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牌上尉

如果你可以选择去做另一个人，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你会怎么做？

如果这种新的生活可以为你带来荣耀、金钱和权力，如果它可以让你不再背负过去的债务和责任，你会不会抛弃掉过去，用新的身份重新开启你的人生呢？

我想是会的，很少有人能够拒绝这种诱惑，面对更好的选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拒绝，我们希望人生能够有一次错位——就像《成为马尔科维奇》里说的那样，我们希望自己能成为另一个人，逃脱当前生活的困境，来试图营造另一种生活，每个人逃避生活的原因都不一样，但他们总愿意为了一种假设而达到某种目的，即使之前从未想过人生能错位的人，在有了这样一次机会后，也大多会选择接纳它，并放弃当下的生活。

错位的人生体验是种机遇，它能让我们摆脱当下的种种不开心，给予我们另一次重新再来的机会，但他有好的一面，同样也会有坏的一面：错位人生，会使我们在行为和性格上偏激化。

正因为你不必去承担过去，以往隐藏在心中的恶便随着新身份的苏醒而苏醒，压抑的情绪也随着这种苏醒而爆发，当你拥有了一个新身份去释放这种恶的时候，恶本身就会被放大，比如在电影《小丑》里面，当主角遭遇社会不公对待时候，他凭借小丑的面具达到了重生，进而报复社会，以往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恶也爆发出来，面具让他不必为所犯下的罪恶承担责任，同时，它也会让他的恶得到尽情释放。

《冒牌上尉》也是这样。

该片其实只有一个主要角色，叫威利赫罗德，一个普普通通的德国国防兵，但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身上尉制服，进而假冒军官，在二战最后两周内成为所谓的“埃姆斯兰德刽子手”的故事。

一个普通的士兵，假冒上尉，后来还在纳粹的土地上为所欲为，执掌生杀大权。挺荒诞的故事，一点也不现实，偏魔幻色彩，这种设定我一般只会在「高概念」电影里见到，就是那种依靠着某些有趣的故事设定而产生的程式化电影，比如《爆裂鼓手》，比如《活埋》，这类电影带有某种幻想色彩，往往以“如果......，那么......”的开端讲述故事，这样的开端很容易让观众产生继续看下去的兴趣，在这里，《冒牌上尉》的故事设定就是：“如果一个士兵得到了上尉的制服，那么会发生什么？”

这样事情几乎在现实中不会发生，所以一开始我觉得电影很扯，但后来我发现这是真实故事改编的，不禁直冒冷汗，荒诞本来与现实是两条不会交叉的线，但如今越来越多的电影在现实题材加入荒诞，或让现实具有某种魔幻色彩，《Hello，树先生》是个例子，《幸福的拉扎罗》又是个例子，这些片子很现实，因为他们的故事植根于我们脚下的土地，但它们之中也有一部分是超越现实的，就是电影中的魔幻（荒诞）部分。

在前部作品中，树先生疯了，整个世界也跟着混乱起来，世界随着树先生的疯，而失去了秩序，这种视觉冲击尤其强烈，在《幸福的拉扎罗》里，拉扎罗被狼吃了，却又重返人世，他成了神，然而在愚蠢的世人眼里，他只是个碍眼的傻子。

两部作品对于疯的理解有异曲同工之妙，前半部分的写实，更是强化了后半部分荒诞的悲剧程度，在这两个故事里，世界改变人，让他们变得不和谐，归根结底，是世界所造成的结果，和人无关。所以身处于那个世界的树先生和拉扎罗，就显得极不相同，他们无法去改变世界，只能去改变自己，因此，片子的整体基调是灰色的。树先生与小镇，和拉扎罗与整个人类文明之间的对抗，才会显得如此动人心魄。

但这种荒诞，终究是个人的荒诞，《冒牌上尉》所讲的，却是集体的荒诞。

个体与世界的对抗，是孤独的对抗，也是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对抗，这种对抗一般很难取得胜利，《楚门的世界》里，个体与世界的对抗被具象化，虽然最终楚门赢了，但实际上，他把自己的过去输给了创造那个世界的人，离开伪造的世界，也就代表告别过去，这种告别，就是悲剧意义的。

在《冒牌上尉》中，个体和世界的对抗消失了，个体通过身份标签进入到世界中，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去影响集体，进而去颠覆世界规则，这种过程，就是集体的荒诞，在电影《浪潮》里，具有强烈符号和形式特征的意识形态，因为形象简单，规则清晰，逻辑上能自圆其说，通过集体传播后，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灾难，造成这种灾难的原因，就是因为越极权化的思想，越能使人将其内化为信仰，外化的标签和符号本身不具有这种魔力，但倘若他们通过信仰的形式加以传播，就会形成一股内化的力量，成为集体遵循的铁律。

这一点我在关于《小丑》的那篇影评里有提到过，而在《冒牌上尉》里，当一个普通人被赋予了某种超出他当前层级的权力之后，他往往就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因为他无法驾驭这样的权力，往往就会在某种思想下将一些规则践行到极致，这种权力会让他产生某种压力，压力必须得到释放，而恰巧，在本片中，纳粹所代表的极权主义，正好是他“发泄”这些权力的突破口。

在本片中，威利赫罗德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聚集溃散的士兵组成一支特别任务小组，借法西斯之名履行军人义务；另一件，是随意屠杀集中营的犯人，从别人手中拿走（犯人的）生杀大权，这两件事，存在一种过渡，表现了威利赫罗德心理的一个过渡过程。

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逃兵，所以他本身就有罪，在他伪装上尉之后，为了尽可能的不暴露自己，他总会借着“最高指令”的名义来逃避一些猜忌，他不止一次被怀疑过，但为什么他总能化险为夷呢？

事实上，并不是他有多聪明，而是他遇见的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选择了视而不见，这个冒牌上尉一身疑点，一点没有一个上尉的样子，但战争是混乱的，正因为它的混乱，荒诞才容易被人视而不见，要我说，战争中的荒诞，才是战争的常态。

一场战争，从来不会始于一个恰当的理由，也很少有任何警示，一战、二战都是如此，电影《沃伦》里的种族屠杀，也是瞬间发生的事情，你根本没法找到任何缘由，战争的双方并非有深仇大恨，但他们在对方身上所制造的暴行，却要比任何形式的报复都要残忍。

有时候，你真不知道人类究竟能干出什么来。

《冒牌上尉》里，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来自于一群人对尸体填埋坑里的犯人的多次机枪扫射，扫射一圈，还有活口，换弹夹，继续扫射，后来子弹卡住了，一群人端着步枪上去解决——即使影片是黑白色调，这个场面还是异常的血腥，最残酷的是，这种暴行，一旦开始，就必须执行到底。荒诞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意识到了现实的荒诞性，却还要重蹈覆辙。

上尉赋予了威利赫罗德太多的权力，他利用这种权力染指整个社会，让荒诞遍及它所走过的每一个角落，独裁统治的铁腕政策，让他如鱼得水，同时也使他越陷越深，最终，属于威利赫罗德的战争落幕。

他被抓捕，并为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付出了代价，他的故事足够传奇，也足够荒诞，是战争塑造了威利赫罗德，同时，战争也让这种荒诞合理存在，这样的故事，我相信在如今这个时代，也很有可能发生。

当一个人有机会去伪装成另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极尽所能的压榨这个人的能量，成为这个人，并取而代之，可怕的不是这种伪装，可怕的是这个人本身，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能达到什么目的，但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肆无忌惮，往往都会朝着极端化的方向发展，最终难以回头。

威利赫罗德有机会回头吗，有，当然有，如果当时他没有假冒上尉，那么一切都不会发生，但是他还是假冒了，所以，这个结局，是威利赫罗德咎由自取，荒诞主义来源于人，荒诞的现实则取材于人的行为，塑造神的也是人，塑造这种荒诞的是人，人让人成了疯子，成了凶手，成了伟人，人塑造了一切，如今想要毁掉一切，自然也轻而易举，荒诞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它成了我们生活的内核。

现实，始于荒诞，最终，也将终于荒诞。

无法改变。

德国UFA电影公司出品了二战题材的电影，这是非常稀缺的。由于在当今德国，宣扬纳粹是违法行为，所以一部能够公映的德国二战题材影片一定是反纳粹的；但在今天极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欧洲，还是很担心会有人会借电影作品去打擦边球，直到看完本片，长舒一口气。本片一如既往体现了近年来德国电影人的良心，必须予以正能量褒扬之。

与好莱坞的二战片绝对不同，德国二战题材电影一直都是充满了低调深沉的文艺格调，同时在创作细节方面极具考究，在服装制式、武器选用、礼仪行轨、制度流程方面高度还原，几波人物的出场能严谨区分德国国防军、纳粹党卫军、盖世太保、宪兵部队以及不同军种的服装制式；几个电话内容又能把战时军中的司法制衡机制全盘呈现。片尾的彩蛋，和《希特勒回来了》的创意手法异曲同工，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情感共鸣，这种不经意的炫技，最为要命。但本片却不是一部炫技之作，它要表达的东西，不仅仅是七十多年前的事儿，是今天的事，也是将来的事。

人性放大器

人的动物性其实是不容忽视的。作为一个需要在相对严苛环境中谋求生存与发展的个体，我向来相信人性是利己的；但人类创建了自己的社会，确立了各种制度，孕育了多元的文明，维系着人类的家庭、种族、社会和国家，这一切都使得原始人性在一个有章可循的制度框架中被充分约束和驯化，所以人类成为了高等智慧生物；坏的制度会使人更坏，而好的制度不是使人更好，只是约束了坏；但是，一旦制度框架被打破，人性之恶多半会如脱缰野马恣意狂奔。

男主作为一个在战争后期溃逃的国防兵，躲过了追捕，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活下去是第一要务，在“生存框架”中，他如大多数个体一样，敏感谨慎、小心翼翼，遇到同样落难的战友也会主动帮助，这时候没有阶层属性，在一个原始的求生环境下，他展现的是朴素的善良；

但当他穿上崭新的军官服装，看到投奔他的老兵对他毕恭毕敬，于是心思开始活络了，慢慢地耀武耀威起来。在具备了初步的阶层属性后，他内心中的恶，也在一点点发芽成长，尤其通过一种快捷方式实现了阶层的进阶后。

原有的制度框架被打破了。

再遇到和他一样的溃兵，他或者按照制度予以“清理”，或者依从内心将其“收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直到在逃兵营大开杀戒。

“战争中逃跑之人，瓦解部队斗志，对于在前线英勇奋战的将士是极大的不公、是对已经阵亡的将士极大的侮辱，必须予以清除。”一个前逃兵如是说。

一个刚脱离生存困境的人，瞬间掌握了生杀大权，他所做善意举动，也仅是为之前一同逃难时遇到的同伴尸体盖上衣服，除此，就是把屠刀挥向和他之前一样的众人，而且是以制度、法律甚至文明的名义。人性的恶在制度框架错配的情况下，被充分共振、无穷放大。

古往今来，王侯将相，哪个不是。

畸形的行为在错配的制度框架中，荒诞地被解读为“光荣且正确”，于是，他踩着遍地白骨，走进黑暗的同时，也被黑暗吞噬。

选择性相信

人们接受信息的过程，始终逃不出主观意愿的束缚，由于人的利己性，人们大多愿意接受和传播自身希望看到的信息。历史和文学为何与事实相距甚远，因为有人需要这样的形象作为价值导向；谣言八卦为何铺天盖地，因为有人需要它们作为平淡生活的谈资；骗局阴谋为何屡见不鲜，因为有人需要它们满足欲望的幻想。至于事实究竟怎样，谁去关心。

男主的冒充方式，谈不上高明，甚至可以说漏洞百出，为何畅行无阻，因为他遇到的人大多需要有你这样一个上尉，至于你究竟是不是，谁去关心。

最早投靠他的老兵需要一个能为他“因为被击溃而不是逃跑”的说辞作信用背书的长官，所以选择性相信他就是一个上尉，尽管他边开车便用充满疑惑的眼神从后视镜不停打量；

小酒屋的老板和农户需要一个能代表“党”为他们补偿损失的长官，所以选择性相信他就是一个上尉，尽管老板从老兵饥不可耐狼吞虎咽的诡异举止中充满怀疑；

逃跑小团队头领“桀骜哥”需要一个能为他们的逃跑行为作掩护的长官，所以选择性相信他就是一个上尉，尽管军旅经历丰富的桀骜哥从上尉极度不合体的军裤中早已判断出个八九不离十；

宪兵胖头领需要一个把“后方真实情况”汇报给他敬爱的元首并同时表达自身忠诚的同僚，所以选择性相信他就是一个上尉，尽管他认定“总有流氓四处打家劫舍”；

逃兵营中的一众军官需要一个快速解决这些“无耻”逃兵的强权人士，而不是和复杂的司法程序纠缠不清，所以非常乐意选择相信他就是一个获得了最高授权的上尉，尽管当初曾经参与追捕他的军官可能一开始就认出了他的真身；

骗局暴露后的军事法庭，长官们选择性认可他的“上尉”身份，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在战争后期抵御日益膨胀的失败主义，领导士兵继续战斗”的“英雄”，尽管案情铁证如山，案犯供认不讳……

只有一个人选择不相信。驻营司法官坚持原有的制度框架，不需要一个空降的上尉来越俎代庖，于是他选择不相信。但就这样一个相对坚持“程序正义”的“正面人物”，却刚刚潜规则了某个囚犯的女儿，甚至连衣服都没来及穿好……

荒诞感十足，讽刺值爆棚。无以复加。

集体主义黑洞

集体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生存困境中能够带领大多数个体脱离险境，也能在制度错配的环境下放大人性的恶、选择性相信“我的罪过不是我造成的，是制度”。所谓乌合之众，由此而来。

游离于集体之外的男主卑微渺小，冒充身份进入到集体后失控性膨胀，早已忘了当初能获得两个鸡蛋一个苹果就很知足的经历；

小酒屋的农户在一番慷慨激昂的政治谎言下纷纷起身行纳粹礼，同时不忘虚报自己的真实损失；

士兵们暴虐无情痛下杀手，“光荣”地维持着“帝国的秩序”，执行着元首的命令，然后极度夸张地肆意狂欢。看不见的元首，元首在每个人心中；元首即是集体，集体亦是元首；人不是我杀的，人是元首杀的。这一夜，我们都是元首；

死期将至的逃兵们和执行死刑的士兵们一起唱着歌，走向埋尸坑。集体的歌声能消减个体的罪孽与痛苦，同一首歌，同一个梦想；

在集体主义黑洞中，个性是不容存在的。演员囚犯之一不愿意枪杀同伴，只能选择自杀；另一个服从了集体，在表达愿意效忠和“自行解决制服问题”后，融入了集体的怀抱。制服、敬礼和口号，这是仪式感必备的要素，也是集体主义必需的外衣；

最早追随男主的老兵，后来在集体中彻底黑化，之前那一点点作为个体的善良和怜悯荡然无存，正如上尉的名言：他们已经死了。（完）

2018.09.14 北京香山

附：电影《希特勒回来了》原创影评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f438b60102whyf.html

《冒牌上尉》根据二战的真实故事改编。

影片开头，地平线占据画面三分之一的固定远景镜头中显现出故事的时代背景——纳粹德国投降前两周，以及以冷峻的视角交代了男主赫罗斯（一名空军豁免兵）被追杀的残酷现状。疲于奔命的赫罗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即便侥幸捡回一条性命，但俨然已经在空荡且肃杀的战场——文明缺失的野蛮地带被迫成为了一名现代社会的Outsider。

可见男主死里逃生，双眼呆滞无神，丧失人的尊严

一段偷鸡摸狗的日子过后，失魂落魄的赫罗斯在郊外意外遇见一辆事故车，显然，原主人已不知去处，而车上的两样东西，军官制服与食物给赫罗斯带来了生命。此处影片开始进入正题。第一，赫罗斯吃掉了水果，从生理上保证的生命存活，恢复了为人的自然条件。第二则是“权威的能指”——军官制服的批身，这套从天而降的馈赠包括军装，证件，勋章，全方面地为赫罗斯塑造了权威的人设。可谓是天衣无缝，滴水不漏，而这一切则来源于“符号”。这一整套上尉军衔的皮囊可谓是“权威的能指”，恰如皇帝的龙袍龙椅，国王的王冠权杖，依附于主体的社会历史性之久，以至于形成了自身的符号属性。此时，观众眼中的赫罗斯身披上尉军装，唱歌嬉戏，乐在其中，宛如沐猴而冠，不知所以。这恰恰是军装为其带来的心理上的重生，也是社会性的复活，即使是虚假的身份地位，但在摇摇欲坠的纳粹德国境内却仍吃得开，无数不明真相的“群氓”眼中只有这套军装所象征的权力地位。

固定小景深镜头中的赫罗斯望向车镜，喻示着他攫取了本不属于他的虚假的身份地位

年仅二十岁的赫罗斯按照世俗的眼光来看，缺乏历练，本没有军官的才德与威严，然而影片中的他鬼使神差地在面对一个个主动投奔的士兵却会有模有样地摆出不可一世的军官架子，配合其难以挑剔的军装，营造出不容置疑的幻象。随着赫罗斯来到镇上的酒馆，首次运用“职权”哄骗民众会归还财物，获得人们的信任后，他尝到了人们依赖的快感，满足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快感。而这一切，主要归功于人们对其身份地位——军装的无条件或盲目信赖

影片的摇镜头落在军装上，现出片名，标志着“冒牌上尉”的社会心理根源即军服

渐入佳境的赫罗斯的心理已然将自己代入“上尉”的人格面具，不自觉的披上心理外衣，一遍遍地暗示着自己的身份的演变带来的心理的嬗变。这也是影片对权威的阐述引出的对人心的异化。赫罗斯在一路上收编的不同逃兵也都根据不同的利益诉求而承认赫罗斯的权威。

最终历经军营的屠杀事件和桃子酒馆的醉生梦死，赫罗斯已然脱不下“上尉”带来的权威身份，到最后的法庭上也蜕变为为自己开脱的狂热爱国者，实际上依然是利己主义者

‖ 罪恶的袈裟 ‖ 不推荐观赏，看了胃疼。 人性之恶在权利下如脱缰野马为所欲为，穿上皇帝的新衣，“被相信”为他们需要你担任的角色，夺走了125条生命。 这是制度的黑洞，权利的膨胀。这是一场诡异、讽刺的大屠杀。军人欢唱着胜利的赞歌，个体的善良和怜悯终将被同化。1`30分，当所有人按下了扳机，变成了魔鬼，才明白黑白影像不仅为了复古而是地狱仅离你咫尺。 挂满勋章的军服，是恶魔钦点的刽子手，脚踏白骨，被褒奖伟大的忠诚。这是一场还在发生的权游。 战争，残酷无情，泯灭人性，比屠夫更恐怖，因为屠夫是人。

《冒牌上尉》其实就是对艾希曼的审判——平庸之恶的最好的诠释，结尾的彩蛋应该是全篇的高潮，剧组的人来到了现代柏林的街头，他们穿着纳粹的衣服，开着印有“军事法庭”字样的车，对普通的民众搜身抢劫，大多数人都选择了顺从，即使他们心中会认为这样是不对的。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年3月19日—1962年6月1日），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1942年艾希曼出席万湖会议，被任命负责执行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并且晋升中校；换句话说，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都是由艾希曼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艾希曼被美国俘虏，但之后逃脱，在经过漫长的逃亡旅行后，艾希曼流亡到阿根廷。1961年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摩萨德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将其逮捕，于耶路撒冷受审，被以人道罪名等十五条罪名起诉。这次的审判也引起国际的注目，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 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在汉娜·阿伦特所撰写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邪恶之强制性报告》中这样描述审判席上的纳粹党徒艾希曼，“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接受绞刑，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艾克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据此，汉娜·阿伦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阿伦特以艾希曼的行为方式来阐释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这种恶是不思考的，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甚至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许有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这就是现代社会中、体制化之中个人平庸的恶的基本表现。 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道和她提出的“平庸的邪恶”（即因不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的罪恶）直到今天仍然是人们讨论和引用的著作和概念之一，同时也启发个人作为人应该有的品质，以及从灵魂深处思考和反思自己。“平庸的邪恶”这一概念帮助去除了人们对“恶”的神秘感。它让人们看到，这样的恶可以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 这就是恶的“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是本质的。

Willi Herold 埃姆斯兰刽子手，（埃姆斯兰是位于德国下萨克森州西部的一个县，县名取自流经该县的埃姆斯河）

1925年9月11日，Herold出生在萨克森州的伦策瑙（Lunzenau）他是一个屋顶建筑工人的儿子，接受过义务教育，并在开姆尼茨上过技术学校，学习清扫烟囱。

1936年，Herold被开除出德国少年团，因为他不愿意接受日常训练。（德国少年团是希特勒青年团面向10至14岁男孩设置的下属组织。该组织面对其年幼的成员宣扬对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忠诚，支持青少年开展体育活动以增强他们的男性气概、体力、活力和军国主义思想。 ）

然后他被国家劳役团征召，到法国参与修建大西洋壁垒，一直到1943年9月9日。（国家劳役团系纳粹德国于1933年至1945年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和教育组织。从1935年六月始，每个德国男青年需在18岁兵役前首先履行六个月的劳动义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此劳役适用人群扩大至女青年。）（大西洋壁垒又称大西洋铁壁或大西洋长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用来防御西线的军事设施，该防线自挪威沿海岸北部至法国和西班牙的边界，长达2700公里，主要用来防止盟军登陆欧洲大陆，由托特组织、弗里兹·托特和阿尔伯特·斯佩尔建造，之后由隆美尔所强化、希特勒和宣传部长戈培尔曾大力提倡，称之为不倒防线。）

43年9月30号，他被征召入军队服役，在坦格尔明德（ Tangermünde）的伞兵团进行基本训练后，他被派往意大利聂图诺（Nettuno）和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作战，期间，因为在萨莱诺海滩（Salerno）摧毁两辆英国坦克，他获颁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并晋升为下士。

45年3月，Herold随部队撤回本土。在混乱的德军撤退狂潮中，他和所在部队失散，在格罗瑙（Gronau）和巴特本特海姆（Bad Bentheim）附近，他遇到了一辆废弃的汽车，内有一位德国空军上尉的行李，Herold就取用了其中的制服。他聚集了几个溃兵，开始冒充军官。

45年4月11日，Herold团伙窜至Aschendorfermoor监营（监狱营地）这里的关押对象包括一些德国逃兵，这个监营是Emslandlager一系列营地之一，（Emslandlager是一系列共15个荒地劳作，惩罚性和战俘营，活动于1933年至1945年，位于德国下萨克森州埃姆斯兰德和本特海姆地区。）

Herold对营地管理人说，他受命元首的直接指挥并接管了管理权，然后他们哥几个开始对没有任何违规行为的犯人进行谋杀。之后八天，这帮家伙谋杀了超过一百个犯人。

在遭遇空袭后，绝大多数幸存的犯人都跑掉了。Herold团伙随即窜离，并一路犯罪。在东弗里西亚（East Frisia）吊杀农民一位，因为他挂了白旗。随后又以从事间谍活动的名义谋杀了5个荷兰人。

随着盟军推进，Herold团伙窜访至奥里希（Aurich）在这里被当地德军指挥官逮捕。Herold对他做的事供认不讳，他被移送到诺尔登（Norden）接受纳粹海军的审问，于是，在战争最后的混乱中，他被错误的释放了。

脱身后，Herold流窜到了威廉港，开始以他的专业，清扫烟囱为生。1945年5月23号，他因为偷窃面包被英国皇家海军逮捕，最后他被确认为是遭到通缉的战犯。46年2月1号， Herold团伙被英军带往Aschendorfermoor监营挖尸体，挖出了195具。46年8月，Herold团伙13人在奥尔登堡（Oldenburg）受到审判，他们被认定对谋杀125人负有责任。8月29号，Herold等7人被判处死刑，另有5人被判无罪。

11月14日，在沃尔芬比特尔（Wolfenbüttel）监狱，Herold等人被一位叫做Friedrich Hehr的刽子手用断头台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