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的车站

《两个人的车站》电影剧本

文/〔苏联〕埃·布拉金斯基、埃·梁赞诺夫

译/李湄、李钧学

我们这部影片的故事，要从刑事犯劳改村这个叫人不太愉快的地方讲起，读者看了不必大惊小怪。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自个儿的命运，自个儿能料到么？

严冬之夜。风雪交加。

聚光灯把碾得平展展的大操场照得通亮，这正是劳改村例行晚点名的时候。九名值日军官在队列前逐个清点人数。点毕，到长官面前复命：

“清点完毕！”

“清点完毕！”

长官最后下令：“解散！”

值日军官同声重复：“解散！”

长官吩咐：“里亚比宁留下！”

一名值日军官接口复令：“里亚比宁留下！”

犯人们各自返回营棚，操场上只留下孑然一人，他瑟缩不安，似乎在等待什么倒霉的事。

需要说明，在这里，人分成两类：管人的和被管的。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普拉东·谢尔盖耶维奇·里亚比宁可惜属于第二类，虽然他确实不象罪犯。他文雅、腼腆，四十来岁，也许四十出头。从他脸上一副对人信任的表情来看，他干不出不体面的事。这样的人，既不会青云直上，也不会触犯刑律。

“里亚比宁，过来！”长官叫他。

普拉东遵命，一溜小跑来到长官面前。长官通知他：“告诉你一件喜事——你老婆来啦！”

可是犯人丝毫没有喜悦的表示：“她来干什么？”

“看你！……”

“我可没叫她来，”普拉东脱口而出。“我不想见她。”

“你这是怎么啦？”长官惊讶地向。“为了见你，她走了七千公里呢！”

“爱走多远走多远！反正我不见她！”犯人居然顶起嘴来。

“她那么爱你，”长官愤愤不平。

“她？……她爱我？……”普拉东不悦地反问道。

“见了她你就明白了！给你通行证！你可以单独出去！我信得过你！”

“叫我上哪儿？”普拉东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她在村子里租了间屋子，地址在这儿写着呢。伊万·格拉西莫维奇师傅就住在车站附近。公私兼顾，你就便到他的作坊去，把修好的手风琴捎回来！你是音乐家，检查检查，看看修得怎么样！”

“是！”普拉东回答得没精打采。他可以拒绝去看老婆，却没有权利拒绝取手风琴。

长官又摆出一副严厉的、秉公办事的样子：“听着，里亚比宁。通行证的有效期到明天早点名截止。八点整你得回来报到。逾期不归，以逃跑论处。去吧！”

后来，在门卫室——外面管这种地方叫传达室——门卫严格检查了普拉东的路条。

“原来如此，”他照例对犯人搜过身，拉开沉重的门闩，生硬地说：“通行证的有效期到早晨八点。下刀子你也得回来！迟到就算你逃跑，要加刑的！去吧！”

一出大门，普拉东回到了自由的天地。他失去自由已经很久了。

按规矩，劳改村周围有一圈带瞭望台的厚厚的高墙。它设在野外，四周没有其他建筑。一条碾平的大路从劳改村门口通向外界，路旁孤零零地竖着一根根电线杆。

普拉东迎着大风卷起的雪花吃力地向前走去。没走几步，他就停下来，站了一会儿，毅然转身，急急忙忙返回劳改村，咚咚咚敲起门来。

门卫把小窗口打开一条缝，问道：“忘记什么了？”

“放我进去吧！”

“任务完成了？”

“什么任务？”普拉东没听明白。

“手风琴取回来了？”

“放我出来不是为了取手风琴，是让我去见老婆。”

“通行证上可没有提到你老婆。”看守砰的一声关上了小窗。

“那么，到车站有多远？”普拉东心里烦躁，大声问道。

门内传来：“不太远，八九公里……”

普拉东无可奈何，只得冒着严寒赶夜路。他先摘下别在短棉袄前胸的绿色姓名牌，把它塞进口袋，让自己感到是个自由人，哪怕只有短短的一夜也好。他在荒凉的、覆盖着积雪的大路上走着，走着……天寒地冻，路途遥远，是那漫长的回忆温暖着普拉东的心……

一件往事萦绕在普拉东的心头。一个雾蒙蒙的夏日早晨，他和许多旅客一起乘莫斯科——阿拉木图快车旅行，与众不同的是，别的旅客都是清白的人。列车驶近扎斯图平斯克市，徐徐进站。

身材颀长、举止文雅的里亚比宁和其他乘客一同挤下火车。他穿着考究，手里提着一只小小的扁皮箱，沿着月台走向那即将决定他命运的车站餐厅。

仔细想想，那些一窝蜂奔向餐厅，想趁短暂的停车时间吃点东西的乘客，确实是餐厅的灾难。这群饿死鬼，蝗虫般扑向份饭，不喝酒，不点菜单上的菜，对餐厅完成营业额一点好处也没有。此外，还有些贪小便宜的人根本不付钱，吃完就溜，因为他们知道，哪个服务员也追不上火车。

标明“快餐席”的两溜儿长桌上排满一份份盛在铝制盖锅里的红菜汤，每份汤旁边各摆着一盘灰不溜丢的肉饼，等人来光顾都等凉了。

普拉东·谢尔盖耶维奇也来到餐厅，找了个座儿，掀开捏亮的锅盖，瞄一眼见了叫人恶心的红菜汤，再看看肉饼，嫌恶地皱起了眉头。这样的饭菜他碰都不想碰。可是周围的人都狼吞虎咽地吃着。

“姑娘！”普拉东叫道。“过来一下行吗？”

答话的是女服务员薇拉，两只眼睛毫无惧色地瞪得大大的，但那张秀气的脸上已留下了饱尝世态炎凉的痕迹。

“不行！”秀气的女服务员蛮横地回答。

“您是这里的服务员吗？这桌子归不归您管？姑娘！请您给我要个清淡点儿的菜！”

“您有溃疡病还是怎么的？”薇拉笑了，一面对另一位顾客说：“一卢布二十戈比，钱正好！……谢谢……”

“对了，”普拉东点点头，“一瞅你们的菜，我就得溃疡病了！”

“等我去给您要能吃的菜……”薇拉边忙活边说，“这是找的钱，谢谢……等菜做得了，您的火车早开走了！再说，溃疡病人也不上餐厅吃饭，得了溃疡就该在家里呆着！”

说到这儿，薇拉倏地向门口奔去：“喂，这位客人！您忘记付钱了！”

“钱在桌上搁着呢！”那人不客气地说。“其实，叫我们吃这种东西，不该我们掏钱，倒该你们贴我们钱！”

薇拉飞快跑向那位客人吃饭的桌子——桌上没有钱。

“钱哪儿去了？”薇拉大声向道。“谁拿钱了？”

当然，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人同情她。

“姑娘，你们老做过路客人的生意，该先收钱才是！”一位顾客建议。

广播器里传来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

就餐的人往外涌去。

普拉东也跟着往外跑。可是，薇拉板起面孔挡住他的去路。

“掏钱！”

“我什么也没有吃！”

“我可看透你们了。一个说付过钱了，可根本不见钱的影儿，另一个又说没吃，掏一卢布二十戈比出来！”

“您好好看看，”普拉东恼怒地说。“这样的东西我会吃吗？！”

“我只要回头一看，您就溜到阿拉木图去了！”

“我不去阿拉木图，我去格里鲍耶陀夫市！我没吃，就不掏钱！”

这下可把薇拉气坏了：“不付钱就别想走！我那一丁点儿工资，还不够替你们大家伙儿垫帐的呢……”

普拉东不等她说完就打断了她，“你们这些吃餐馆饭的，替大家伙儿垫钱也垫得起！”

这话说得太过分了。

“你们这号人，掏一个卢布二十戈比就倾家荡产了？！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薇拉果断地对把门的说。“叫尼古拉沙来！”

把门的很老练，从口袋里掏出哨子尖声吹了起来。

“哪怕你们把全城民警都开来，我也不付钱！”普拉东矜持地挺直腰板。“我没吃！这可是原则问题！”

一个年轻的民警中尉来到门口。

“尼古拉沙，”薇拉开白道，“瞧这个花花公子，”她的头向普拉东那边歪了歪，“要清淡点儿的菜，我告诉他来不及做，他就把份饭吃了……”

“我没吃！”普拉东气冲冲地插了一句。

“我们查一查！”中尉说。

“你们怎么查？”普拉东勃然大怒。“查大便？”

“……他还不肯付钱！”薇拉终于把话讲完。

“那么，我们作个笔录，”民警公事公办地说。“您不肯付钱……”

“可是没等您写完列车就该开走了！”

“我写得快，”尼古拉沙中尉笑了，“我常干这事儿。您坐的是哪趟车？”

“他的车已经开走了！”薇拉幸灾乐祸地说。“小气鬼，活该！”

“怎么，走了？”普拉东大叫一声，推开民警就冲出门去。

“逮住他！”薇拉声嘶力竭大叫起来。

“他现在跑不了啦！”民警懒洋洋地向薇拉摆了摆手。

普拉东跑上月台，望着远去的列车，垂头丧气。最后一节车厢已经快从视野里消失了。

普拉东骂了一句“真见鬼！”，便向一个戴红制帽的车站值勤走去。

“您瞧，我误了车。问题不在于一卢布二十戈比，而是太不公道。她说：‘付钱’，可我根本没吃你们的菜！”

“不错！”戴红制帽的车站值勤点了点头。“您是没有吃我们的菜！”

普拉东可没心思开玩笑：“什么时候有车去格里鲍耶陀夫？”

“出门就得多加小心，乘客向志！”车站值勤没有放过这个机会训他一顿。训人总是一件愉快的事。“我们的火车既准时，又舒服。去格里鲍耶陀夫的列车二十点四十六分开。”

“那么车票怎么办？车票在那趟车的列车员手里。”

“怎么样？”普拉东背后传来民警的声音。“您到底是付一个卢布二十戈比呢，还是让我作个笔录？”

薇拉从民警背后探出头来，她还系着那条带花边的围裙。

“真不害臊，看着倒蛮象个读书人，亏你有脸来讹一个可怜的女服务员！”

普拉东一把抓住车站值勤的袖子说：“那我到底怎样才能离开这儿？连你们这儿是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

“开车前十五分钟来找我，我带您去见列车长，他会处理的。”

“他要是不付饭钱，我们就自己处理他！”薇拉威胁着说。

车站值勤烦了，从普拉东手中挣脱他的袖子，扭头就走。

“还是付钱吧，”中尉好心好意劝普拉东。“作了笔录事儿更难办！”

觉察到民警善意的目光，普拉东明白过来，他只好牺牲原则付这笔钱了。他把钱递给薇拉，连瞧都不瞧她一眼。

“为了那顿我没吃的饭，给您三个卢布，不用找了！”

薇拉收下一张三卢布的钞票，在围裙兜里翻零钱找给他：“用不着，把找的钱拿去！”

“给您的小费！”普拉东傲慢地说。

“也许我不收小费呢！”

“也许你们餐厅还不讹顾客钱呢！”

“中尉同志！您可是亲眼看见的，我把他的臭钱找给他了！”薇拉伸出手把钱递给普拉东。

普拉东故意把手往身后一背。

于是薇拉弯下腰，把一张一卢布的钞票和一些零钱整整齐齐放在柏油路面上，做作地扭着屁股沿月台走了。民警对普拉东已完全失去兴趣，便巡视开往郊区的电气列车去了。那儿的乘客正在上车，个个争先恐后。

“缺德！”普拉东怒气冲冲，望着薇拉背影骂道。

一个看热闹的老盯着普拉东。普拉东犹豫了一下，还是弯腰捡起了搁在地上的钱。

饥肠辘辘的普拉东又踱回餐厅。冤家路窄，一进门他就碰上了薇拉。

“如果不使您太为难的话，请开开恩告诉我，”普拉东特别有礼地说，“哪几张桌子不归您管，我好知道该往哪儿坐。”

“那几张！”薇拉还是没好气地回答，接着就喊一个脸蛋儿长得漂亮，但有点赖皮样儿的女服务员（这种脸蛋儿顾客特别喜欢）。

“柳达，伺候一下这位同志！不过你得先收钱，要不然他会赖账的！”

“你怎么啦？”柳达在屏风后面回答。她正向一个年轻人献殷勤。“没见舒里克找我来啦！你自己伺候那位同志吧！”

薇拉走到普拉东的桌子跟前，把铁皮托盘狠命往桌上一撂。

“我也没辙！点菜！！”

“您……您这泼妇！”普拉东恶狠狠地说。“我这辈子也不吃您上的菜！”

说罢他愤然冲出餐厅。

普拉东走进候车室，满怀希望地奔向小卖部，可是柜台上挂着一个醒目的牌子：“中午休息”。

普拉东怒容满面，回到餐厅。这一回他径直走向女服务员薇拉，一屁股坐在她对面：“拿菜单来！快！”

“噢，您的原则性真强！刚才还赌咒发誓这辈子不吃我上的菜呢！”

“小卖部休息了！”普拉东无可奈何地说。

“可又想吃饭？”薇拉挖苦他。

“当然。刚才我又没有喝那盘叫人恶心的红菜汤。这会儿您该明白了？”

“您要是没喝，怎么知道它叫人恶心呢？”薇拉反唇相讥。

“我懒得跟您贫嘴。什么菜清淡，给我上什么菜！”

薇拉眼中露出调皮的神色：“您在我们这儿误了车，也有我的不是，我得象伺候本市的贵宾一样伺候您。知道吗，上面有过指示，来宾和过路旅客不同，来宾得好好伺候，因为我们餐厅就象是本市的橱窗。哦，清淡的只有母鸡。我这就去端来。”

普拉东把手伸进口袋取钱。

“先收钱吧，我靠不住。”

“那还用说，”薇拉笑了。

“我的心情好象从来没这么坏过。”

“我们的母鸡也未必能使您好过些！”

薇拉接过钱塞进围裙兜里，数出了找头。

薇拉走进厨房。普拉东隔窗望着郊区电气列车。车门自动关上，列车缓缓出站。

薇拉端来饭菜。

“祝您胃口好！”

普拉东拿起刀叉，用餐巾细细擦着，嘴里还在骂，但他累了，尽管余怒未消，已经不想大吵了。

“我困在这儿都是您干的好事……一把火把你们这餐厅连车站一块儿烧掉才好呢……”

普拉东想切鸡吃，白费了半天劲。

“喂，这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薇拉故意装作天真无邪的祥子解释道：“您知道，鸡退了毛，身上什么标记都没有了。包装袋上倒有，可等我们端上来，包装早去了。您要想知道，我去问问掌勺儿的。”

“不用了，甭费心，我问问这只鸡就知道了！”

刀太钝，普拉东切了半天，母鸡兀自岿然。

“我想，它生前一定是位运动健将！”普拉灰烤劲撕下一只鸡翅膀，突然问道：“喂，你们这儿晚上有乐队演奏吗？”

“吵死了。我来餐厅以前，本来很喜欢音乐，可现在我简直跟它势不两立了！”

薇拉不拘礼节地往旁边椅子上一坐。

“您的行李呢？自个儿上格里鲍耶陀夫去了？”

“我全部行李都随身带着。瞧，”他指了指那只小箱子。“我去格里鲍耶陀夫只停留两天。星期一早晨必须回到莫斯科。”

“可是，现在您只能去一天了，”薇拉小心翼翼地提醒他。“您在这儿要耽搁一整天呢！”

“您明白就好，”普拉东脱口而出，“您知道这一天对我多宝贵，多重要。喂，您叫什么名字，姑娘？”

薇拉断定这个外地人闲得慌，就象通常所说的，想“缠”她，所以立即不客气地顶了回去：“我本来有名字，自打干了这一行，我就叫‘姑娘’了！告诉您，我可是攻不下来的！过路客更甭想。”

普拉东望着薇拉毫不掩饰地笑了起来：“可我……我根本没打算进攻这个……这个堡垒！”

对这种常能听到的侮辱人的话，薇拉不予理睬。

“说吧！说吧！你们全是一路货！”她站起来向厨房走去。

普拉东懒得跟母鸡继续战斗。他扔下叉子，直奔候车室而去。

在厨房分菜的桌子旁，薇拉的女友柳达给她出主意：“售药亭来了批芬兰进口的洗发香波，买点儿去吧！”

“好使不？”

“使了它头发长得好，松软光亮。我买了十瓶。这种香波难得来一回！”

经她这么一说，薇拉急忙往外走，半道上看见刚才那位顾客正在候车室里挂长途电话：“侦查员没来电话？他要是来电话，别说我在哪儿！随便说个地方就行了！我星期一早晨回莫斯科……栅栏什么时候运到现在跟我有什么相干？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这些！……反正我不会住进那所别墅里啦！”

薇拉不由得停住脚。

“我现在要在另外一种栅栏里了！”普拉东发现薇拉在边上，恶狠狠地对她说：“别偷听！”

薇拉吓得一哆嗦：“我不是故意的。”

她在售药亭买了洗发香波就往回走，经过公用电话的时候，又听到：

“是的，往格里鲍耶陀夫给爸爸去个电话，说我明天早晨到他那儿。你不要为我担心。热烈地吻你！”

普拉东挂上听筒，又看见了薇拉。

“买这么多洗发香波干吗？对在汤里给顾客喝？”

“用它招待象您这样的顾客我倒挺乐意！”

普拉东来到车站广场。广场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跟别处一样，毫无特色。长满三色堇的花坛中央矗立着一座花岗石纪念碑。广场两边排列着几个露天售货摊，招牌上写着：“啤酒——矿泉水”，“香烟”，“冰激淋”，还有一个漂亮的玻璃售货亭——“扎斯图平斯克市纪念品”。

普拉东朝郊区列车售票处的小窗口里张望一下，里面坐着个和霭可亲的女售票员：“喂，您要是能告诉我，哪个站有什么仙乡乐土，我说不定会买张票去那儿逛它一辈子！”

“碰到你们这些酒鬼简直倒霉透顶！”售票员本是个毫无风趣的人。“要不要再给你来一杯？”

“不给我一巴掌就算您开恩了！”普拉东踌躇片刻，自己也闹不清该干什么，该去哪儿。没地方可去，他又折回车站月台，那儿老有不少游手好闲的人在瞎逛。

警察局设立的逃犯相片橱窗吸引了普拉东的注意。相片上全是司法机关十分感兴趣的刑事犯罪分子。其中有个小妖精长着一双迷人的大眼睛，她多次巧妙地骗取别人的信任，然后狡猾地卷款潜逃。另一张相片上是个笑容可掬的汉子，但他却是个杀人越货的匪徒。还有一张相片是个皱着眉头的男人，此人丧尽天良，不付贻养费。

薇拉正在餐厅里摆桌子，准备开饭，她瞧见普拉东从逃犯相片橱窗边上走开，坐到长椅上百无聊赖地望着调度机车开来开去。

长椅就在餐厅窗前，普拉东漠然望着面前熙熙攘攘的乘客。有的在费力地搬沉甸甸的箱子，有的四处寻找搬运工人，有的和姑娘拥抱，热切地在她耳旁窃窃私语。

广播通知：“从塔什干开往莫斯科的快车进一站台。因为列车误点，停站时间缩短。”

普拉东仍无聊地坐在长椅上，把身子靠在弓形椅背上。他身后的餐厅里，女服务员来回奔忙，托盘里的盖锅碰得乒乓响，脚下的鞋后跟踩得格登格登。

列车进站。一个体格魁梧的列车员从正对餐厅的车厢跳了下来。他把两个箱子从车门口送上月台。箱子装得满满的，连这样强壮的汉子也得用上吃奶的力气。

接着，他满面笑容直奔普拉东而来。普拉东惊讶地抬起头——他从来没见过这人。原来，列车员看见了餐厅窗口的薇拉，他大声喊道：“薇拉，喂，薇拉！”

薇拉朝窗外一看：“安德留沙，你从哪儿来？”

普拉东受不了耳边的喊声，往长椅边上挪了挪。

“怎么，跑起塔什干达条线来了？”薇拉接着问，从她声音可以听出，她见了安德烈很高兴。

“当班的列车员病了。走，到车厢里去！见你真高兴，我的小细腰！”

“我也很高兴！”

“来，跳出来！”列车员充满爱意，张开了双臂。

薇拉四下看了看，显得很尴尬：“我怎么走得开？瞧这一屋子的客人！”

“柳达！”安德烈象自家人似地喊薇拉的女友。“我要和薇拉……”

“谈点业务！”薇拉赶紧打断他。

“他们的钱我来收！”柳达答应了。“又不是头一回！去吧！这些人……”她用眼角瞟了一下那些正在大嚼的顾客，“不付账谁也甭想从我手里溜走。你们俩得快着点儿，停站时间缩短了！”

没等她说完，薇拉已经跑上月台，早没影儿了。

“还得把这些甜瓜搬来搬去！”安德烈晃晃脑袋，使劲从地上提起两只箱子。“里面有多少甜瓜，知道吗？”

薇拉灵机一动。她瞅着普拉东，弯身对着安德烈耳朵小声嘀咕了几句。安德烈半信半疑地盯着普拉东，也在薇拉耳边说了两句。然后他突然问普拉东：“您要在这儿呆很久吗？”

“呆到晚上！”普拉东答道。

“帮个忙看看箱子行吗？”

普拉东耸耸肩膀：“行啊！”

“您有身份证吗？”列车员又问。

“有。”

“随身带着吗？能给我瞧瞧不？”

普拉东老老实实地拿出证件递给安德烈。安德烈急忙说道：“喂，看好箱子，里面是察尔周甜瓜，保管得好，送你一个，这么大的！”他比划一下要奖给普拉东的甜瓜——一个很小的瓜。

“嗨，您怎么搞的！”普拉东有点不安。“把身份证还我，您不能拿走！”

安德烈和薇拉已经向车厢走去。列车员回过头来对普拉东说：“喂，老兄，看好箱子，十分钟以后还您身份证。您怎么连这点儿也不明白？”

安德烈一把抱起薇拉跨过铁轨。

普拉东看见安德烈先跳上车，薇拉四下望了望，也跳了上去。随即在紧挨着门口的列车员休息室窗口出现了安德烈的脑袋，他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放下厚厚的窗帘，于是，房间就和外界完全隔绝了。

普拉东笑着摇摇头。他弯下腰碰碰箱子上的锁，锁吧嗒一声开了。他稍稍掀起箱盖，里面冒出一股醉人的瓜香。普拉东拿出一个甜瓜，探身到餐厅窗内，从桌上拿起一把刀，用餐纸仔细擦净。

列车员休息室里，安德烈从窗口转过身来拥抱薇拉。

“撒手，列车员！”薇拉闪身。“你了解我，我不会在车上胡来的！”

“薇尔卡，我简直受不了啦，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一边儿去！我也不是小姑娘了。你每次只来那么二十分钟，可开起口来就象是丈夫似的！”

“这又不能怪我，”安德烈真心诚意在求她，“我一辈子都在跑列车！”

“哪怕来住上个把星期也好啊，”薇拉憧憬着，“我们就能象象样样的过上几天了。反正你没法把天下所有的钱都挣到手！”

“薇尔卡，别装傻！我可想死你了！”

“我也想你。不过这种车厢里的爱情真叫我恶心！”

这时，响起了发车信号。

“唉……反正也来不及了！”列车员无可奈何地说。

薇拉开了锁门，打开门，一阵风似的走了出来。

普拉东正大口大口地嚼着他正当挣来的甜瓜，一边瞅着薇拉从踏脚板上往下跳。

列车开动了。

安德烈拿着号旗从门廊里探出身来喊道：“薇拉，那是察尔周甜瓜，别忘了，三个卢布一公斤！”

他们的恋爱场面就以这么句重要的话结束了。

薇拉象一个常见的热恋中的女人那样，惘然若失地目送列车远去。

普拉东又切下一大块多汁的甜瓜。

薇拉走近长椅。

“这瓜……简直没治了！”普拉东拉长调子说，俨然是个鉴赏家。

薇拉在他身边坐下。

“给我也来一块！”

“我挑了一个最小的，”普拉东心甘情愿地切了一块给她。“我看箱子，你们请客，咱们两清了！”

“这瓜真不赖！”薇拉赞道。

“这么一大堆，您打算怎么办？投机倒把？”

“合法推销！”薇拉听了不高兴，纠正他。“三个卢布一公斤！”

“把身份证还我！”普拉东提醒她。

薇拉的反应完全出乎普拉东的意料，她竟发呆了：“您怎么把身份证交给他了？”

“一个穿制服的来问我要身份证，我自然给他喽！”普拉东回答得书生气十足。

薇拉神经质地大笑起来：“您的身份证到莫斯科去了。”

“这玩笑开得可不是时候！”普拉东冒火了。

“请原谅，”薇拉收起笑容。“您知道，安德烈把您的身份证搁在口袋里，后来我们干了一架，就把这事给忘了。”

普拉东反正已经犯法，真想索性把薇拉宰了！

“啊，您这个车站的败类！您把我坑了，您这个干巴鬼！”

薇拉委屈地说：“当然，您现在怎么说我都行，不过骂我干巴鬼也太过分了！”

“要是那蠢牛把我的身份证交给民警，那才更妙呢！”普拉东仍然火冒三丈。

“我知道，您在火头上，不过说他是蠢牛可不对！安德烈是个体面人！”

“体面什么，投机商！”普拉东打断她。

“投机商也可以是体面人。请您放心，后天十二点十分安德烈就把您的身份证带回来了！您还能赶上今天误了的那次列车。”

“没有证件叫我上哪儿过夜？”普拉东暴跳如雷。“本来我就已经够呛了！我得去看看父亲，也许以后再也见不着他了……”

“别慌！”薇拉极力安慰他。“您先不带身份证去格里鲍耶陀夫，等回来经过这儿，我再把身份证给您送到车厢里也不迟啊！”

“回去我得坐飞机！要不就赶不上了！”普拉东无法平静下来。

“那就晚一天呗，”薇拉满不在乎，耸了耸肩膀。“现在又不会为了这点事儿开除您！”

“您把我全毁了！”普拉东绝望地抱着脑袋。“叫我怎么办呢？走又走不成！呆也没处呆！”

“您在莫斯科闯了什么祸？”薇拉好奇地问。“我听见您在电话里说……”

“我抢了苏维埃国家银行！”普拉东没好气，说完转身就走。

普拉东又去候车室往莫斯科挂长途电话：“玛莎，是我……有什么消息？……他退休了没有？……你认为他喝醉了吗？检验结果出来了没有？……那可怕的场面老在我眼前晃着……不，我甚至很高兴就我一个……你千万别着慌，这最要紧。棚栏运来就行了。你什么时候播音？明天？……你还没给爸爸挂电话？给他挂个电话，说我后天晚上到。为什么，为什么？事情就弄成了这个样子……说来话长！好，不说了，我没硬币往里投啦……”

普拉东挂上话筒，又发现薇拉在边上竖起耳朵听。

“别再盯我的梢！”普拉东生气了。

“我没在盯您的梢！相反，我想帮点忙，因为是我坑了您。您闯大祸了？”她朝电话机歪歪脑袋。

普拉东闷闷不乐地望着薇拉，突然开口：“我送了人家的命。当然，是无意的。不过反正过错在我身上。”

“怎么回事呢？”薇拉小心翼翼地问。

普拉东绝望地把手一甩。

“原谅我，”薇拉忽然轻声说道。“鬼叫我为了那个卢布缠着您。在这种鬼地方，一天干下来，心都狠得跟野兽似的。别人对你凶，你也对别人凶。人家讹你，你也讹人家。简直都不象人了，真不知到底象个什么。”

薇拉眼看就要大哭了。

如今轮到普拉东来安慰她：“别难过……当时您正在火头上。我明白。我不怨您。”

“真的？”薇拉抬起了眼睛。

“我干吗要撒谎？”

入夜，餐厅里响起了音乐。每到晚上，餐厅可就完全不同了。除了招待过往旅客外，餐厅一头摆上结婚酒席，另一头在祝贺喜庆日子。

餐厅大门外照例挂着“客满”牌子，把门的坐在牌子底下。普拉东走近对他说：“劳驾叫薇拉出来一下。”

把门的推开一条门缝：“薇拉，早上那个出洋相的家伙找你！”

薇拉来到门口。

“对不起，又来找您了，”普拉东没好气地说，“不过，除了您，我在本城谁也不认识。博物馆参观过了，电影院也散场了，外面下着雨，旅馆没有证件不让住，叫我上哪儿去呢？”

薇拉想了想：“现在我没空，不过很快就下班了。您先在我那张桌子边上坐会儿，等我想想，让您上哪儿过夜。”

累得半死的薇拉又去履行她的职责——向一个醉汉收钱：“我好心好意对您说，付了钱回家去吧！”

“小伙子，再给我来二两！”酒鬼还要喝。

普拉东坐在就近的工作台旁。

“够了！而且我也不是小伙子，我是‘姑娘’！”

“小伙子，我跟你就象跟姑娘一样嘛。我还没喝够！”

“喂，立刻付钱！”薇拉抬高嗓门威胁他。“要不我可就喊了！”

这句话还是起了作用，醉汉掏出钱包：“朋友，别吼！多少钱？”

薇拉递上账单：“您该付二十一卢布五十戈比！”

“你自己拿吧！小伙子，我信得过你！”

薇拉从钱包里拿了钱，又把找的钱放了回去。

“你拿了多少？”

“账单上是多少就拿多少！”

“再拿五个卢布去！”顾客烂醉如泥，可还在摆阔气。

“五个卢布太多了！”薇拉没接受。“您有家吗？”

“常人有的我全有——老婆、俩孩子、还有条狗。”

“那我只收一个卢布的小费。”

“一个卢布太少了。你这活儿累得死人。拿三个卢布吧！”

“谢谢！”薇拉不再客气。“我再拿两个卢布。收好钱包，别丢了。能走到家吗？”

醉汉满不在乎，笑了笑：“小伙子，你小看我了！”

夜深了，餐厅正在收拾，普拉东和薇拉来到候车室。薇拉手里拎着一个大提包。女服务员下了班，包包里尽是些难以想象的东西，塞得鼓鼓囊囊的。要不，她们何苦整天去端那沉甸甸的托盘呢？

“铁路就象是国中之国，”薇拉说。“站上什么没有？！别担心，我会给您安排得舒舒服服的。”

“那么，”普拉东象是在自言自语，“能不能在你们铁路王国里找一个长期的安身之处？”

“能！不过我们铁路上有规定，见了刑事犯可是要告发的！”薇拉明白普拉东的处境。“那您为什么离开莫斯科？是逃出来的？”

“我父亲七十二岁了。我想上法庭以前再见他一面。但是现在我完全没有时间了。我留下了保证不离开莫斯科的笔据。”

“好，就这么着吧！您还是乘第一趟去格里鲍耶陀夫的列车走。身份证我用保价信给您寄到莫斯科去。我说话算数！”

“那叫我怎么进彼得罗夫卡大街三十八号（注1）去见侦查员呢！”普拉东犹豫不决。“没有身份证是不给填入门证的！”

“这又有什么了不起的？”薇拉一转眼又有了主意。“您就说身份证丢了！”

“没犯法的人丢了身份证是小事一桩，”普拉东反驳道，“可这事要出在我身上就会罪上加罪。侦查员准会追问——丢在哪儿了？怎么丢的？”

“你们这些自作聪明的人老是庸人自扰。您就不会编得圆一点？”

“唉！我就是不会呀。干我这一行的就是不能来假的。我准会全说出来。结果呢，我签字保证不离开莫斯科，倒把身份证丢在了扎斯图平斯克！”

“那您是干哪一行的，居然能不弄虚作假？”薇拉打心里觉得奇怪。

“我是弹钢琴的。干我们这一行正好相反，来不得一点儿假，老弹错就不要你干了，请你离开乐团！”普拉东向她解释。

薇拉叹了一口气：“今天真够累的，我想回家了！不过，没关系！现在我要按最高规格安排您过夜！”

“就怕咱俩对‘最高规格’的理解不一样！”普拉东依然怒气未消。

“我想，请您去外宾休息室，该不会有意见吧？”

薇拉猜对了。普拉东果然一点儿意见也没有。

外宾休息室里外两间，有拱门相连。外间办公，里间供外宾休息。这里总的来说很舒适：清洁、敞亮、安静。

“你好吗，玛丽娜？怎么好久没见你了！”

玛丽娜容光焕发，回过头来对薇拉说：“我有事，真有事。快嫁人了！婚礼在下星期四。你来不来？”

“那当然！相中谁啦？”

“还没有定呢！”

“怎么会这样？”普拉东十分诧异。

“是这样的……我现在有两个朋友。佩佳……挣得多，但是喝得也多，米佳挣得少，喝得也少。他们住在不同的区里。我呢，在两个区的民事登记处都递了申请。”

“就找不到一个完全不喝酒的？”普拉东对她十分同情。

“这样的人如今哪儿找去……”玛丽娜悲哀地两手一摊。

“玛丽娜！”薇拉把普拉东带进了休息室，她象自家人似的四面着看。“瞧，我带来的这个人叫我搞得很狼狈。我一不小心把他的身份证留在塔什干开来的列车上弄到莫斯科去了。可是没有身份证哪家旅馆都不收。这张沙发您看还可以吗，钢琴家同志？”为了使自己的话更有分量，薇拉又补上一句：“对了，他还不止一次得过音乐比赛奖呢！”

“这算不了什么！”普拉东谦虚地垂下眼睛。

“躺下吧！”薇拉命令他。

普拉东顺从地往沙发上一躺：“给我点什么盖的行吗？我总不能穿着上衣睡啊！”

“会给的，什么都会给的！”薇拉应道。“玛丽娜，给他一条毛毯！”

这样厚脸皮的人，玛丽娜从来还没见过，一时间弄得她晕头转向，过了半晌才转过弯来。

“您压根儿就不能睡在这儿——穿着不行，脱了也不行！这儿只供外国人休息！”

“我差不多就是个外国人了，”普拉东赶快抬高自己身价。“顺便说说，我得过奖，而且是国际比赛奖！”

“我们这儿得过奖的人多得就跟没宰的狗似的！”玛丽娜回敬道。“而且，要是回头让人知道我把自己人放了进来……起来，喂，叫您起来！”她生气地向普拉东嚷嚷，这时候普拉东已经伸胳膊伸腿儿的舒舒服服地躺在沙发上了。

“你这儿反正空着！”薇拉不满地说。

“空又怎么着？”

“你有房间空着没人住，有人想住一宿又没处去。”

“要是回头来了个日本人或者荷兰人怎么办？”玛丽娜煞有介事地说。

“那他呢？”薇拉的手指戳在普拉东身上。“他就不是人？”

“我付钱好了！”普拉东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心里老大不愿意。

“第一，我们这儿不收费；第二，您就是给，也只有卢布，可他们有外汇！”

“真不知道咱们这儿是怎么搞的！”薇拉按捺不住发火了。“自己同胞在自己国家里反倒……”

“薇拉，走吧！别生气了！”普拉东拽着她的手往外走。

“不走，气死我了！”

“你吵什么？”玛丽娜打断她的话头。“这是我们好客的传统。”

“还说是好客呢！”薇拉简直气昏了。

“薇拉，别跟她一般见识！”普拉东懊丧地说。“本来就是摇头容易点头难嘛。”

“我的爱国心不答应！”薇拉仍然平静不下来。

“这跟我有什么相干？”玛丽娜诉苦说，“来参加婚礼吗？”

“当然来！反正没地方去……”

薇拉和普拉东垂头丧气地向门外走去。

他们身后的门刚关上，普拉东就说：“感谢您说我是获奖者。”

“没准儿您就是呢，是吗？”

“差不多。现在您要把我往哪儿塞呢？行李寄存处？”

“您真叫我烦透了！”薇拉没好气地说。“我住在城外，末班车眼看就要开走了。”

“恰恰相反，倒是您叫我烦透了！”普拉东气呼呼地说。“我这些倒霉事全是您给折腾出来的！”

“是呀，”薇拉点点头，“人也是我压死的。”

“太刻薄了！”普拉东低声说罢，便往一边走去。

薇拉看他要走，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忽然又追了上去。

“别生气。我不是存心气您，”她笑了笑。“剩下几分钟时间，还有希望找个地方，免得您在候车室硬板凳上过夜。”

“还有什么招？”

“上派出所去。不过您别瞎想……只不过我有个朋友在那儿工作……对啦，您见过他……就是要给您作笔录的尼古拉沙……”

“好主意！”普拉东满口答应。“待在那儿谁也甭想找着我。”

街上下着大雨。湿漉漉的铁轨在灯下泛光，只有覆着顶棚的月台没被雨水浇湿。

月台上停着一辆值勤警车，车顶上还旋着闪光器，看了叫人心里发慌。

薇拉趴在派出所的窗台上往里看，她向尼古拉沙打招呼：“你好！”

中尉正审问一个刚刚拘留的小流氓，他作了个手势请薇拉稍等一下。尼古拉沙面带倦容，可是那小流氓尽管鼻青脸肿，倒神气十足。

“这块青斑哪儿来的？”

“叫电线杆撞的！”小流氓不动声色地说。

“腮帮子又是叫谁打的？”

“信号机碰的！”

“那个信号机姓什么？”中尉挖苦他。

“我不认识他，我要认识他就不是人，”小流氓赌咒发誓，“我还是头一回揍他！”

“喂，听着，斯皮里多诺夫。我最后一次警告你……”没等中尉说完，斯皮里多诺夫已经倏地跳了起来：“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是知道我的……我保证不再犯了！”

说罢，斯皮里多诺夫夺门而出，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薇拉和普拉东走进派出所，中尉向她诉苦：“天哪，薇鲁莎，我快累死了……这车站实在可怕……尽是醉鬼……社会渣滓……能让我去脱产学习也好啊……你有什么事，薇鲁莎？又是这个，”他指了指普拉东，“他又闯祸啦？”

“不是他，是我。说真的，他是个钢琴家，我把他坑了。他的身份证我不小心搁到塔什干来的列车上带到莫斯科去了！没有身份证，哪家旅馆都不让进！”

“要告诉他我获过奖吗？”普拉东悄悄提醒她。

“这儿说这个不顶用。”

“薇鲁莎！”年轻的中尉尼古拉沙抱歉地说。“为了你我什么都……这你是知道的……可是叫我把你的钢琴家往哪儿搁呢？又不能搁在这儿……”

普拉东忽然有了一个好主意：“让我在拘留室里过夜怎么样？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拘留室里待过呢。”

“行倒是行，不过……”民警踌躇了一下。“拘留室里……有三个姐儿……”

“难道我们国家也有……？”这会儿普拉东踌躇起来了。

“总的说来是没有！”民警深信不疑地大声说。“不过……这种姐儿么，那可是要多少有多少！”

扣押那种姐儿的拘留室正对着大门，在屋子最里面。她们在拘留室里倒挺老实。一个头歪在肩膀上打磕睡，另一个在织毛衣，第三个正咬着铅笔头绞尽脑汁猜字谜。看来，她怎么也找不到答案，因为她大声问道：“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派哲学家？第二个字母是‘И’。一共五个字母。”

于是我们这位受过启蒙教育、挺有学问的现代民警给她作了解答：“狄德罗！……”

……薇拉和普拉东又回到月台，那个小流氓斯皮里多诺夫跑到他们跟前小声问道：“要不要。‘莫斯科人’牌小卧车上的汽化器？店里卖四十卢布，我只要五个！”

薇拉站住，直截了当地说：“滚一边儿去，懂吗？”

“懂！”斯皮里多诺夫早有准备，说罢拔腿便跑。

“走吧，我送您上公共汽车！”普拉东提议。

“您自个儿上哪儿去呢？”

他们又穿过候车室向出口走去。

“我就在候车室里待着吧，”普拉东自嘲地说，“仔细想想，我们这一生不就象是呆在候车室里吗？”他淡然一笑。“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永远在期待。有时候也确实等来了什么，然而却完全不是我们该得到的。”

“别发愁！”薇拉柔声说道。“我相信会证实您是无罪的！”

普拉东使劲摇了摇头。他不想提起那件伤心事，于是打断她的话：“上您家里去行吗？在走廊里待一夜也好啊！”

“您怎么啦，”薇拉惊叫了起来。“我不能带个男人回家呀！”

“啊——啊……这么说，您有丈夫？”

“原来是有的……”薇拉不太想谈。“分手三年了。不过我们还跟他的父母住在一起。”

“‘我们’是谁？”

“我和我女儿。”

“我很同情您。跟外人的父母一块儿住，而且还是分了手的丈夫的父母。”

“他们可不是外人，”薇拉干脆地打断普拉东的话。“他们很不简单，站在我一边。”

薇拉推开候车室的大门，他们来到车站前的广场上。现在夜深人静，广场上空荡荡的。一辆闪着红色尾灯的公共汽车刚从几步外的汽车站开走。

“瞧，好心没好报！”薇拉苦笑了一下。“这就是末班车。”

“我叫出租汽车送您回去。”

“我自己也可以叫，可是出租汽车司机不肯去我们那一带。我们不在城里住。我们家偏僻得很，我公公是个巡道工。”

“家里会着急吗？”

“会的！”

薇拉和普拉东又回到候车室。

“好吧，祝您晚安！”薇拉向普拉东告别。“虽然这儿不见得会很安静。祝您做好梦！”

“我也祝您做好梦。那您上哪儿？”

“我先用调度的电话跟家里打个招呼，免得他们担心。然后再看着办。”

“但愿您能找到个舒服点儿的地方过夜！也许您能回餐厅去？”

“餐厅夜间上锁。那儿有吃的，如今吃的可比钞票更值钱！”

薇拉走了几步，又转身回来。

“差点儿给忘了！我还没还账呢！”

“还什么账？”

“一个卢布二十戈比，”薇拉把钱放在长椅上。“我想，您确实没有吃那该死的份饭！”说罢便走了。

躺下睡觉以前，普拉东先从小皮箱里拿出一瓶花露水，给未来的床铺喷上点儿消消毒，然后铺上报纸，伸直身子躺在硬邦邦的长椅上，脑袋下枕着那只小巧的皮箱。如今普拉东只求这个荒唐的夜晚快快过去。他合上眼皮想睡，可是，唉！他的希望没有实现。

普拉东睁开眼睛，发现旁边站着薇拉。他迷惑不解地望着她。薇拉无可奈何，双手一摊。普拉东同情地笑了笑，挪了挪，让出一块地方给她。

她点头致谢，把手提包放在普拉东的小箱子旁边，平心静气地准备留下过夜了。普拉东重又躺下。

现在，他们躺在长椅上，头顶头——他枕着小皮箱，她的枕头是装着食物的手提包。

还是睡不着。两个人都不停地挪动身子，翻来覆去，谁都想躺得舒服一点。

“睡不着？”普拉东终于忍不住问道。

“铝锅硌我脑袋！”

普拉东以一种男性特有的殷勤问道：“要不要咱俩换个枕头？”

“想起明天一早就要去张罗卖甜瓜，我简直觉得活着怪没意思的！”薇拉讲心里话。

“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您一切都会好的……会有人帮您救您的……您还会去弹您的钢琴……”

“除非是参加狱中的文娱活动。我又不是独奏演员。我在乐团工作，听别人指挥。”

可是普拉东这番话并没有得到薇拉多少同情：“不管怎么说，也总比端盘子强。我和丈夫分手的时候……我又没有专长……当然，现在已经习惯了……”

“瞧，您一讲起餐厅里的事儿，我就想吃了，”普拉东忽然发表声明，“再说，您的手提包里又冒出一股股香味。”

薇拉坐起来，打开手提包。

“瞧，我今天带了些什么……”

薇拉从手提包里掏出瓶瓶罐罐，还有几个透明的小口袋：“服务员能拿到的常常都是客人……恕我直说，客人吃剩的配菜，拿回家去喂小猪。厨房里的东西全归掌勺的，没我们的份儿。什么时候才该我们交好运呢？只有摆酒席的时候。今天正好摆喜酒，由我上菜，好，我们现在也来入席吧。您想吃什么？”

“叫我吃残羹剩饭这还是破天荒头一遭！”

“小看人！”薇拉摇了摇头。“今天我带的不是残羹剩饭，是还没动过的菜。再说，不爱吃就甭吃！”

“现在我已经顾不上挑三拣四了，”普拉东说，“只能给啥吃啥！”他越过了某种无形的社会地位上的心理障碍，便谈笑风生地问：“那我以什么身份入席呢？新郎还是贺客？”

薇拉打量他一下，轻声笑了：“您当新娘！”

“那么您就当新郎了！”普拉东随机应变。

“亲爱的新娘！”薇拉兴高采烈地扮演起新郎来。“给你来点什么？”

“亲爱的新郎，我好象看见有齐墩果。还要一片熏肠，我的好人儿！”

“再吃个西红柿吧，我的美人！”薇拉劝他。

普拉东站起来，举起西红柿当酒杯，对着候车室里为数已经不少的沉睡的旅客充满感情地发表演说：“亲爱的朋友们！我要为你们，为你们到这美妙的候车室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而干杯。”

薇拉从那个取之不尽的手提包里掏出半瓶香槟酒递给普拉东。

“看来，得对着瓶嘴儿喝了！”普拉东把嘴凑近瓶口。“亲爱的，”他向候车室一摆手。“祝你们人人都能买到车票，准时赶到目的地，干杯！”

“一个女人能发表这番演说真不简单，”薇拉作出一副赞叹不已的样子。

“香槟酒把我搞得晕头转向了！”普拉东越演越来劲儿，厚着脸皮说：“别忘了，我是当新娘的。现在该由你来请我跳舞了！”普拉东调皮起来没完没了。近几天来的紧张情绪似乎已经松弛下来，现在他才露出本性！

“我特别爱跳舞！”薇拉会心地说。“只可惜没音乐！”

“我就是音乐！”普拉东益发兴奋起来。“不管我这个钢琴家是好是赖。谱子我还记得住。跳什么呢？扭摆舞、摇摆舞、探戈舞、查尔斯登舞？我全会。”

“来婚礼圆舞曲吧。”薇拉提议。

普拉东搂着薇拉的腰轻声唱了起来：

“虽然我们素不相识，

我的家又在远方……”

“可我的家很近……”薇拉插嘴说。

他们继续在躺着乘客的许多长椅之间旋转。

深夜，两个民警在候车室无情地叫醒熟睡的旅客检查证件。

检查证件总在半夜三更，别人睡得稀里糊涂的时候进行。是呀，人的美梦又值几个钱？！

“婚礼”上闹够了，普拉东和薇拉正头顶头安然熟睡。只不过现在普拉东的脑袋枕着薇拉的手提包，而薇拉的脸却贴在普拉东的小皮箱上。

“您的证件！”民警摇了摇普拉东的肩膀。

普拉东醒来以后，好一阵子没明白自己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

“证件！”民警粗声粗气又说了一遍。

这时候普拉东全都记起来了，结结巴巴地解释道：“您知道，我坐火车去格里鲍耶陀夫。在这个站下车吃午饭。我没吃饭，倒要我付钱。我不付钱，噢，不，我付了钱。可是车已经开走了。后来……在另外一列车上……我的身份证……唉，怎么说才好呢……身份证到莫斯科去了……”

“身份证自个儿乘车走了？”民警尖刻地问道，显然打算把他带走。

“当然它不会自个儿乘车走！”普拉东竭力想把事情说明白。“它是跟了列车员去的……您知道，我那时候正在看甜瓜……”

“甜瓜……”民警皱起眉头重复一遍。“连说谎都说得不象，跟我走！”

普拉东推醒薇拉求救：“请原谅。我叫醒您，有人来抓我了！”

“这么快就来了？”薇拉一骨碌蹦了起来，速度之快绝非一般睡眼惺忪的人能办到的。

“不，不是因为那件事，”普拉东安慰她。“因为我是个没有身份证的流浪汉！”

“科斯佳！”薇拉生气地对民警说。“你怎么搞的，不让人睡觉？”

“薇拉，我这就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民警科斯佳不慌不忙地说，值勤的人都是这样的。“有一伙人在列车上作了案，不知道流窜到了哪个城市。这家伙没有身份证。人没有身份证——那就不算是人！”

“科斯佳，这是我的老熟人！”现在轮到薇拉竭力把事情说明白了。“是我不小心把他的身份证让塔什干开来的快车带到莫斯科去了。他是个钢琴家。得过许多奖。”薇拉看了普拉东一眼，又多加了一句：“对了，他还参加过比赛呢！”

“你怎么也睡在长凳上？”从民警的口气看来，他起了疑心。

“你又不是我男人，凭什么提这种问题！我爱睡哪儿就睡哪儿！”薇拉抢白他。

民警走开了，从远处传来他的声音：“您的证件！”

忽然普拉东慌张地说：“我看，这帮匪徒流窜到这儿来了。我口袋里的钱包不见了！只剩下了一点儿零钱，”他把口袋里的硬币抖得哗哗作响。

“该去报警，”薇拉连忙说，“趁科斯佳还没走……”

“不行！”普拉东止住她。

“噢……是啊……”薇拉想起了普拉东的身份。“也许您弄错了吧？好好找过没有？”

为了保险起见，普拉东往长凳底下看了看，还是没有。

“钱多吗？”薇拉直为他难过。

“出来以前我上储蓄所取了二百卢布，买火车票花了些……在您那儿吃饭又花了些……真没想到！在睡梦中叫人偷走了！”普拉东气呼呼地说：“当初不躺下就好了！”

“罪犯没有象您睡得这么死的。您就象一个心里没有鬼的人！”薇拉善意地戏谑道，想冲淡一下普拉东的烦恼。

“是啊——啊……”普拉东叹了口气。“现在天晓得我成什么人了，既没有证件，又没有钱——就等于一个零！”

清晨，天色微明，普拉东推着一辆车站搬运工人拉行李用的手车在石子马路上走。

车上放着两个装甜瓜的大箱子，普拉东的小皮箱搁在上面。路面不平，大箱子来回摇晃，小箱子也跟着颠来颠去。薇拉紧随在车旁。他们经过敞开大门的仓库。自动装卸车载着大箱小盒从仓库里开出来。几乎每幢库房前都停着挂上一长串拖车的大卡车。

紧挨着仓库的是扎斯图平斯克车站编组场，一条条铁轨向远处延伸。扩音器传来女调度员烦人的喊声：“37一82平车进第十二编组线……192一46号车进第三编组线……第三编组线……”

薇拉给普拉东出主意：“您往莫斯科挂个电话，叫您妻子汇点钱来。”说完忍不住又刻薄地加了一句：“当然，如果是买栅栏没把钱花光的话……”

普拉东假装没有听出后半句挖苦话，只简单地回答：“没有身份证反正也领不到钱！”

“明天十二点十分您就有身份证了！”

“要是您的情人把它丢了呢？”

薇拉勃然大怒：“您怎么敢侮辱我，我们上车厢去是谈业务！”

“噢，要是信口开河说你们上车厢去是谈业务，那也可以说我跟您现在简直就在床上了！”普拉东气冲冲地回嘴，他没睡够，而且根本就不爱推这辆沉甸甸的车。

“别做梦！”薇拉悻悻地说，为了气他又加了一句：“我才不干这种下贱事呢！”

“对了，一点儿也不错……”普拉东尖酸地拖声拖调，“三个卢布一公斤——确实不贱！”

“这不怪我。卖了甜瓜，一公斤我才分到五十戈比，”薇拉向普拉东介绍起黑市价格的复杂计算方法：“三个卢布当中，安德烈分到一个卢布五十戈比。这合情合理，因为他在塔什干以每公斤五十戈比的价格买进的。还有一个卢布给集体农庄的二道贩子，因为集市是集体农庄的！”

“您的会计学真复杂。”生意经谈到最后，普拉东提了一个问题：“那我给您往市场运货，老板娘，您又给我多少钱呢？”

“您干活，我管饭！”薇拉皮笑肉不笑地回答。

他们来到一幢棕红色的三层楼房跟前。楼正面有一道裂缝，墙面已经剥落。房子四周用篱笆围着，窗下的小花已经发蔫。这种三层楼的房子是战后不久为铁路职员建造的。看来，从那时起，房子就从来没有修理过。

薇拉踮起脚尖，用暗号敲了敲窗。灰蒙蒙的玻璃后面现出了一个人的面孔，这人显然认出了薇拉，打手势让她进去。

普拉东进去的这套住房，里面的陈设和楼房的破烂外表截然相反，简直把普拉东惊得目瞪口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流社会生活所要求的各种设备，这套住房里应有尽有。南斯拉夫俗称“美女”的成套高档家具、一排排各式各样的花瓶和高脚酒杯等捷克刻花玻璃器皿、“红宝石”牌彩色电视机、日本“阿卡依”牌立体声音响装置、大幅面的土库曼壁毯——总而言之，一个趣味不高的阔人应该具备的，这里全有。进了这套住房，无论如何也猜不透这儿住的是何等人物——红极一时的牙科医生？商店经理？驻外记者？还是官运亨通的国家干部？

出来迎客的是一个睡眼惺忪的丑八怪，光脊梁披着一件巴黎晨衣，嘴里叼着一支刚点燃的美国“万宝路”牌香烟。

“您好，米沙大叔，我把货给您送来了——察尔周甜瓜！”

“可我犯了脊推神经根炎。上次卖苹果闪了腰，如今弯不下腰，任你什么水果我都不要了！”主人这句话不啻是一盆冷水泼在薇拉头上。

“这么说，集体农庄庄员就是您？”普拉东惊奇地问。

“不折不扣的庄员！”米沙大叔回答得毫不含糊。

“集体农庄庄员的生活水平可真是提高了！”普拉东故意装出一副惊羡不已的样子。

“我们这儿什么都提高了！”米沙大叔神气十足。

“那么甜瓜怎么办呢？”薇拉慌了。

“薇拉，我对你的不安表示同情，”“集体农庄庄员”悲天悯人地说，“人民大众没有维生素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现在我可明白您的崇高使命了，”普拉东想挖苦他一下，“原来您是关心人民大众的健康！”

“说话别带刺儿！”米沙大叔理直气壮地说。“到底谁真正关心群众，是他们还是我，难说。”

“他们是谁？”薇拉确实没听明白。

“我才不会让你们抓到我的辫子呢，有理走遍天下！”米沙大叔有恃无恐地说。他发挥自己的看法：“我给人民提供的食品都是上等货，可店里尽是些次货！他们卖的西瓜是生的，去买还得排长队。他们卖的梨是青的，咬上去发木，吃了——原谅我用词不文雅——要拉稀，他们卖的西红柿那副难看样，瞧着都叫人恶心！穷乡僻壤、交通不便的地方他们才不去呢！要是没我，那里人民的收成就得白白烂掉。我象爱护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爱护每颗李子！而供应站呢，无论是蔬菜还是水果，都不好好保管，因为那些东西谁的都不是！”说到这里，米沙大叔突然用食指戮了一下普拉东的胸口问道：“可你是什么人？”

普拉东犹豫了一下：“我好象什么人都不是……”

“他是个误了车的乘客！”薇拉替他解围。

“妙极了！”米沙大叔高兴了。“本地没有人认识他。我们就让他装成中亚来的集体农庄庄员吧！”

“可我不会做买卖！”普拉东惊叫起来。“说什么我也不干。”

“难不倒你的！”二道贩子慈父般拍拍普拉东的肩膀。“你只要想一想我们官商怎么做买卖，你就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耍态度，你就满脸赔笑！他们斤两不足，你就把秤翘得高高儿的！”

“把秤怎么？”普拉东没听明白。他自己也知道，身上一文不名，要想推掉这卖瓜的差使不那么容易。

“你给顾客多秤上一两二两，他就美死了。店里卖的水果全是湿的……”

“那为什么？”普拉东又不懂了。

“喂，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儿刚生下来还是怎么的？”米沙大叔两手一摊。“那是为了压秤，”他继续开导普拉东。“而你卖的甜瓜是干的，摸上去也舒服，又光又滑，跟娘儿们的皮肤一样！我这就给市场经理打个电话，叫他们给你准备一台秤和一件工作服，可别给你两巴掌！”

“我不去！”普拉东固执地说。“让薇拉自己去卖！”

“我可不能在市场上露面，”薇拉不慌不忙地说出理由。“我自己就在商业系统工作！”

“可这事跟我有什么相干？”普拉东无明火起。“我是个音乐家！”

“音乐家做买卖又怎么样！”米沙大叔开心地笑了。

“对了，我都忘记了……您还是国际比赛的获奖者呢！”薇拉揶揄地拖长调子说。

“我真的可以获奖，”普拉东大叫起来，“只要派我去，哪怕就去一次……”

“集市上做过买卖也一样会派你去！”米沙大叔让他安静下来。

“真了不起，好清高啊！”薇拉火气也上来了。“我凭什么要管您饭！”

“我不愿意搞投机倒把，也不会去干！”

“我看，你是不好意思吧？！”米沙大叔插嘴说。

“就是！”普拉东老老实实承认，“再说，心里也害怕！所以我说什么也不去！”

米沙大叔以演说家的姿态庄严地说：“过去人们把善良和理性送到民间去。现在，这些都够了，现在该送吃的了！去吧，把甜瓜送到民间去吧！”

扎斯图平斯克市的集体农庄集市。普拉东送来了甜瓜——三个卢布一公斤。

命运驱使倒霉的钢琴家前去的集市紧挨着火车站。集市一面向着铁路，便于那些麻利的过路客用短短的停车时间前来采购，另一面对着车站广场，本市居民买东西也很方便。这里每种货物都有标价。日后要在影片中公布这些价目虽然叫人难为情，但也没法子，到时候非公布不可。

离普拉东的柜台不远，有个戴玻璃珠绣花小圆帽的青年正在起劲地叫卖大小完全一样的甜瓜，只是……每公斤便宜五十戈比。难怪普拉东的甜瓜无人问津了。不仅如此，有些买主还对这位初出茅庐的新手出言不逊，许多话竟然是不堪入耳的。

“你怎么了，疯啦？”一位老太太骂道。“奸商！”

“价钱不能减了！”普拉东心里抱歉，但又不能退让。“我是在执行命令！请原谅。”

“把你们这帮人全宰了也不解恨！”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咬牙切齿地说。“我是买了送到医院去给孩子吃的！别人倒霉，你们发财！”

“那您拿一个去吧！”可怜的普拉东不知所措，递给她一个甜瓜。

“叫你跟你的甜瓜一块儿见鬼去吧！”年轻的妈妈一把抢过甜瓜，趁着慌了手脚的普拉东还没把瓜要回去，快快走开了。

“你们这帮寄生虫真不知道是从哪儿钻出来的！”一个工人模样的人指着普拉东的鼻子骂娘，骂得挺来劲。

这时候，薇拉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了。她换了一件连衣裙，漂亮的衣裳使她生色不少。

普拉东没有看见薇拉。

“不爱劳动，干这个，下流痞！”那个工人模样的人骂起来没完。

“下流痞”这个词儿深深刺痛了普拉东，他差点哭出来。

“我不是下流痞！我是旅客，我误了车！我本人就恨那些贩子。”

普拉东还是没有看见小心翼翼走近柜台的薇拉。

“利用暂时困难养肥自己！”一个胖大嫂也在破口大骂。

“我又不肥！……”普拉东委屈地为自己辩护。“我的身份证跟车走了，我的钱也叫人偷了……这瓜又不是我的，我是身不由己啊！”

连筱拉自己也莫名其妙，她竟对普拉东怜悯得心酸起来。普拉东后来到底看见了薇拉。他以求援的目光，可怜巴巴地望着薇拉。

薇拉这个餐厅服务员算没白当。她跨前一步，回敬那位胖大嫂：“干吗骂人？不想掏钱就别买！是肥是瘦，自个儿先照照镜子！”

胖大嫂气急败坏地向戴绣花小圆帽的青年求援，争取同情：“在国营商店受气，到集市来散散心，还是受气。来，给我秤一下那个甜瓜，小点儿的那个！”

普拉东佩服地看着薇拉。他知道，这下子救星到了。

“多谢您！”他小声说。“我简直要死了。救救我。”

“别着急，我这就把他们全轰走！”接着，薇拉大声说：“戴绣花帽的那位同志卖的瓜便宜倒是便宜，不过那是次货，苦的！”

“你尝过？”乌兹别克人反唇相讥。

“我看得出这瓜全透心儿烂了！”薇拉一边向他开炮，一边悄悄地对着普拉东耳边：“我看，他的瓜比咱们的好！”

“我也这么想！”普拉东说的话轻得几乎听不见声。

胖大嫂哆

片子是从监狱的一段对话开始的。

你妻子来看你了，你明天8点之前要回来。

我不去。

她可是坐了7000公里火车，再加上2个小时的飞机来看你的。再你去把我手风琴拿过了，这是命令。

是什么样的妻子，对待监狱里的丈夫要跋山涉水来看他呢，这一下就能抓住大家的好奇心。男主角普拉东是一个替妻子待罪服刑的钢琴家，他想在接受审判之前去看看父亲。但就在中途一个车站出现了一些状况，碰到了薇拉，一个女服务员，从难吃的饭菜开始了不到两天的相互熟悉的过程。

监狱一定是在远东的某个地方，太阳也升不到半空中，只能停在大约40度的位置。一个钢琴家在这里只是一个服刑的犯人，他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家庭。以为入狱前，她妻子，一个电视上预报天气的主持人，说她本人不会开车，普拉东的心也就死了。

薇拉是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女人，她靠着微薄的工资养活着一家。共同悲惨的经历让他们从冲突中开始认识对方，了解对方的人品，开始喜欢上对方。

最后薇拉不远万里来看普拉东，为他做了一顿好吃的饭菜，当然他们也都不确定对方还爱着，那些细微的动作，表演非常到位，仿佛幸福就是我们理解得那种相濡以沫。

非常感人的影片。

两个人的车站 (1983)

8.6

1983 / 苏联 / 剧情 爱情 / 埃利达尔·梁赞诺夫 / 柳德米拉·古尔琴柯 奥列格·巴希拉什维利

表现出几分俄罗斯人的幽默喜剧片，但情表现得真。通过这部片子，除了反映短暂两天男女相遇，各自有爱情婚姻的苦楚，似乎是不打不相识，从而达到爱之外，我注意到另外的两点，一是斯拉夫人的幽默，过去在中苏关系破裂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的政治笑话，就感到与我们生活内容不同，敢于面对现实，在曲折禁锢的背景下，仍然敢于讽刺政治。二是82年拍的电影，把计划经济，把公有制下的大锅饭的毛病揭示出来，这个时候还是前苏联时期，说明苏联的改体，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影片的精彩在最后，那短暂的探亲，那探亲后的雪地返监，关键时刻点出音乐的力量，有点浪漫，实际也是人生的苦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