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

大家好，我是戴着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片片。

转眼就到了2020年的第二个月，再过几天就是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了。

这次入围最佳影片的共有9部电影，其中《小丑》、《好莱坞往事》等好几部电影，我都跟大家聊过了。

大家应该看得出来，这一次的竞争还是相当激烈的。

不过随着颁奖时间越来越近，突然流行开了这么一种说法：

有一部电影是这届奥斯卡的遗珠，它被埋没是本届奥斯卡最大的遗憾。

说的就是电影《黑水》。

看着这部豆瓣评分8.3，IMDb评分仅有7.6的电影，我下意识就觉得有人在吹牛。

不过我还是耐耐心心看完了这部电影，并且得出了一个结论：

埋没它不是奥斯卡的损失，而是整个美国的损失。

《黑水》不止是一部电影而已，其中隐藏的真相，有必要让每个人都知晓。

那不妨从头跟大家聊聊这部《黑水》。

说起来《黑水》的确很有拿奖的潜质，首先阵容就尤其豪华。

担纲男女主的分别是“绿巨人”马克·鲁弗洛和安妮·海瑟薇，导演是执导过《卡罗尔》的托德·海因斯。

其次出品这部电影的Participant公司也是大有来头。

去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绿皮书》，和2016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聚焦》，都出自这家公司的手笔。

这家公司特别偏爱将真实社会事件改编成电影，每部电影都有很强的冲奥实力。

《黑水》也同样是由真实事件改编而来，保持了很高的水准，在提名时落选相当可惜。

《黑水》的原型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环境污染案：

美国最大的化学品公司杜邦集团，在半个世纪里，直接毒害了超过3500个家庭，最终将污染扩散到了全世界。

而揭开这一可怖真相的，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律师罗伯特。

罗伯特是一个专攻环境法的律师，主要工作就是替化工企业解决环境争端，说白了就是当大公司的狗腿摆平小老百姓。

经过多年的努力工作，罗伯特终于升任为律所的合伙人，家中有着美丽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生活过得异常美满。

但罗伯特没想到的是，成为合伙人后接到的第一个案子，会成为他此后十几年里接到的唯一一个案子。

罗伯特外婆的邻居、一个名叫特侬的牧场主找上了罗伯特，声称自己牧场的牲畜已经出现了大面积死亡。

他怀疑是附近杜邦集团的废料填埋场导致的污染，希望罗伯特代为诉讼。

说实话罗伯特完全没有必要接手这个案子。

收入低不说，杜邦集团还是律所想要争取的大客户，实在没有必要和律所唱反调。

但特侬和外婆的邻居关系让罗伯特动了恻隐之心，他来到特侬的牧场实地探访，发现上百头牲口几乎死绝了，整座牧场如同一片坟墓。

罗伯特这才意识到，杜邦集团真的造成了可怕的污染，而他也决定接下这个案件。

作为代理律师，罗伯特要求杜邦集团提供废料填埋场的相关文件，但奇怪的是，文件里没有违规排放的迹象。

他敏锐地注意到，文件里频繁地出现了一个PFOA的词，于是他大胆猜测，PFOA是一种环保局都不知晓的有毒污染物质。

为了展开进一步的调查，罗伯特把整个杜邦集团告上法庭，按照规定，杜邦集团必须无条件地出示罗伯特需要的资料。

而杜邦集团的回击也足够强烈，他们给罗伯特寄去了足足好上百箱的资料，把真正有用的信息混杂其中，想让罗伯特知难而退。

不过杜邦集团显然低估了罗伯特的耐心和决心。

罗伯特一头扑进了文件调查当中，同时还不忘了拜访化学家，终于抽丝剥茧地揭开了可怕的真相：

所谓的PFOA一开始是作为防水涂料在战场上被发明出来的，最初发明它的是3M公司，最近大家使用的3M口罩，也是它的产品。

很快杜邦集团也掌握了这项技术，还把PFOA改名为C8，将C8作为活性剂，生产出了自家的拳头产品特氟龙。

特氟龙最广泛的用途就是作为不粘锅的涂层。由于省事耐用，不粘锅曾经远销全球。

特氟龙涂层在260度以下的温度使用，不会对人体产生毒害。

但制造特氟龙需要的C8却是高毒性的致癌物，而杜邦集团居然一开始就知道。

当时在生产工程中，不少工人伴随着呕吐和发烧病倒了。

丧尽天良的杜邦集团为了搞清楚工人们病倒的真相，把C8添加进香烟里让工人抽，结果几乎所有人都进了医院。

随后杜邦还做了不少实验，发现了C8的巨大危害。

但巨额利益当前，他们不顾3M公司的警告，继续大规模生产特氟龙，隐瞒C8的毒性，并且肆意排放含有C8的废料。

他们唯一采取的措施，就是将女工从生产线上撤下来，但为时已晚，有几个怀孕的女工还是生下了畸形的胎儿。

但遭殃的又岂止是无辜的婴儿，很多杜邦生产线的工人先后患上癌症与世长辞，废料填埋场所在地的居民也难逃患上癌症的命运。

不过最令人发指的，是杜邦自己的一项实验结果。

他们为了研究C8对人体的影响，想做一个被C8污染过的血液和正常人的血液的对比。

但没想到的是，杜邦遍寻世界，没有找到任何血液里不含C8的人。

杜邦向水中肆意排放C8，最终使得污染扩散到了全世界。

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了杜邦的毒害。

C8极其顽固，会在人的血液中伴人一生，终身无法降解。

微量的C8会造成什么影响，目前还不明确。但足量的C8，会导致肾癌、睾丸癌、甲状腺疾病等多种疾病。

仔细想来，怎么能不后怕？

说回电影，罗伯特将自己的发现公之于众，舆论一片哗然，但杜邦只是轻描淡写地给拿出一百万的赔偿想要和解。

如果罗伯特就此收手，被杜邦毒害的千千万万人又能到哪里去伸冤呢？

好在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继续诉讼，并且把代理对象从特侬，扩展到了被毒害的3500多个受害人。

此举招来的，是杜邦的疯狂报复：

杜邦不惜聘请专家做伪证，对罗伯特和证人们进行人身威胁，甚至还采取了拖延战术。

因为有三千多起案件，杜邦一年应诉几起，好几百年才能审完。

但杜邦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响，随着舆情不断发酵，环保署不得不出面对杜邦进行罚款。

杜邦也摆低姿态做了赔偿，出资安装了净水装置，并且向当地居民赔付了7000万美元。

而这不过是特氟龙生产线三天的利益。

不过罗伯特还必须证明当地居民的疾病和C8有直接关联，这样才能为已经患病的居民争取更多的赔偿。

罗伯特游说当地的七万居民提供体检报告，用来研究C8和当地人得病的关系。

从那以后过了七年，罗伯特才终于拿到了医生们的研究成果：C8会直接导致肾癌、睾丸癌等多种疾病。

杜邦集团最终在2015年向3500余名受害者赔偿了6.7亿美元。

从罗伯特在1998接手这个案子算起，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七年。

在最后的庭审上，法官认出了罗伯特，他动容地问道，还是你啊？

而罗伯特平静地回答道，还是我。

就这样平凡的一幕，却构成了全片最震撼的瞬间。

将近20年的诉讼，并没有给罗伯特带来任何名和利，罗伯特在接手这个案子以后，没有大公司愿意雇他打官司。

原本支持罗伯特伸张正义的律所，也逐渐失去了耐心，并且将罗伯特的薪酬压缩为原来的四分之一。

随着孩子逐渐长大，抚养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善解人意的妻子也和罗伯特闹得不可开交。

即便如此，罗伯特维护的这些居民当中，还有人因为赔偿迟迟不到来责怪罗伯特。

在巨大的压力下，罗伯特不堪重压住进了医院，差点死在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万幸的是，正义最终得到了伸张，虽然它和过往每一场正义一样，都迟到了。

此案曝光以后，美国、欧洲、加拿大等多个国家，都全面禁用了C8相关的产品，起码上亿人避免了被继续毒害。

罗伯特完全说得上是功德无量。

说实话我们很难说明白，罗伯特为什么为不相干的陌生人冒尽一切风险。

你当然可以说是出于正义的感召，但望着坐在法庭上老态毕显的罗伯特，你或许就会意识到：

和一家跨国大公司针锋相对了十七年的，不是布鲁斯·班纳，不是绿巨人，不是超级英雄。

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但我们或许也没必要打破砂锅地追问缘由，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在有人顶住压力说出真相的时候，选择支持他。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令其困厄于荆棘。

不过，这部电影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它背后折射出的，还有深刻的环保主题：

人类落到如此地步，与其自大不无关系。

最后我也不多说了，就和大家分享一句话，这句话被印在《寂静的春天》的扉页上，而就是这本书，拉开了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

我对人类感到悲观，因为它对于自己的利益太过精明。我们对待自然的办法是打击并使之屈服。

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多疑和专横，如果我们能调整好与这颗行星的关系，并深怀感激之心对待它，我们本可有更好的存活机会。

像《黑水》这样有意义的电影，不该丢掉姓名。

那今天就说到这里，拜了个拜。

杜邦公司在被起诉的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支付了1650万美元的赔偿费，支付给诉讼群体7000万美元（仅仅是特氟龙生产线上3天的利润），后续支付了2.35亿美元作为受害群体的健康监护，多年后当初的血液检测统计结果出来，经历了层层阻挠，杜邦公司又支付了6.707亿美元了结了全部3535起案件。前后一共不到十亿美元的开销，可是早在1999年，杜邦公司一年关于PFOA生产的利润就高达10亿美元。

看完电影之后，我又去查了一下杜邦公司。直到如今，杜邦公司依旧活跃在国际市场，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关于电影所描述的化工污染事件的信息更是少之又少。

此前对于环境污染问题一直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着新闻里列出的各项数据和庞大的数字，顶多感叹几句唏嘘几句便离开。当看到Wilbur Tennant拿出自己曾经饲养的牛发黑的牙齿、内翻的蹄子、小母牛身上割下的肿瘤，看到死去的牛凹陷的眼睛和农场旁如乱葬岗一样的牲畜的坟墓，Tennant看到牛望向自己时便习惯性的掏出了枪了结其性命，随后又跪在地上哭泣，熟练地让人心痛。

Tennant只是一个小学学历的农场主，没有钱没有身份没有地位，自己的牛死了只能埋起来或者堆起来烧掉，他连看环保署对于自己农场环境调查报告的权力都没有，多次去杜邦公司反应人家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自己去找律师，回来后自己的家还被闯入销毁证据，抱着枪睡在屋外只为杜邦公司的直升机再来时能够反抗……就是一个这样的不起眼的小人物，他连最终的结果都没有等到。从一开始他就对Robert Bilott（以下简称Rob）说，国家、政府乃至这个体制，都不可信，能够保护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如电影里所说，一个农民掀起不了多大的风浪

他要么身无分文的死去，要么让杜邦公司继续掠夺他的家园。

自从二十多年前Tennant走进律师事务所的大门，Rob花费了近二十年，只为让杜邦公司付出应有的代价。他在档案库里埋头寻找，为自己的病落下了病根；他在审讯室里盘问杜邦公司董事长七个钟头，却在临走时为自己的车打火时担惊受怕，他怕自己被伤害；他埋头于此二十年，疏离了自己的家庭，他不知道妻子的弟弟进了戒毒所，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学校模仿母亲的签字；他收集了69000份血液样本，却因为进程缓慢受了七年的辱骂；工作上没人愿意找他以至于薪酬一降再降至原来的三分之一，他依旧坚持到底。

整部电影大多数时间都是偏冷的蓝色调，Rob的家中仅有的两次阳光和温馨的感觉也异常短暂。第一次是刚刚开始查找档案，第一次发现了PFOA,事情出现了转机，但是随后在化学晚宴上北公然辱骂和嘲讽。第二次是等来了迟到了七年的电话，可是这又在之后得知杜邦反悔政府倒戈变得凄清阴冷。

为了这次起诉，Rob花费了二十年的光阴，搭进去了自己的健康，缺席了自己的家庭，疏离了妻子、孩子、母亲，曾经的人们责骂他起诉杜邦公司，后来人们开始责怪他自己没有等到任何结果，即使当初为了血液样本每个人都获得了400美元。

整个体制都被操控了，任何人不可信，国家不可信，政府不可信，体制不可信。

科学小组对于污染物安全标准信口雌黄，自己为了研究人民血液样本只能通过金钱“交易”；政府不断索取各种费用想让自己知难而退，杜邦公司明目张胆撕毁协议却无人指责。

其实最后的赢家依旧是杜邦公司，它从头到尾的赔偿甚至都不及自己一年的利润，如今它依旧活跃在国际市场，曾经的化工污染也逐渐被多数人淡忘；

但是对于那些普通人呢？Tennant与妻子双双患癌，临终前数年身上就已经长满烂疮，至死也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赔偿；Bucky Bailey作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从出生就带有的缺陷已经跟随了他一生；Rob穷尽半生也只争取到了当初少数受害者的利益，现在可能依旧为此奔波，但是能够起到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

可是这对于杜邦公司来说无关痛痒，甚至可以权当没有发生过，我们最应该怪罪的，其实是这个唯金钱与权力是从的体制。

第一、什么是特氟龙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本片的大佬——特氟龙，是个啥东西。特氟龙是一个商标，英文叫Teflon®，是美国杜邦公司注册的。它的化学名叫聚四氟乙烯（Polytetrafluoroethylene），英文缩写为PTFE，俗称“塑料王，哈拉”，用它做成的材料，300℃才能分解，400℃才能水解，抗酸抗碱抗各种溶剂，连王水都溶解不了，再加上耐高温、摩擦系数低，广泛应用于原子能、国防、航天、电子、电气、化工、机械、仪器、仪表、建筑等领域。民用领域也和我们的生活朝夕相伴，最常见的如不粘锅、雨衣雨具和衣服等。

第二、特氟龙和杜邦公司

杜邦是一家1802年诞生于美国的化学制品和销售公司，经营内容涉及食品、保健、家具、交通、服装等领域。2018年总收入279.4亿美元，员工52000人，在世界五百强中排名171。 我在网上查证了资料，有和影片对得上的也有对不上的，对不上的部分我以影片为准。接下来我以杜邦公司为主角，撸一下它与特氟龙的前世今生。

• 1938年，化学家罗伊·普朗克特（Roy J. Plunkett）博士在杜邦公司的一个实验室中意外发现四氟乙烯。
• 1941年，杜邦公司取得四氟乙烯的专利。
• 1942年，四氟乙烯被用于美国曼哈顿计划（制造坦克外部材料），杜邦公司是主要参与者。
• 1944年，杜邦公司以"Teflon"的名称注册商标。
• 1954年，法国工程师马克·格雷瓜尔(Marc Gregoire)的妻子柯莱特(Colette)觉得特氟龙既然能防止钓鱼线打结，用在煎锅上效果一定不错。同年，杜邦公司开始生产特氟龙，并迅速成为该公司最赚钱的流水线（3天7000万美金）。
• 1954年，供应商3M公司向杜邦公司递交关于聚四氟乙烯的毒性报告，报告显示其在白鼠实验中表现出导致胚胎畸形（主要是眼部）的危害性。
• 1954—1975年，杜邦自己做人体实验，将材料注入烟丝，派发香烟给工人抽。特氟龙生产线出现多名工人生病早逝现象，死亡岁数30岁到50岁不等。并有多名女性产下畸形婴儿，其中一名叫巴基贝利，在片中真人出现，只有一只眼睛一个鼻孔，且没长在正确位置，慎看。
• 1975年，位于西弗吉尼亚州（没错，就是《乡村小路带我回家》里深情歌唱的那个地方）杜邦公司堆料场旁边的一个养殖场出现200多头牛奇怪死亡的现象，没死的也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养殖场主厄尔田纳特（Erl Tenant）解剖了死牛，保存被感染的器官作为证据，并将解剖过程录成录像。
• 1980年代，杜邦公司检测特氟龙的毒性，作为对比，需要寻找血液中没有C-8（组成四氟乙烯的碳分子链）的血液样本，包括动物，结果找遍了全世界都没找到，最后在一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军士兵的血液样本中找到。也就是说，50年代以后，几乎所有生物体中都有四氟乙烯的成分。
• 1998年，田纳特通过同乡关系找到律师罗伯特比洛特（Robert Bilott），也就是本片的主角，他是一位辩护律师，在影片开始，他刚刚成为所从事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杜邦公司是这家律师事务所的最大客户。比洛特接下案件，同年，他和杜邦公司总裁菲尔首次谈及此事，对方表示愿意配合。
• 1999年，比洛特和菲尔再次见面谈及此事，菲尔当众发怒。出于法律程序，杜邦公司将1941年以后的所有材料都寄给比洛特，堆满了整个档案室。比洛特推掉所有案件，以一己之力，花费一年时间将材料全部看完并逐一编号，并发现一种叫PFOA的化学物质，询问杜邦公司未果，转而咨询专家学者，并搞清楚了是其中一种叫C-8的碳分子链破坏了人体健康。
• 2000年，田纳特一家被同乡排挤，不久后夫妇俩检查出癌症。杜邦公司派直升机全天候监视养殖场，田纳特手持猎枪，睡在皮卡上守护。同年在比洛特的坚持下，杜邦公司同意民事调解，给予田纳特补偿（具体数字没有说）。田纳特一开始不接受，在比洛特的劝说下同意。一家人离开世代经营的养殖场，迁居镇上。
• 2001年，比洛特受到同事排挤，老板力排众议，继续支持他。
• 2002年，地方法院首次开庭审理杜邦案件，关于C-8含量的标准问题产生分歧，即究竟多少含量可被判定有害。美国环保署1976年才开始检测化学物质，当时未建立标准，全靠企业自查。同年，标准制定小组诞生。
• 2003年，为比洛特提供证据的其他受害人家庭受到攻击和排挤，其中包括在杜邦公司工作的当地居民。
• 2004年，比洛特质询当年对接3M公司毒性报告的杜邦公司化学工程师，证实了杜邦公司一开始就知道C-8的危害性但毫无作为。杜邦公司同意支付1650万美元的罚款给环保署，支付7000万美元的费用给诉讼群体，其中包含了比洛特的律师事务所。比洛特推动更多当地居民索取赔偿，但须执行医药监护，也就是将杜邦生产特氟龙所排放的废水废气和居民健康问题建立医学概念上的对等关系，该关系一旦确立，杜邦公司将支付2.35亿美元的赔偿。由无利益关联的科学家组成的监护小组成立，其运作经费由律师事务所支付。比洛特承担巨大压力。
• 2005年，截止到圣诞节前夕，有6.9万居民接受血液采样，每人获得400美元的报酬，由杜邦公司支付。居民拖家带口来抽血，言词间流露出对杜邦公司的感激。
• 2006年，环保署起诉杜邦公司。杜邦公司以之前没有标准为由，表示须等检测结果出来后再支付。没有拿到赔偿的居民迁怒于比洛特和举证者。比洛特被三次降薪，出现右手抖动症状。
• 2010年，比洛特因将过多精力投入到案件上忽略了家庭，夫妻矛盾爆发。
• 2011年，比洛特被第四次降薪，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晕倒住院，查出为间歇性脑供血不足，近似于中风，压力太大导致。
• 2012年，检测小组调查结果公布，对等关系成立。杜邦公司反悔，不愿支付赔偿。比洛特懊恼之下转向群体诉讼策略。
• 2015年，群体诉讼案件开庭，共有3535起案件起诉杜邦公司，杜邦公司为此支付了6.707亿美元的赔偿。同年，美国环保署禁止在民用商品中使用特氟龙。
• 2017年，聚四氟乙烯中的主要成分，PFOA和PFOS被列为2B类致癌物。比洛特律师至今仍在为受到侵害的美国家庭办理诉讼。

第三、我对影片的看法

首先，影片的话题意义超过艺术价值，这是毋庸置疑的。电影对社会和法制的推动，韩国的《熔炉》是杰出代表，它直接推动政府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美国电影人也喜欢把一起起事件搬上银幕，让观众了解事件的始末，这无疑会加强民众对政府和公司的警惕性和监控，而且美国是个案例法的国家，作用就更大了。值得一提的是，《黑水》通个班底拍摄制作的另一部同类题材影片《聚焦》，获得了2016年奥斯卡最佳电影，推荐一看。反过来看我们这里，现实题材的影片就少了点，我十分期待有人把华为251事件搬上银幕。《我不是药神》开了个好头，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后续的作品接上。值得一提的是，《我不是药神》》是现实题材改编，而且改得非常多。真正好的现实题材电影是需要制作者从骨子里坚持现实主义的，我们这里可能有现实题材，但目前来看还缺乏现实主义。

其次，如上所述，影片的表现手法比较普通，一般观众容易觉得无聊，即使对于喜欢这类题材的观众，最后半小时也很差强人意，因为没有做到情绪上的连贯性。如果说前面一个半小时通过一系列细节让人的情绪保持在一条水平线上（和《聚焦》相比确实很平），那最后半小时就往下滑了，直到最后也没有拉一个高潮起来。导演和编剧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安排了比洛特夫妻吵架、晕倒送医的戏份，但故事进展到这样的环节，观众已经无法被主线之外的情节吸引。

第三，部分情节缺乏说服力，如一开始比洛特律师接下养殖场的案子，影片交代的动机是乡情，并且使用《乡村小路带我回家》来渲染情绪，固然感人，但理智上缺乏说服力。又比如最后半部分，角色们全部处于等待状态，而等待的结果是杜邦公司反悔，作为一名资深律师，难道一开始没想到这一点？影片中比洛特把责任都推给了政府和杜邦公司，这都是情绪上的宣泄，如果影片在前面作出一些技术性的交代如杜邦公司的律师找出了法律漏洞留作后路，那杜邦公司的突然反悔就有说服力很多。

当然，影片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尤其是对于关注社会新闻的朋友更是不可错过。对于我来说，看完这部片子之后，多认识了一种叫特氟龙的人工合成材料，而且它就在我们身边（欧美国家已经禁止使用，我国国家质检总局2019年才开始开始论证特氟龙是否危害人体健康，目前仅靠厂商自觉）。以后买锅碗瓢盆塑料制品这些东西查看组成材料的时候，就会特别注意聚四氟乙烯、PFOA、PFOS、C-8这些字眼了。

首先要感谢这部电影的制作团队，感谢你们把真相告诉了世界。其次要感谢律师罗伯，感谢你为揭露真相付出的努力，没有你也就没有这部电影。为什么要感谢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所讲述的东西离我们都很近，因为他告诉我们一些事情的真相。电影根据律师罗伯的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浩克饰演的律师罗伯和杜邦公司打官司的过程。不得不说这个过程很漫长，漫长到跨度十几年。但庆新的是这个漫长的等待是值得的，最后等到了杜邦公司的为他犯下的错买单。罗伯在和杜邦斗争的过程不仅漫长，还很艰难。你要知道以一己之力去对抗一个世界500的企业，没有坚韧的毅力和正义的心，很容易被击垮。不说别的，就说罗伯梳理的杜邦公司所提供的一堆的资料，都够让人放弃的。还不说杜邦公司可以凭借其财力和势力去对你做出各种骚扰，比如去到证人家搜证据，比如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勾结行业专家，比如申请禁令不让你去作证等等。这些都不算，杜邦还能在证据确凿后翻脸不认。

电影虽然是讲的罗伯和杜邦的事，但对我启发最大的还是电影关于对PFOA的曝光，这东西太恐怖了。首先这东西能致病，而且还是像癌症那种高死亡率的病。其次这东西覆盖范围太广泛了，几乎存在于地球上每个生物的血液中，包括99%的人类。而且这个东西是不容易分解的，可以在人体内留存40几年，等到积累到一定的量就会致病。虽然这东西现在被全球大部分国家所禁止，但在禁止前我们已经使用了几十年。这些年人类患各种病的人越来阅读哦，是否跟这个有关呢？电影中的3500多人因为这个患病是不幸的，但他们又是幸运的，幸运的是还有罗伯这样的律师去帮他们，还能得到杜邦的赔偿。那现实中还有很多可能因为这些而致病的人，又能去告谁，找谁去赔偿，甚至连找谁去帮忙都不知道。就算是因为PFOA致病的，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只是怪自己命不好。从来没有想过不是自己命不好，而是有人为了利益，不顾普罗大众的健康——《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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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在美国学了环境学和法律又在美国做法律的人，本片的一切一切都令我感同身受，深吸一口气，感谢有人替我们和全世界为敌。

关于plaintiff side's firm和corporate defender firm: 同为环境诉讼法的常客，原告方律师和公司辩护律师一直是一对冤家。由于原告方律师一般采取风险代理制（即在拿到赔偿之后从中收取数值不等的提成），为保障合伙人收益，在美国愿意做原告方律师的精英律所很少（例如本片中的Taft Law所代理的其他案件都是小时收费的)。本片的主角Billott就是这种精英律所的一个小合伙人，在决定接受案件代理的时候看起来在律所中还没有什么话语权。还好有大老板支持，才能坚持将代理走下去。其中有一个细节，在坚持到医学专家做报告好消息的时候，Billott收到律所行政打来要求和他聊Unbilled Hour问题，他压力立刻又大了起来。可见他因为这个案件已经在连续亏损律所的钱，这可能导致其他合伙人将他赶出律所，难怪他抱病入院。

关于调解、Medical Monitoring和和解: 这个案子的最初和解结果是成立专家组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由于受样本局限，流行病学调查可谓非常困难，且时间长，而本案中的流行病学调查也是以杜邦支付费用为前提的。我想杜邦一开始寻求和解是因为不希望这个案件继续出现在公共视野中，且杜邦的律所和专家团队也确信流行病学研究不能找到有力支持证据。而要对这么多人进行时间无限的Medical Monitoring, 对于杜邦可谓陪了夫人又折兵，所以最终他们准备应诉，也是坚信原告方在时间和金钱成本上熬不下去。然而几个案件之后杜邦仍然同意了大约6亿美金左右的和解费。我想这个费用仍然要比对这么多人持续进行Medical Monitoring要低，可能才是杜邦极力避免Medical Monitoring的真实原因。

钱，钱，钱：本片主人公Billott一句话让人印象很深，他说，我们都以为我们的系统可以保护我们，实际上，只有自己保护自己。其实并不是美国的司法行政体系不能保护弱者，而是在现行体系下保护弱者需要太多钱了，杜邦有的是钱和时间，这些是西佛吉尼亚几千农民没有的，所以他们会焦虑，抱怨，退出，甚至死去，而杜邦还是那个村民眼中的"good company". 说是资本主义社会残酷本质也好，现代司法程序制度设计使然也好，而没有钱才是Billott有可能撑不下去的根本原因。没有钱会输官司，失去律所和亲人支持，输掉自己的事业和命运。如果是这样，你是否还会勇敢的与全世界为敌呢？我觉得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的我和大多数人可能在权衡利弊之后可能不会了。

法官说：原告？你怎么还在这里？

Billott: 法官阁下，是的，我还在。

足以泪奔。

识时务的人适应社会。不识时务的人坚持试着让世界适应自己。因此，所有的进步，都有赖于那不识时务的人 -- 萧伯纳

有人说一个人在其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的选择，足以刻画他的个性全部。从1998案件肇始到如今，已是二十一年。二十一年，对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职业生涯的2/3。影片中每个人物都面临许许多多艰难的抉择，而这一个一个抉择，组成了一整条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线。

1. 非主流的律师

你可以说Bilott是个非主流律师，也可以说他是个离经叛道者。细心的观众会发现，Bilott在大多数精英荟萃的社交场合，都多少有些显得格格不入。他略微有些佝偻着背，言语相对迟缓，神态略显木讷，怎么看都不像是个为大企业辩护的慷慨陈词的律师。在不同场合的晚宴上，他总是显得略微拘束，仿佛总与这个白人主导的资本世界带有隔阂。

这固然和他的经历有关。他的父亲是个空军上校，因此他从小就被迫跟随父亲四处辗转，直到碰到TAFT律所的Terp和他的妻子Sarah。他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法学院。大家如果了解美国的法学体系，或许知道，要找到最好的工作，往往需要进入所谓的T14（前十四位）。事实上如果想要拿到法学领域最好的工作岗位，即企业律师(Coroprate Lawyer)，可能需要前六位的学校才有可能。这就是精英社会的阶层观念，而俄亥俄州立大学显然不在其中。因此Bilott从OSU毕业以后只找到一个环境法的律师职位。值得一提的是，Bilott在最初加入TAFT律所时并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我的家庭告诉我，大律所机会多，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我能找到的最好的职业机会。”

Bilott on the Courtroom

2. 自杀式的选择

Bilott加入TAFT的时候，合伙人/老板 Terp 对他的评价是，“Bilott是个特别出众的律师：非常聪明，充满活力，顽强，研究做得非常非常彻底”。这点在影片中无疑得到验证。当杜邦为了刁难他，将半个世纪的相关资料都送到了TAFT的地下室，他不是被巨量信息所征服，而是开始有条不紊地对信息进行整理和归档。这正是一个优秀律师的素养体现。然而职业能力与是否能够跻身顶级精英阶层觥筹交错，似不必然。

Tennant staring at 190 graveyards of his cows

黑水非常打动我的一点，在于他所塑造的诸多冲突，不仅是人物关系层面的冲突，更是人物内心的冲突。当西弗吉尼亚的农场主Tennant找到Bilott时，Bilott的职业生涯其实已经被写好了。Tennant的农场在短短几年内死了190头牛。在这之前，Tennant因为身体不适而又缺钱，所以卖了自己的66公顷土地给化工巨头杜邦公司。杜邦公司随后把这些土地当作很好的垃圾堆放地，主要处理一种叫做PFOA的有害化工原料。这类原料从上游流入Tennant家中，牛因此死亡，且器官和牙齿呈现异状，Tennant本人也被诊断患有癌症。他知道整个小镇都被杜邦买通了，无法寻找当地律师，又熟悉Bilott的祖母，知道她的孙子是个不错的律师，所以找到了Bilott。

于是，刚升任合伙人的Bilott，必须面临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他内心知道，当初自己学环境法，是因为他觉得“环境法看起来会对社会有真是可见的影响力，是你可以通过践行来改变些什么的”，他拿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听到Tennant浓重的阿帕拉契亚口音（他的祖母也有类似口音），就知道“我应该帮他，因为我感觉这是正确的事”。他要做出的决定非常艰难，因为如果他选择放弃Tennant，他的良心将会受一辈子的谴责；如果他选择帮助Tennant，那么他将不可能再获得任何其他化工公司给他的单子。这点非常严峻。所以当他一开始起诉杜邦的时候，杜邦内部的律师Ripley在电话里特地说了一句，“我原谅你”，原因是假如Ripley选择与Bilott公然开撕，Bilott这辈子作为企业环境领域辩护律师的职业生涯就算是结束了。尽管这个选择在电影中看起来水到渠成，但主人公内心的煎熬以及Bilott脸上忧虑的神色，是需要观众去细细品味的。

这件事对于农场主Tennant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小镇上的人因为杜邦而有了好的工作，他们憎恨Tennant曝光雇主可疑的行径，甚至连餐馆的服务员都不愿意搭理Tennant。Tennant走投无路，成了小镇上的孤家寡人，连续换了四个教堂，每到一个教堂都要被人白眼。后来事实证明，对杜邦的调查展开后，杜邦不得不裁撤了部分员工，“失业厅”门口排起了队伍。Tennant为了伸张自己的权力和正义，无疑对某些和他社会阶层相仿的无辜的既得利益者造成了伤害。社会领域的问题千丝万缕，正是因为有太多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而这些利益相关者很多时候诉求又是相违背的。有时你坚持的原则，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一种不公和伤害。社会领域的研究者们用了很多经历和笔墨去刻画如何思考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然而最终能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世事难是非黑即白，往往要在灰色地带寻找一种平衡”。

从某种程度上说，Bilott和Tennant是同病相怜的，他们都与身边的社会多少有些脱节，有些格格不入，也有些特立独行。他们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都是“自杀性”的，一个杀死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开始案件之后，Bilott再也没有能为律所带来化工行业的客户，对杜邦的诉讼成功成了他二十年来唯一的追求），一个杀死了自己的社交生活。Tennant在教堂的最后一排参加礼拜，唱不出圣歌；Bilott在教堂的第一排参加礼拜，同样唱不出圣歌。一个是高中毕业文凭，一个是法学博士，然而在生活的某一个节点，他们都发现，正义靠不住，联邦政府靠不住，看似公平的司法体系靠不住，耶稣基督大概更靠不住 -- 为了他们自己的声音，能靠得住的，只有他们自己。

3. 勇敢与正义很柔软

Terp and Ripley

影片中另一个让我感到敬慕的人是Terp。Terp是Bilott的老板，一直暗中支持Bilott对杜邦的控诉。在一次内部合伙人会议中，最年轻的黑人合伙人滔滔不绝，陈述自己为什么认为律所不应该招惹自己的潜在客户，Terp拍案而起，说道，正是律师们放弃了自己的节操与尊严，才导致美国民众对律师这个行业如此没有信心，并宣布对杜邦开战。

笔者自己本科的时候曾经很想做律师，因此加入了北美最大的法学兄弟会，PAD(Phi Alpha Delta)。作为唯一的亚洲人（事实上是唯一的非英语母语者），我常能体会到Bilott的那种“局外人”的感受。有一次吃饭，大家聊到为什么想做律师，满桌的人都说是为了钱，R也如此说。我和R关系很好，颇为诧异，因为我一直觉得他有些不同的理想。R反问我，那你是为什么要读法学博士呢？我说，我是为了正义（Justice）。满桌的人都笑了。R后来去了耶鲁法学院，毕业之后在名所Cleary Gottlieb Steen & Hamilton工作，他无疑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从这个小事例中，我们也可以窥见美国法律精英阶层中的主流思想。

Terp身处这样一个阶层之中，他面临的选择困境，不比Bilott的小。一方面他是公司的大合伙人，不可能不管公司的盈利和Bilott的行为对公司客户造成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他骨子里有正义感，觉得Bilott做得是对的，因此想要支持他。所以当大规模抽血实验之后，化验结果迟迟下不来时，他不得不通过克扣Bilott的工资的形式，一方面对他施压，一方面平衡公司支出。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管理者可以对现金流表说 NO，勇敢和正义，真的很柔软。

4. 不是输家

Sarah hugging her frustrated husband.

比起前面三个男人的选择，或许Sarah的选择才是最困难的。她当初选择放弃自己的事业做家庭主妇，是因为Bilott升职，工资很高，她觉得自己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照顾孩子上面。但当案子迟迟未决，Bilott工资四次被扣，三个孩子上学的经费都不一定有了的时候，她终于对丈夫爆发了。她理解这个案子对丈夫的重要性，可是作为母亲，她也不能对孩子们的未来坐视不管。

当她和Terp一同对丈夫施压导致Bilott因为轻度中风被送进医院后，她突然觉醒了，明白了丈夫所追求一切的重要性。当她一字一句地与Terp针锋相对时，她对丈夫的爱和她对丈夫事业的支持超过了她生命中其余的一切，“请不要让他觉得他失败了。他绝不是一个失败者！” 那一幕，安妮海瑟薇如此入戏，让我心中荡漾着感动，一波一波，向外扩去。她或许意识到，她和Terp对Bilott精神上的支持，是Bilott活下去继续奋战的最终能量源泉。

5. 寡头势力与无尽战争

Dupont's chemical plant.

Bilott成功搜集了69,000个血液样本，实现了现代流行病学最大样本的组建，并通过一个科学家小组确定无误地建立了PFOA与 肾癌，睾丸癌，溃疡性结肠炎，甲状腺疾病，高胆固醇血症，以及妊娠高血压 六种重疾的关系后，观众们大多都会觉得可以松一口气了。然而由于PFOA是环境保护署（EPA）下非受管制的化学品(Non-regulated chemicals)，杜邦得以利用法律的空子，全部翻盘，否认一切科学实验证明，并拒绝科学小组研究的合理性。这就是寡头格局带来的后果。“政府被捕获了(Captive Government)”，Bilott在一家中国餐馆外绝望地与妻子Sarah对望着，无情的世界冷眼旁观。

充满韧性的Bilott决定与杜邦抗争到底，而杜邦一开始也采取了80年代美国烟草行业的应对措施，即一个一个案件审，拖延时间。因为有3500个案件，如果按照一年4-5个案子的速度来赔偿，需要700-900年才能把案件审理完毕。法官开庭问了一句，“你还在呀"，Bilott转转脖子，精神抖擞地说，“法官大人，是的，我还在”。这令人感动的一幕，无疑是影片的点睛之笔。

这里补充一下：后续的故事是，杜邦用6亿多美金平息了这个案子，作为3500多个受害人的赔偿。这个结局或许比烟草行业的拖延战术好一些。随后杜邦和道合并，将化工产业部门作为子公司分拆了出去，变成了现在的科慕公司（Chemour）。在影片中，Terp对杜邦宣战时提到，“我们把公司看作法人，当这个人越界了，我们就要惩罚他”，通过这句话，影片将杜邦人格化了。当这个被人格化了的厚颜无耻的杜邦，通过资本市场惯用的手法，将“有毒资产”打包到一个新的公司，以新的名号改头换面出现，并在分拆协议中将所有未来可能需要清偿相应赔付的责任都归于这个公司后，每当与PFOA相关的新闻再次出现，科慕的股价都会应声下跌。今年5月，科慕终于忍不住了，开始和自己曾经的“母体”打官司。看来杜邦这个“法人”还真是不招人喜欢啊。

结语：

在《论职责》（On Duties）一书中，西塞罗（Cicero）提到了一个海格力斯的比喻（Fable of Hercules)。海格力斯在两条分叉的道路前必须做一个选择。他可以选择Virtue，也可以选择Pleasure。拉丁文中这两个词的现实翻译为延迟享受(Delayed Gratification)和即时享受(Instant Gratification)，海格力斯选择了延迟享受（Virtue），作为他必将经历的十二大磨难之一。

对于很多人（比如本剧中的Tennant）来说，享受本就是个太过奢侈的词汇，无论是即时的，还是延迟的。剧中的主人公Bilott则选择了Virtue，放弃了升任合伙人能给他带来的巨大当下财富和名誉，而将人们生命和正义的重要性高置头顶。他与化工企业中的哥利赛(Goliath)巨人的较量，一开始，便好似没有终结一般令人绝望。Bilott还在谱写历史，化工企业们还在通过联袂抵制的方式负隅顽抗，而我们的身体里，或许会因为Bilott的努力，少积累一些永不降解的化学物质 -- 又或许不会。

但我想说：Bilott，我敬佩你。Bilott，我为你喝彩，为你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