕说团伙得到制裁后没有给出观众足够的“坏人终究被制裁”的如释重负，只有“啊？这就被抓啦？”的迷茫。

优点：压抑感有了，即便是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普通人的身上亦如一座大山，压的人喘不过气。这种压抑感有了，但除此之外，虽有感动却感动不足。

总结一下就是

片子还行，缺点很多，作为盲系列来说并不合格，但绝不是豆瓣上贬低的如此一文不值，值得一看。

>早上看到虎嗅的推文，想到几年前看<盲山>的时候难抑激愤在Q空间写了一篇短评，今天这欢庆时节发出这篇内容就有点欣慰，这部影片与这样的纪实题材又拿出来让大家再度审视，也将此前看过盲山后的一些想法再次分享。 李杨导演主要作品是盲系列三部曲，前两部都是那样真实与震撼，17年时候<盲道>上映，当时看完也确实有点失望的，虽然上映前导演也是有说过:为了过审，剪的挺严重。但这样的社会现实值得被关注，同样还有另一部影片<车四十四>亦推荐。

车四十四 (2001)

8.1

2001 / 中国香港 美国 / 剧情 短片 犯罪 / 伍仕贤 / 龚蓓苾 吴超

同时推荐这部影片。

在电影院观看了电影《盲道》。

一部电影的好坏，不能由于导演的诉苦而加分，观众只看成品，成品质量如何，与电影背后的故事没什么直接的联系，拍摄团队如何如何用心、导演寻找投资如何如何困难、迫于无奈如何如何妥协……观众对这些事情不会买账。进入电影院，观众的愿望非常单纯，只不过想看一部精彩的电影。《盲道》显然没能做到这一点。电影是综合的产物，想拍出一部好电影，不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还需要其它方面的配合，“用心”只能说是打了一个很好的地基，剧本的打磨、演员的调度、导演的能力……这些方面倘若无法达标，前面的“用心”也不过是瞎耽误工夫。

《盲道》是李杨导演的三部曲——“盲”系列的最终章，前两部分别是《盲井》和《盲山》。《盲井》在柏林电影节一举摘下了银熊奖的桂冠，《盲山》进入了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盲道》的横空出世，似乎让观众一下子变盲了，它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它真的是李杨导演的吗？为何与同一导演的前两部电影的风格如此迥然不同？既然号称是系列电影，风格难道不应该以一贯之吗？莫非是导演李杨的转型之作？十年磨一剑，就磨出了这么一部不伦不类的电影？喜欢《盲井》、《盲山》的观众，十有八九是要失望了，他们是不会喜欢《盲道》的。三部曲的收尾非常勉强，它的力度在哪里？我只看到了两个假得离谱的人物说着假得离谱的台词，时不时还衬着假得离谱的配乐。导演自己还做了回男一号，原因当然也是没钱。尽管导演一再强调这部电影的诞生过程多么多么不易，但以成品而论，诉苦是起不到咸鱼翻身的效果的，它注定成为一部烂片。带着一部烂片做路演，不知道李杨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如果带着《盲井》、《盲山》这样的电影做路演，李杨的底气会很足——但这两部电影倘若想在中国的电影院上映，只能以阉割版示人。后来，导演似乎寝食难安了，以业界良心的姿态在微博上写了道歉信，这说明导演还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盲道》有多烂，要不然不可能做出如此的举动。

在电影院里看《盲道》的过程倒没有想像中那么煎熬，也没想过中途离场，如今的我，任何烂片，都能从头到尾一气看下来。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达到的境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需要平时观摩大量的烂片才能一蹴而就。幸好中国的电影院里面常年充斥着大量烂到登峰造极的电影，想练成此功也并非难事。

如果仅仅为了能够使电影在中国上映，妥协出来的《盲道》毫无存在的价值和必要，还不如不拍，还不如不上映。眼见口碑垫底了，路演过程中，导演只能继续以诉苦、卖情怀来欲盖弥彰，试图将观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关注弱势群体上面，可惜，即便如此，也没有成功。李杨丧失了拍出高分三部曲的机会。也许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李杨不妥协，或许观众连《盲道》都看不到。然而，以我的揣测，观众的心声似乎是：哪怕看不到，也不想看到现在这般千疮百孔的《盲道》。

贰零壹捌/零贰/零陆

拍第一部电影《盲井》前，李杨手上有300多万元存款，在那时的北京够买10套房。拍完第三部电影《盲·道》后，这位导演几乎成了穷光蛋，银行卡上的钱所剩无几。

　　历经1年零20天的审核后，这部关注城市乞讨儿童的新片终于上映。公映4天，截止到发稿前，票房艰难爬至29.6万元。同日上映的另一部国产片，票房一路涨到了1834.7万元。

　　公映后的第一场见面会，被定在2月2日于北京亦庄举行。不大的放映厅里零星坐着19位观众，59岁的李杨身着平日常穿的黑色大衣，搭上一条灰白围巾就上了台。李杨解释，选择2月2日，因为他是一个“很二的导演”。

　　《盲·道》开拍时，李杨心里就有数，票房肯定不会高。但他说自己不在意，“在意的话压根儿就不会去拍。”

　　市场比他想象中还要残酷。在某些省会城市，这部片子没有一场排片。即便有排片，也多半是上午场或凌晨场。李杨很失望，但他多次在微博上强调，绝不会像《百鸟朝凤》的制片人一样，跪求排片。

　　在中国电影圈中，这位出生于1959年的导演，一直挺另类。有人将李杨归于中国第六代导演，与贾樟柯、冯小刚等人并列。他曾表示，“我不属于哪个群体，我特别怕群体，我也不混圈子。”

　　许多投资人找到李杨，想找他拍穿越、搞笑或者爱情片。往往打开剧本看了3页，李杨就拒了，“本子太烂”。而且，他不想当“观众的痒痒挠”。

　　李杨的片子专注于现实题材，没有宏大场面和华丽特效。镜头始终聚焦那些灰色地带的边缘人群：从井下被煤炭包裹的矿工，到逃不出大山的被拐妇女，再到新片中被犯罪团伙牢牢控制的乞讨儿童。

　　他的电影透着某种不变的压抑，并不讨市场喜欢。因为请不动好的男演员，20多年没演过戏的李杨，只好自己担纲男主角。他一个人当5个人用，编剧、导演、演员、美术，甚至剪辑，他都自己上。因为没钱，别的商业片一个镜头能拍十几次，李杨拍两三次必须得过。

　　为了这些注定票房黯淡的电影，李杨砸入了全部积蓄，甚至多次抵上唯一的房产。他形容自己是个“一意孤行的人”。“做事不考虑后果，想做就去做了。”

　　年轻时，他梦想着有天能做导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到推荐信，离开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自学考到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导演专业。

　　曾经做过央视主持人的毕福剑，是他的室友。在一篇文章中，他回忆，这个看起来儒雅文弱的帅小伙，跑得相当快，在新生运动会接力赛上充当最后一棒，为只有6个男生的导演班夺得冠军。被理工科学生欺负时，李杨会在推搡之时大喊一声，“来，我们两人打你们10个！”

　　大学念了两年，李杨突然退学了。从光鲜的大学生变成社会无业青年。他拎着箱子，带着400多美元和借钱买来的机票，飞去德国，只为不和决意留学的女友分手。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忆起此事，李杨不觉后悔。“就算没追上那又怎么样，至少人生中追过一次，疯狂过一次，对吧？”

　　他对电影的追求同样疯狂。在柏林电影节上，为了一睹大明星和大导演的风采，这个籍籍无名的留学生穿上最好的西装，打好领带，在红地毯边上转悠。搞不到颁奖晚会邀请函，他就从垃圾桶里捡出别人随手扔掉的邀请函封套，忐忑混进场内。保安冲进来时，他飞快地脱掉外套，举起托盘上的香槟，假装很熟地和一旁的嘉宾搭讪。

　　打拼10多年，在德国有了稳定的工作后，他仍放不下导演梦。他害怕过浑浑噩噩的日子，坐在花园中喝着啤酒，“任凭年华老去”。于是，他飞回北京，搬进一套空调开起来呼呼作响的老式公寓中。他揣着很多钱，舍不得住大房子，舍不得买车，因为钱都是为拍电影准备的。

　　他没事就骑着自行车，去朝阳图书馆泡着，在成堆的文艺杂志中搜寻好故事。读到刘庆邦的小说《神木》后，李杨欣喜若狂。他把这个讲述煤矿杀人诈骗案的故事放进抽屉，晾了两天后拿出来，还是觉得，“就是它了”。

　　就着几碟花生米、拍黄瓜和豆腐丝儿，刘庆邦向李杨坦陈了自己的忧虑。他曾托朋友将小说塞到几位第五代大导演手中，没人对这个题材感兴趣。谁都认可这是部好小说，可谁都知道拍成电影肯定不挣钱：写的是底层矿工，里面没有女主角，场景又不在城里，不能植入广告。

　　李杨不考虑这些。他从包里掏出事先备好的合同和几叠现金，当即签下《神木》。

　　为了改编出有真实感的剧本，李杨在一位记者的陪同下，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出发，一路向北，开始探寻煤矿之旅。绿皮火车里充斥着汗臭味、大蒜味儿、劣质烟草味和方便面气味。

　　从河北、山西、宁夏辗转到陕西等省份，李杨几乎跨越半个中国，下了20多个幽深的煤矿。在矿工们住的窑洞或地窝子中，黑色的煤尘占领了屋子各个角落，连被褥上都落满了硌人的煤渣。他们的生活，每天就是挖煤、吃饭、喝酒、睡觉的循环。唯一特别的仪式是，月底发了工资，会去城里寄钱回家，有的会顺便喝酒找街边女。

　　“我们就是一块肉，是几块石头夹着的一块肉。”一个矿工嘴里蹦出的话，击中了李杨。“不是可拍可不拍了，而是我有义务拍出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必须完成这部电影。”他后来回忆。

　　为了保持电影的真实质感，李杨坚持要去地下300米的小煤窑拍，不用道具搭景。走在只有木桩撑着的矿井隧道里，嘎吱嘎吱的声音会从黑暗中传来，片子还没拍完，那矿井真的塌方了，两死几伤。矿主跑来找剧组借车，想尽快安抚家属，封锁消息，和小说情节一样。李杨只好带着剧组转场，几经周折，总算在开封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国营煤矿。拍完片4个月后，李杨鼻涕里仍带着黑色煤点。

　　为了拍摄，李杨抵押了房产，向两个弟弟也借了不少钱，可还是不够。最后，一位好友透支信用卡，李杨才得以补齐后期制作费用，背着片子的拷贝飞到了柏林电影节。这回，他是受邀的。

　　李杨执着于现实叙事。看到一篇被拐妇女伤害“丈夫”家人的报道后，他跑到四川，花了两个多月，采访了几十个被拐妇女。他甚至还和人贩子深入聊过，对方得意地告诉他，曾强奸拐来的女人。李杨气得想去报警，但懂法的人告诉他，没有证据，报案也没用。随后，电影《盲山》诞生，片子在一个小山村拍摄，演员大多是当地村民。一位被拐来的妇女，抱着自己的孩子，在片中扮演了同样的角色。

　　他说自己也没指望通过电影传递什么，只是讲一个故事而已，“没那么高尚”。如果国内有人因为这个故事，关注到电影中展现的群体，展现的问题，那注视的目光本身就是胜利。

　　这就是为什么，他用“盲”给自己的系列电影命名。网上有大量《盲井》《盲山》的盗版片源，李杨没去追究。

　　自从看过有关少年砍手党的报道后，李杨一直对流浪儿童这个群体念念不忘。早在十多年前，在采访了一些少年犯后，他写了一个剧本《盲流》，但没通过审核。母亲中风瘫痪后，他重拾决心，“想做的事现在一定要做”。

　　他辗转北京、贵阳、西安采访，去了盲人艺术团、救助站和盲人学校，采访了起码20个盲人，采访的流浪儿童数量记不清了。

　　因为很少有投资人感兴趣，片子的成本低得可怜。雪上加霜的是，拍着拍着，合作的投资人撤了。那是2014年冬天，股市行情正好，对方毫不犹豫地转移了投资方向。

　　李杨没告诉剧组，他默默地抵押了房子，高息贷款。平安夜，剧组成员收到了塑胶手机壳之类的小礼物。

　　他开始向朋友求助。媒体人郭宇宽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刚接到李杨的电话时，这位导演的语气听起来挺轻松：“宇宽，你最近手头有钱么？或者认识哪个土豪能给我投资一点？”

　　郭宇宽觉得，“土豪”两个字透着点儿孤傲。他在电话里怼回去，“我不认识土豪，我认识的都是很理性的企业家，人家的钱又不是偷来的。”

　　挂了电话，郭宇宽有些放不下，想着李杨是个“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的人”。于是，郭宇宽约他在咖啡厅见。得知他正在拍关于乞讨儿童的片子后，住着50平方米小房子、出门能坐公交就不坐地铁的郭宇宽凑出20多万元，转给李杨。他打电话给一个身家百亿的老板，对方也不懂电影，跟着投了80多万元。

　　后期制作发行的费用全亏了另一位叫苏同的企业家。李杨记得，对方抽空看过片子后，只说了两个字，“支持。”

　　靠吃百家饭，片子总算弄出来了。新片上映后，网上的评价并不高。李杨自诩“剑客”，有人看过片后，感叹他的作品似乎少了尖锐，多了温情。还有人指出种种缺点，男主角的表演不到位，片子有的地方衔接得不好。

　　李杨仰在沙发里，深深叹了口气，承认并不是特别满意这部电影。但为了它能跟观众见面，只好作出妥协。自封的“史上最穷投资人”郭宇宽放下话，“假如这部片子赔钱了，我会努力挣钱，以后再支持李杨。”

　　等待上映前，李杨“心烦意乱，十分焦虑”，他在此期间写出一本自述，书名最终叫“一意孤行”。他原本想起名“随意而为”，大学同学白岩松私底下不太认可，“李杨的价值与一定会有的痛苦，都恰恰来自他的不随意”。

　　在书的前几页，白岩松写道，李杨或许真是个“一意孤行”者。但他不会独行，路还长，“可能一意孤行者，只是提前出发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