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之歌

一段令人费解的开头，一个年轻人在怒吼，紧接着片头《机遇之歌》字幕卡结束后，是一段令人悚然的、低机位的与尸体同等高度的固定镜头，再紧接着，画面跳转至一个小男孩，再接着一串主观性的镜头，通过轻微的镜头摇移我们发现并非是单纯的主角的POV，而是一种充满主观性的邀约的错觉，而镜头本身其实是客观的叙述性的，在一定的浸入式效果之下，同时带着间离效果叙述男主角的境遇，而通过一连串令人匪夷所思的对话、音乐的铺陈，我们在影片的第六分钟我们总算了解到，男主是一位医生，父亲去世，而男主角父亲对于男主角影响极大，此时，他需要一个新的环境寻找新的理想。

于是他选择了前往华沙，此时是20世纪80年代的波兰，“运气真好”，他总算及时上车，车上遇到了一位老者，在半胁迫半诱骗之下，他光荣的成为了我们的同志，最终成为了一名官员，就在他遇到危机的时候，影片突然将画面切回了火车站，他又一次回到了火车站，重新成为一名年轻人，这次他没有赶上火车，出于愤怒，他袭击了警察，于是一段新的故事展开，他成为了地下天主教青年运动的积极分子，而在未来遭遇挫折时，叙述再一次闪回到他回到月台奔跑的那一刻，新的故事又一次开始，他回到医学院，迎娶了一位在火车站遇到的女人。

类似的电影有很多，《罗拉快跑》《一个字头的诞生》等，这类式样的电影逐一呈现它的多重的未来，在每一条路径走到结局之后回到分叉点，本片中便是前往华沙的那个车站。而这样的多重未来的选择与策略式呈现是非真实的，人为编排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类型的电影呢？

我们有理由认为，人类的观影行为是一种心理学的行为，在观影时的能动反应建立的基础正是心理学，我们用以把握这个世界的过程，我们通过电影感知到的是对于世界的认知而非故事叙述模式，叙事的人为痕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影响我们对关于这个故事对于理解我们对世界的感知的权威性的理解。在理解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倾向扮演着核心角色，是一种“最小偏离原则”，我们对于电影中事物的认知不会偏离我们对于现实中这个元素的呈现的理解，因此在理解一段情节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从一个单一事件出发，基于第一印象做出判断，并且尽量拍出其他的可能性以达到我们所希冀的那样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总有人愿意纠结“电影应该怎么拍”“我教这个导演怎么讲故事发展故事”的原因。这都是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和观影训练培养出的意识，可以称之为是“套路”，大量的电影都是这样的“套路”式电影。

而类似《机遇之歌》则是针对我们另一种“反事实”思维产生的，即以“要是一开始如何可能现在就如何”式的思维为基础，进行的分叉路径叙事。

1.分叉路径叙事在每段叙事上都遵循着严格的因果关系，并且因一定是稳定的，否则便会无限演义出分叉，我们发现《机遇之歌》中一定是因为那一趟火车的缘故，虽然会有其他人物的出现，但是分叉的端点在于那一次伸手有没有够到车厢把手。

2.分叉是有标记的。在故事中，人物可能会对于他们的多重未来进行评述，比如在第二段故事中男主角对牧师说“要是赶上那一班火车就好了”，而这类话在这类的电影中起到的带有一丝反身性的效果。为了进一步增强这类“我在进行分叉路径的叙事”的通告，本片自然会设置一个明显的标记加强观众对于叙事节点的感知。《机遇之歌》采用定格镜头，同一音乐伴奏的出现，以及回到男主在车站飞奔时候几乎完全等同的镜头，非常有效的加强观众对于电影结构的认知。

3.分叉路径终有交叉。这类交叉是一种感知上的，包括反复出现的人物、所要表达的社会议题，《机遇之歌》的三个故事都被某些广泛的社会运动所连接的，不管主角如何进行选择，他都被卷入非官方的学生运动以及他们的地下出版物，我党官员生涯中，他对运动视若无睹；天主教教徒生涯中他则成为了积极分子；医生生涯中，他则成为导师儿子的替罪羊，而导师儿子正是因为卷入学生运动而被解雇。这样反复出现的事件一则强化主题，即在那样的一种革命时段，任何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在革命之中除了热情，我们也应该恐惧其裹挟性。二则通过反复出现的人物和叙事背景令不同的多重未来有更加可观的认知连贯性。

4.分叉路径并非完全平均受力的叙事，男主在赶火车的三次奔跑时间是越来越短的，尽管对于主角而言，每次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作为观众的我们已经在前几次的重复中了解了背景信息，主角的选择正在被穷举，因此对于已经了解到的信息，往往采用了省略的办法。

5.最终的路径。如果说第一条路径是最为贴近我们对于古典叙事惯例的构想的话，最后一条路径则是倾向于将早先的故事作为最后一个故事的前提条件，在架构上暗示最后一个未来似乎是最真实最令人满意的结局，从而处于突出的地位。影片的结尾，主角登上飞机前往巴黎，然后飞机在半空中爆炸，联系到开场的声嘶力竭的吼叫我们可以猜想到开头其实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影片形成了一条环状结构，影片在沉稳、冷静的步调之中向我们描绘了一幅80年代波兰社会图景以及人物的悲剧性色彩，无论如何选择，我们每个人在那样一个时代都避无可避，都将卷入政治之中，就算是一次非政治性的选择也是一样，在那样的时代，我们终将走向毁灭。影片名为《机遇之歌》这正是极为讽刺的，所有看似的机遇都只是一次徒劳的挣扎，而另一种名称《盲打误撞》则更有意思，主角的经历的荒谬的，是一次次“奇遇”在盲打误撞中一次次卷入事件，而结局永远是悲剧性的，正如那时候的波兰，从纳粹到苏联，在一次次的挣扎中淹没在滚滚浪潮之中，在盲打误撞中踽踽独行。

电影院很冷🥶🥶🥶

我看一部电影会很在意看完以后，走出电影院的时候眼中的世界带给我什么感受。而在观赏这部电影后，走出来，满眼是亮丽的色块，这一时刻似乎尽数由斑点与碎片构成，机遇也许就藏在它们中间。而后我也欣喜地发现，天窗之外的暮色真的很美。

以下是随笔的正文：

“机遇之歌，从主角追火车开始衍生出的三种可能一句对应而来的三种人生。”

……

可以说，这一切的衍生都基于一个前提：主角父亲去世了，而我们的主人公“不知道要自己要干什么”。

在第一个分支中，那位老党员的回答是“随你啊”，第二个分支中则是藉由这个前提谈论到信仰与上帝的问题，第三个分支似乎淡化了这种迷茫与空洞，因为在某一个时间段内他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那么下面就稍微详细地说说这些分支好了，这种老片子的剧情和解析一搜就能搜出一堆，因此我也只是把随看随记的一些东西写在这里。（部分细节剧透注意）

第一个分支我个人称之为“政治的场合”：

在这个世界线中主角与年少时喜欢他的一位女性发生感情纠葛，他们在公园中偶遇，处于礼节主角吻了她的手，而她手上当时有一些黑色污迹。而从女子的衣着和她身边的人的衣着来看，至少不属于社会中上层的人，最普通的那种，甚至可能更糟一些。

但是男主角从政以后，接触到的人物倒是都不一般🚬但是我们的主角本人呢？他似乎做了什么，但那些表现出来都是推动性事件，决定性不在于他，而在于……在于政治的世界中真正的主角们。

这条线最后以男主角在机场得知去巴黎的行程因为罢工而取消后崩溃摔碎水晶花瓶告终。

第二条分支我称之为“宗教的场合”：

宗教也许不是这条线的主要阐释对象，它只是陪衬在反抗与幻灭身旁。我通过这一条分支又加强了对第一条分支的理解，因为主角印制刊物时手上沾染的污迹与第一世界线的女子手上的污迹几乎相同。我这是典型的后知后觉了……所以第一段中那位女子挣扎在背叛感与妥协中间，但是她也有她不能抛弃的立场。

全片中，属第二条分支最为打动我。原片丢失且无法恢复的一些片段仅仅通过声音就知道定是不能过审…当时和现在都不行。这条线里面还有离开祖国又因为亲人去世短暂回来，在故土的清晨于姐姐怀抱中哭泣不止的丹尼尔，有随着开门关门改变张眼闭眼的基督受难像，有残疾并希望隐忍伺机而动的牧师….主角对他说“他们不会启蒙我”的时候也许无形中将反抗运动美化了，然而最直接的连接往往总是在某些时刻异常脆弱。

怀疑是某种意义上的本能，反抗因它而不停不息，也常常因它岌岌可危。

第三条分支我称之为“生活的场合”：

相对练习着抛球杂技的两个人，他们抛出的弧线又与第一分支中弹缩着“走”到楼梯下的弹簧圈对应上了，主角在第一分支中注视着弹簧圈直到它因为缺少重力牵拉以拱形姿态停在一处，在这一分支中尝试模仿抛球但是失败。

尽是他无法掌握的东西，也许会有人命名为“命运”，或者是电影的名字：机遇。

在这个世界线中，主角这次听从的指引是“用宗教回避政治与政党”，这也反过来说明了第二分支中宗教的实际地位与深刻象征。同样，也出现了第二分支中的一句话：“是人都会害怕的”——当原本看上去很遥远的政治突然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并且以一种直接粗暴的姿态时，是人都会害怕的。

最后这个世界线中的主角，终其一生他的“状态”没有实质性变化，漂浮，与另一种漂浮，以及本来应该存在的更多种漂浮，最后他漂着漂着，再也没有从天空中下来过。

神父在第三分支飞往巴黎时也出现了，可能最后和主角也是一样的结局。

文/故城 如果我不是有目的地来到这里，而是意外地发现自己站在这个地方的话……那真有点绝望的味道了。 ——卡夫卡，《城堡》 将宿命讲得如此云淡风轻，大抵只有基耶斯洛夫斯基才可以做到。《机遇之歌》（Blind Chance）将时间的不可逆性束之高阁，从浩瀚的时间轴上选取结点，讨论因生命的偶然体验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升起的飞机，突如其来的爆炸和灰飞烟灭。生命被偶然性所劫持，辗转反复，抉择左右，然结果仍逃脱不出宿命，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对生命虚无最悲壮的喟叹吗？ 一 《机遇之歌》拍摄于1981年，正是处于基耶斯洛夫斯基思想的转型期，他的电影风格正从强调对外部现实的描写转为对内在多样性的暗示，从公开的政治化领域转向心理学或形而上领域。然而，其身上所侵染的政治诉求并未完全消失，一如基耶斯洛夫斯基后来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所表达的，“我这样曾经接触过共产主义的人，无论对它是信仰还是反对，或是像我这样报无所谓态度的，都已被它感染，不可能治愈”。应该说，对于那个时期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来说，忘掉政治和历史是不可能的。 尽管《机遇之歌》和同时期剪辑的《短暂的工作日》都通过跳跃的剪辑和虚幻的遐想，切断了影片直接通向政治现实的路径，甚至“时间”取代政治本身，成为衡量政治行为的标尺，但两部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政治煽动性一点也不弱。我们看到，政治既是附着在个人身上挥之不去的瘟疫，又是制造偶然性事件的道具和背景，《机遇之歌》中提到的1968年的校园肃清运动和接踵而至的工人罢工和反犹运动，均成为决定魏特克命运走向的关键结点。 魏特克休学离开医学院的原因是父亲的死亡，并导致自身使命感的丧失。与此同时，那时波兰的年轻人已经意识到政府的伪善，政府煽动学生举行示威，其目的却是为了让民众与知识分子对立。于是他们迷茫、丧失信仰并前途未卜，摆在他们眼前也只有三种选择，影片用魏特克赶火车的方式将这三种选择呈现给了观众。 第一个故事中，魏特克赶上了去往华沙的火车，接受老党员维尔纳的指引和引荐，成为波兰共产党的一份子，他相信可以通过个体与体制的合作改善社会现实，于是魏特克代表共产党去医院调停，试图制止激进分子的“叛乱”。导演用戏谑的口吻叙述了调停中的种种细节，其实是在暗示魏特克尴尬的处境，他热血沸腾的参与政党，力图实现政治抱负，却成为政府镇压民众的替罪羊。此后，因女友被捕魏特克又与上司产生了冲突，不得不离开华沙去巴黎，然而当他来到机场，波兰爆发了罢工，他被告知无法离境。 第二个故事中，魏特克没有赶上火车却冒犯了车站的警卫，被判处强制进行社区服务并结识了激进分子马莱克。经后者的邀请，他加入了这批反政府、反共产主义的地下团体，并接受宗教洗礼（斯特凡是他的神父）。与此同时，他爱上了幼时伙伴的姐姐薇拉，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薇拉已婚且是犹太人，1968年前后波兰爆发了旷日持久的反犹运动，薇拉被迫移居国外。此时绝望的魏特克本想借去巴黎参加会议离开波兰，然而他必须通过向政府告密地下团体的行踪才能获得签证，因此他仍没能成行。 第三个故事中，魏特克没有赶上火车却碰到了医学院的女同学奥尔嘉，于是他复学、结婚、生子，他拒绝入党也对宗教和反政府的组织心存抵触。他是医学院院长的得意门生，并代替院长赴利比亚参加学术会议，但为了给爱妻奥尔嘉庆祝生日，他改了航班，必须乘坐经巴黎转机的飞机。值得注意的是，在机场导演为观众捕捉了两个关键镜头，一个是第一个故事中的拿着文件的女空乘，另一个是第二个故事中坐轮椅的斯特凡也在等待同一个航班。也就是说，此刻魏特克将乘坐的飞机正是前两个故事本应乘坐的那架。然而悲剧发生了，正如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样，飞机起飞后不久就爆炸失事了。 前两个故事中主人公是有政治倾向的，要么投入斯大林主义笼罩下的东欧集权统治，要么投入西方左翼自由主义的怀抱，然而结果总是事与愿违，他都不可避免的被边缘化了。第三个故事中主人公已不再有任何的政治信仰，当他春风得意地过上中产阶级的“幸福”生活时，命运的沙漏却再次翻转。影片的结尾告诉观众，即使个体拼命摆脱政治意志，但最终的结果仍难免被无辜牵连，这种对二战后波兰政治绝望的情绪，在基耶斯洛夫斯基早期的作品中比比皆是（《人员》、《生命的烙印》等）。基耶斯洛夫斯基曾表示，“无论从个体角度还是象征角度来看，在波兰是无法找到一片真正属于个体的地方的，也许你会对某些理想抱有憧憬，却总会与肤浅、卑劣的社会现实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机遇之歌》或许可以看做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政治理想的集中表达，是他对“个体命运向政治意志突围”这个命题的执着尝试。 二 《机遇之歌》的伟大之处，在于其用影像的方式对于时间的界限与位置进行超越。影片打破时间的固有秩序，建立起“如果……那么……”条件假设结构下的多重叙事，呈现出一种看似“花言巧语”实则布局精妙的影像修辞，影片中，导演借用了火车这个机器时代的标志性符号，构造出一个假想的时间隧道，通过主人公追赶火车的动作重置各个时间结点。这种修辞被之后诸多电影作品（如《劳拉快跑》、《滑动门》和《蝴蝶效应》等）竞相效仿，将机器时代下的钟表时间进行了数次巧妙的解构。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谈及《机遇之歌》的构思时说：“要有多少偶然，我今天才能在这儿？当一个人选择了一条路，在某种意义上，他也就选择了这条路上可能会遇见的偶然性；而在另一条路上，则又有别的偶然性。为了理解我现在的位置，就必须倒回过去，观察过往的历程，看看哪些是走这条路的必然，哪些是自由意志，哪些是出于偶然。”影片中，基耶斯洛夫斯基通过并置的三个故事，将“如果没有”这个假设重复了三遍。通过三个“如果没有”，我们看到个体的主观因素决定了个体的命运走向。比如，第一个故事中如果魏特克没有殴打上司，即使爆发了工人罢工，他也可凭借党代表的身份奔赴法国；第二个故事中如果魏特克主动揭发了秘密印刷基地，那么就可从官方直接获得赴法国的签证；而第三个故事中如果魏特克不要替代老师参加医学会议，又或者他不要为妻子庆祝生日，那么悲剧也不会发生。 然而，影片中的魏特克曾向女友感叹自己的幸运，当母亲在产下自己后，孪生弟弟便胎死腹中，倘若先产下的是弟弟的话，就不会有自己的存在，似乎冥冥中的“运气”更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影片每段故事的开头，都有魏特克从售票台奔跑到火车车尾的一幕，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滚动的硬币、喝啤酒的醉汉和巡警等几个要素。显然，在西方语境下，投掷的硬币意味着偶然性与概率，而硬币掉落的随机性影响了醉汉拣起硬币买酒的时间，进而干扰了魏特克的奔跑路径。实际上，导演通过这一系列连动关联，将主人公是否能赶上火车与掷硬币这样一个随机事件挂钩。这个例子表明，个体的命运并非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所能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偶然性的客观事件，人生的轨迹更像是命中注定的。 从影片的结尾来看，在“人定胜天”和“命中注定”之间，基耶斯洛夫斯基悲观的选择了后者。如果说前者强调一种西方人不可一世的主体性，是笛卡尔眼中的“我思”，也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那么后者则贬低人的主体性，相信被偶然主宰的个体命运的必然悲剧性，带有一种神秘主义的宿命论。导演在影片结尾将主导个体命运的偶然性无限放大，制造出那惊骇的一幕，将之前的所有努力和可能性毁于一旦，冷酷之极。影片中弹簧玩具一段，堪称对影片结尾最诡异的呼应，魏特克看到管状的弹簧玩具借助重力“自主”翻越楼梯时，眼神中流露的是惊讶和不可思议，然而一旦它落到楼底，失去重力的弹簧便像死了一样，魏特克指着仍在晃动的弹簧说，“看，那是垂死的挣扎。”殊不知自己在人生路途中的种种尝试，也不过是一种垂死挣扎。 三 《机遇之歌》中，基耶斯洛夫斯基一方面宣扬偶然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告诉主人公自身的特性/身份/认同是变化的，也是能够变化的。但另一方面，他终究还是将主人公圈进一个死循环里。那些偶然性赋予的不同的特性/身份/认同是存在的，但不同的特性/身份/认同的人终究会来到同一个终点，一个确定的、注定的、早就设计好了的深渊。基耶斯洛夫斯基通过陈列了三种选择的可能，将那些不确定的假设实在化，这便拒绝任何怀旧式的、站在当下意淫历史偶然性的可能，告诉我们不必带有“时不待我”的怨恨、懊悔和不甘，去大呼“如果当初怎样，我如今就怎样”。历史不会给个体的侥幸心理任何的安慰，它会从每个人身体上碾过，而每个人都毫无例外的在地面上留下一个被碾过的痕迹，不管你的痕迹形状如何，一阵风吹过，它都会化作尘埃。 其实，基耶斯洛夫斯基并不是天生的悲观主义者，只是人类的生存现状本身充满着矛盾与悖论使然。时至今日，把个体放置在社会的什么位置仍存在巨大争议，在道德伦理、宗教信仰和政治意志所共同编制的社会大网中，“个人”往往是惶恐的、煎熬的，左右为难的，难道《机遇之歌》中所展现的宿命论和绝望气息不是我们的生存现实吗？ 基尔凯戈尔说，选择绝望并非逃避生命，而是打破人类生存层面的封闭性，完成对人类生存困境的突破和超越。如今那些抱着享乐主义歪曲后现代精神的人，用解构的方式，消解人类所处的困境，已让我们丧失了评价和反思的能力，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底线，转而沦为一种单纯的、无足轻重的社会存在。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悲观，“让人道主义不是一份媚俗的煽情或廉价的乐观，甚至不是一种宽容或温馨，它承载着对人类生存困境最基本的关注，是一份伤痛，一道终极防线，一份悲观但不绝望的傲岸。”（刘晓枫，《沉重的肉体》） 2010-8-13 20:25 原载于《礼·志》 后记： 在写完这篇文章后，我读到齐泽克的《无意识的法则：论一种超越善的伦理》时，突然发现《机遇之歌》提供的三种“选择”，或者说是可能，是基于对伦理的哲学探讨基础上的。 在齐泽克的表述中有这么三种选择：通过某些基本的至善概念为伦理提供一种直接的本体论基础（选择的共产主义）；通过牺牲伦理的普适性的本质内容，对普适性进行程序主义转向来拯救前者（持不同政见的）；以及“后现代”态度，它精髓的、包罗万象的惟一规则是“不要将自己的游戏规则强加到他人的游戏上”，也就是保持叙述游戏的多元性（对任何政见保持既不否定也不肯定的暧昧态度）。 而这三种选择形成了黑格尔的三段论：直接基于至善的基本伦理本身；然后是它的“反面”；最后，是“否定之否定”，对普适性本身的后现代否定。我们发现第三个选择本身的矛盾性，实际上它有可能成为第二种立场的亚种，强加着第二层次的形式规则，即用容忍来接受难以解决的分歧。拉康对这个三段论的立场使得一种新的“选择”诞生，即“一种给予拒绝符号化的创伤性的真实界的伦理，这种真实界是在与他者欲望的深渊的遭遇中经历的。”实质上，《机遇之歌》就是一种真实界的伦理解读，试图去填补本体论大厦所存在的裂缝，齐泽克管这叫做“被指派的忠诚”，在我看来，这是种囫囵吞枣式的填充。

我们得到的是对我们目标、未来的嘲讽，电影很好地表现了这些嘲讽。

—— 《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是说》

“从个人角度来看，没有所谓的政治片。一个艺术家不应该讲政治，一个好的艺术家应该讲述他所能看到的东西。是否真诚?真诚很关键。”

——克日什托夫·皮耶谢维茨

铁幕环境对创作者而言是如同瘟疫一般的存在，创作者们无法逃避其影响乃至戕害，它渗透进作品中、在创作者身上留下无法消除的烙印。此时基耶的创作虽然已经开始转向对形而上学事物的探讨，可运用政治元素的情绪依然十分强烈。

关于宿命之复杂、多重可能的探讨，这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在社会主义语境下带有沉重意味的因果论寓言。

本片又名“Blind Chance”——盲目的机遇。基耶在凝视波兰伤痕累累的政治历史的同时，对一个虚构个体的命运做出了三个“假设”命题。命运硬币在某个不经意的历史瞬间抛下，你选择了听信或背叛，然后是盲目的选择，造就盲目的信仰，就此搭上截然不同的人生列车，驶向未知的站点。

因果一:男人追上了列车并听信了老党员的话，进入了体制，可是他最后变成了上司的替罪羊，得到了操蛋的生活。

因果二:男人没有追上车反被车站警察抓走，他由此认识并加入了反政府组织，他有了神学信仰，但最后处境急转直下，他仍无法从铁幕环境中脱身。

因果三:男人没追上车也没被抓走，随后他放弃做出任何政治选择，回到了过去的状态并过上了稳定的生活，可是最后意外死亡。

基耶说：“我们被政治所包围，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们。”片中出现了当时波兰社会的三个政治运动，在最后一个故事的最后一幕，男人远离了政治浪潮，在看似皆大欢喜的走向中突然死去（然而他在前两个“深陷泥潭”的故事里幸存了下来）。个体意志在意识形态的浪潮中是无足轻重的，彼时的波兰社会是被毁坏且卑劣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社会中形成了无数张大大小小的铁网，即使你试图奋力远离它们，最终也依然难逃铁拳的牵连，命运的嘲弄莫过于此。

面临分岔路的选择时，人往往会迷茫，迷茫则生成选择的盲目。故事的主人公魏特克至少有本片中的三种可能，他在做出选择时并不知道选择的信仰会将他带到怎样的“车站”（甚至并不清楚自己具体究竟在信仰些什么），不如说是无穷尽的机遇在将他带往命运的终点站，所有看似重大的主观选择在命运面前都是盲目、无力的。

机遇萦绕着命运这辆列车，而一个人对自我的塑造则往往决定了会上哪辆车、何时上车下车，哪怕是细微的不同也会造就未来的巨大差异。虽然从细节可以看出三个故事中的主人公性格有所不同，但基耶在此并没有将“人的主观性”在命运中的作用上升到本片探讨的主题层面上，他更多是在强调“机遇”对于命运的牢牢把控：主观的选择或许能够改变命运列车的轨迹，但终点站却早已安排好。或许在路上充满了对前方未知的焦虑与恐惧，终点站甚至也是黑暗的，但在这命运之路上，有着永远是充满个人印记、在抵达终点前不会停止的精彩旅程。

片头的男主惊恐地张着黑洞一般的大口呐喊着，结合片尾可以联想成他对即将到来的爆炸的恐惧。但在这探讨命运的两个小时后，是否也可以看作是他对这充满未知和无解之命运的恐惧呢？

老基的宿命，工整的三段因果循环，导演把更精细的磨砺交还给细节，掐断时间的正向流水性，以三次「选择」带来的三方人生做路标指示，逐渐泯没星星之势的希望之光；男主起身时第一次音乐响起，随着镜头制造的空间感打开世界之眼，随后悄然关闭，瞬间乍现的机遇在来复之中缩小不见，人生何时由自己掌握？配乐不错，结局很美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