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边的错误

全文都是剧透哦

首先，影片中一共死了四个人，幺四婆婆、王宏、小男孩以及许亮。

幺四婆婆的死，凶手确实是疯子。影片中很明显，幺四婆婆是“受虐癖”，她的死可以归结于特殊癖好实施过程中的失控，比如疯子把镰刀当做了鞭子。

后来马哲发现了王宏和钱玲的师生恋。王宏清楚地明白这个只追求真相的警察并不会为他保守秘密。“只有死亡才能逃脱现实”，王宏选择死去，或者是他利用疯子杀了自己。

随着疯子拿着凶器出现，其实案件就已经真相大白了。但凶手是疯子意味着失控。可以从马哲妻子的控诉中看出，马哲是一个极度理性、拒绝失控的人。他可以接受凶手是一个逻辑缜密的人，却无法接受凶手是一个疯子，凶案是一次“错误”。

所以马哲仍在寻找所谓的“真相”。正是因为他对“大波浪”的不断追寻，导致了许亮的死。许亮宁可被冤枉入狱，也不肯暴露自己异装癖的秘密，被马哲寻找真相的过程暴露了。他在身体上救活了许亮，却在精神上杀死了他。许亮选择了自杀，其实也是对马哲的报复。

而小男孩的死象征了马哲精神上已经死去。小男孩拿着一把木枪装警察，且开心地说“如果你找到凶手了告诉我，我要看看他长什么样”。他只对于找到凶手这件事情非常兴奋且沉迷，对于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在意，这何尝不是另一个“马哲”。

最后小男孩如愿以偿地看到了凶手，也就是疯子。

对真相的渴望，杀死了他。“他”是小男孩，也是精神上的马哲。

马哲后来说他开了四枪，少了四发子弹，其实是暗喻这四个人虽然都不是他杀的，但是却由于他在追求世俗上的“真相”而死。

疯子、受虐癖、有悖伦理的恋情、异装癖，因为错误地出现在了河边，被“追求真相”杀死了。而“追求真相”的人，杀死了他们，也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难以溶于世俗的“疯子”。

ps. 写完之后，脑海里突然出现一句话，人人都在分析马哲，人人都成为马哲。我写这些解读，又何尝不是在做和马哲一样的事呢。

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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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哲是否疯了的一些理解：

我不觉得马哲疯了，很多看似像梦境或者幻觉的场景，我的理解是导演用来隐喻的手段，人的疯和不疯其实界限没那么清楚。

不存在的三等功，也许事实仅仅只是别人都忘记了，但马哲还记得，导演拍的也是如此。但是导演又用一些看似是剧情其实是隐喻的情景来让观影者发散思维。“三等功”是完全被世俗社会认可的标志，马哲是个警察，是主流社会认可的角色，但同时他又是和领导打乒乓球永远不会让球、穿警服不自在的人。这种游离感，导演用“三等功真的存在吗”来隐喻。

最后他的小孩是否是精神病不重要，每个正常人，都有可能变成疯子。我们看似在社会正轨上过着普通的人生、有着普世的价值观，但我们和疯子的界限也许并没有那么清晰。最后那个场景，是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画面，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却在做和疯子一样的动作。10%的概率，是马哲孩子可能是精神病人的概率，也是我们变成精神病人的概率，被普世价值观杀死的概率。

我很喜欢余华说的一句话，“你只要把老人写成老人，把大海写成大海，他们就是无处不洋溢着象征的”。所以说《河边的错误》的存在是在讲一个故事，剩下的部分是观影者来发散来补全。每个人的解读都是让自己实现了逻辑自洽的一种方式，我的也是。也许一千观影者会有一万种解读，而我认为每种解读都是对的。因为重要的不是解读，而是你在电影中感受到了什么。

1/回忆

时间设在95年，看电影时心里像是有根“久未拨动的弦”被拨动了……《花心》出来时，我就像那个小警察一样忍不住想跟着哼。这首歌是高中时一个同学在班上教大家唱的，他还把歌词抄在黑板上，我们有个早读时一起学。——我忽然很认可这个片子用胶片拍，把年代设在90年代的片子不少，但胶片带来的画面的调性，却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把人带回了回忆之中。电影中没有出现街景，但我却想起来电影院确实是萧条了，街上有很多的录像厅与“精品屋”（玻璃风铃开始引领浪漫而脆弱的想象），哲学和诗歌热潮渐退而还有余波，刑事案件的流言此起彼伏。

余华的小说原著发表于1988年，不知道电影为什么要把背景后延了几年，但从原著中得以了观念、人物、结构之后，90年代的美术与音乐给这个故事换了皮囊，这个皮囊的质地更复杂些，80年代的先锋文学是剔骨剜肉地要与过去作别，90年代则是茫然的——不知前路，谁知道接下来的30年我们能这样“发展”啊！90年代的视听设计让故事有一个厚一点软一点的底托着，马哲的执着/迷茫的双重属性也更有着落。

看到有短评说电影中的北方口音是硬伤，确实是，有个女警察特别标准掷地有声地说个”行！“时，我也出戏了，那个后鼻音南方人很难发好。但总体而言，因为我已经很进入状态，听到这声”行“赶紧选择忽略，不让它影响我的状态。——一个电影总会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给每个人带来的”不对“的感觉是或大或小的，比如口音问题，有些观众就忍不了，但我就忍了，一般来说我看电影是抓大放小的，有些小的瑕疵即便明显，但如果无损大局而大局又有很精妙深刻的地方的话，何必抓住一点不对的地方全盘否定呢？岂不是自己也损失了观影的快乐？当然这跟每个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每个观影者都有自己的感受自由，而且比较苛刻的观众，其实有利于导演更严格点省视自己的作品，对创作来说不是坏事。

另外还有评论说这个片子模仿《杀人回忆》而未及，这可能是客观的，《杀人回忆》可能更完备，更完美，但就我个人的观影感受来说，《河边》的沉浸感强太多了，一方面是它那么直接地用物质手段带来经验层面的共振，这个我觉得是电影很核心的东西。另一个是它有一个很好的文学文本的支撑，文学引领着电影创造新世界，这是张艺谋陈凯歌的早期作品的深度来源，他们后来都放弃了这个路子，觉得电影自己行，其实不一定。作为一个对当代中国电影还比较熟悉的观众来说，觉得魏书钧走回了一条值得回去走的老路。也就是说，我不觉得这个电影完全在模仿《杀人回忆》，余华给出的内核不是《杀人回忆》有的。另外就是当某个新电影在题材与方法上有点像某个名作时，就一定是毫无意义的模仿吗？电影在题材与方法上的类别其实是有限的，观察到某种相似之处不难，简单判断优劣也不难，但在怎样的语境中做了怎样的尝试，方法与题材/主题之间有怎样的不同关系，这个也许更值得辨析。

2/元电影

以上的讨论有点像是为电影的不足之处洗白，其实真的不是，因为我之前并没有特别喜欢魏书钧的电影，我觉得他拍得挺好，但他的主题有点狭窄，就一直是关于”拍电影“。《野马分鬃》说的是”我想拍电影怎么这么难“，《永安镇故事集》说的是”我想拍好电影怎么这么难“，对于导演来说，他念兹在兹的是”拍电影“这个事情，别的事情都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永安镇》这个片子给人一种感觉是：前两段的主要人物都是女性，他也真的关注女性的种种困境了，但是最后一段突然来了个转折，还是我们男的拍电影拍不好是最痛苦最痛苦的！就好像一个男生，他有在听女朋友说很难受的事情，女朋友说”我刚才说什么你有在听吗你复述下！”时，他真的能复述出来！但是……他一掉头还是和哥们玩莫名其妙的脱裤子游戏去了（此处加一个捂脸表情包），那才是他真正的痛苦和真正的快乐〜

“拍电影”作为电影的主题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这种元电影的嵌套式结构最近几年相当多（马上想到的就有《情书》、《裂流》），它从侧面折射了，男导演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拍电影”，他们更能热忱地以拍电影为志业。但我刚好今天听到大张伟老师说了一句话叫“把欲望当志向”，感觉这句话触及到一点问题，就是这种热忱里混合了欲望与野心，所以作品成片后反而受到影响，《野马》还好点，因为人物的欲望是受挫的，虽然最后整的那一下挺让人无语，但总体还是让人能共情，愿意站在人物这边，《永安镇》中导演的创作困境就让普通观众蛮难共情，因为归根到底，并不是处境太难，而是因为欲望太大，太要好，不然光是头一个部分的故事，展开了也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好长片，但那样也许就太简单了，太不厉害了。用元电影的嵌套式结构来反转，是一种方便的甚至真诚的处理方法，但也有风险就是，结构削弱内容，最后的落脚点在“男性创作焦虑”这个过于自我和狭小的点上。写到这里，想到《这个女人》，阿烂拍的《这个女人》也可以算有个嵌套式结构，但导演对人物的关心远远超过了对创作的关心，方法是为人物服务的，是一个女性导演对女性处境的“站在一起”的关切推动着这个电影，所以最后那个反转，真的是轻盈的。

说回到《河边的错误》，魏书钧依然在电影中把“对电影的热忱”放在一个显眼的位置，这略有点路径依赖，但也许是他想搞“魏书钧成长三部曲”？搞完这三部曲他就真正成长了？可以抛开对“电影”的执念拍电影了？也许这种对电影的爱与依恋，是他内心那么重要的东西，他把电影当作本体而不是方法，他拍电影是要追求电影本身。李安对电影的热忱一眼而见，但他并不用在电影中反复表白，他用拍各种类型的电影，把各种类型都拍得那么好来证明自己的热忱。

当然表白本身也不居于劣势，有些人不喜欢说出来，有些人喜欢说出来，都是爱就没什么高下之分。在《河边》里，我觉得不论是在电影院里办公，还是马哲用放映机看材料，都还挺自然的，融入到叙事中的表白，并没有使人物的重心发生偏移——马哲想的还是破案，不是拍电影，略有点过的一个地方是梦境中，三角架着火了，马哲抱着三脚架跑，扑通跳到河里去了——我可以肯定，这个时候马哲是让魏书钧附体了。它过就过在，创作者跟人物抢了起来，抢一个高光时刻，抢一个到底是什么最重要。但毕竟这个电影的精神向度还是在余华/加缪的掌控之下，三角架也烧了，人也跳水里了，就有一种抢不过的感觉……看到这里甚至觉得有点惨，觉得导演也痛下决心要放下元电影这个拐杖了。

3/符号

总体说我是很喜欢这个电影的，在看电影时，真正地沉浸进去，甚至被揪住了心，中间好几段看得心怦怦跳，完全与马哲同呼吸。有一个地方在叙事/观念的同构上我觉得做得非常精彩，马哲在后半段有一个梦境的段落，他自己明白是梦境，但再往前推之后，就是打死疯子那个，也是臆想，但在他的脑子里，这就完全是现实了，最后用子弹再反转过来。——在电影中现实与梦境的交织，想象与真相的融合什么，好像很容易，其实很难，只在一个平面上呈现，说它们融合了，那也算，但其实没什么了不起，不难操作；但是要在一个纵深向度上把观众也带进去，也以假为真了，其实还是难的，然后最后还能翻过来，在现实的层面上落住，这个挺难。不是比较简单地说“模糊了界线”啊什么的就很高级，《杀人回忆》最后是空落落的，但《河边》不是，《河边》是回到现实而依然空落落的，这个并不比《杀人》差。

《河边》的厉害之处，在我看来是魏书钧在不拍“拍电影”这个主题时，体现出他真的是有才华的，他在层层推进的叙事中把观念/人物统合在一种状态中，这种状态是用视听语言来表达的，能与原著互相阐发。最后为什么说说符号呢，因为这个片子的观念性很强，纯用景观和人物有点难，所以还是用了些符号来点题下。有些符号我觉得很妙，也有些觉得不好。

不好的比如拼图，首先是我对90年代的回忆里拼图这个事情好像还没流行起来（这里不那么肯定，是不是我的记忆有误或者有限），但拼图这个就是太直给了，前面妻子在拼图已经比较生硬，后来马哲还把拼图中间掏一块扔了，简直令人发指啊！

好的比如一群长波浪的女孩吱吱喳喳，还有那群鹅，都既是很自然地出现在叙事中，又很有趣，太妙了，马哲在鹅群中踢门把脚踢进去也很妙，反正我觉得见才华的地方是把脚踢到门里去，不是抱着三脚架跑哈哈。

还有一个重要的符号是乒乓球，核心意象应该是乒乓球做布朗运动那个地方，但为了这个铺垫得很长，局长任重道远地从前面就要从篮子里拿乒乓球，最后还在梦境又出现了局长和三号球。从很个人的审美上说，这个符号还是给得太明白，但是往往有些事情不能从小毛病来判断。虽然太明白，但是如果这个电影完全没有乒乓球这个符号呢？会更好吗？会不会就过于不清晰了？在不明白与太明白之间，如果没有一个最优解，那么次优解也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也涉及到一个导演的风格问题，他就是这个风格，他能做得自洽，那就不能以自己的观影偏好去判断好不好。

4/一点吐槽

为什么让康春雷演疯子？？？他有一点点疯子的气质吗？？？

最后看到马哲和疯子对戏时是康春雷时，我真是太太太郁闷了，把朱一龙都给拖下水了好不好。

我真的是很爱这个片子，才会这么生气。

（今天早上去看的早场，只看了一遍，有些细节可以有没记清楚有误，等明天二刷下再来补充。对于一个影评人来说，不能拉片只能看一遍就写评论，风险是很大的。但这个片子激发了我的打字欲，就把真实与真诚的一刷感受先保留下来下。）

以下所有内容都是个人观点和理解

非专业人士

希望不要被骂

Ps第一次看完电影就坐下来写影评 好紧张

电影一开始给的信息 三等功 云南

我们可以合理猜测男主是退役军人转业到一个小县城的公安局

在云南要参与什么样的任务会让男主坚信自己获得了三等功

又发生了什么让男主最后来到了这样一个小县城

这对男主的心理状态又有多大的影响

现实和男主以为的现实以同样的色调在不停的交叠中

我们看到的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男主的幻想

理发师的死完全在意料之内

在那样一个年代和一个如此封闭的县城和工厂

被男主揭开了异装癖的喜好

关门的理发店

理发师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活在这个地方了

死亡对他来说是唯一的选择

多次要求把自己当成犯罪嫌疑人

理发师已经想到自己的秘密瞒不住了

宁愿被当成犯罪嫌疑人从容赴死也不想在众人的鄙视中自杀

送的锦旗也是理发师的报复手段之一

也是对男主精神上的重击

为何男主一定不愿意给疯子定罪

在现场查到的线索

几乎都指向了错误的方向

反而揭开了很多人的遮羞布

促成了理发师 诗人的自杀

在这种情况下给疯子定罪是不是证明了

间接杀死理发师和诗人的就是男主呢

因为男主一再回避的现实给了疯子机会越狱又残害了一个孩子

不管疯子是不是凶手

男主都会对这几个人的死亡产生内疚和自责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疯子是不是真正的杀手

可是这重要么

对于男主来说这些压力足以让他站在精神崩溃的边缘了

男主妻子发现肚子里的孩子可能有问题时的疑问

我们都没有精神病病史 为什么孩子会有这样的问题

男主说不定已经意识到了

有精神病病史的是他吧

他害了自己的孩子和妻子

疯子最后死了没有

我个人认为在河边疯子是真的死在了男主的手里

用最后一个死者的死亡方式 杀死了疯子

并成为了疯子

当然也可能男主被困在了自己的想象中

以为自己杀死了疯子

不管哪一种方式

男主最后都成为了他

最后的两个场景在完全不一样的更温暖的色调中发生的

这种色调在男主的真实生活中几乎没有出现过

在男主的梦中

他终于获得了三等功也拥有了幸福的家人

最后多说一嘴

这部电影的剪辑点真的太舒服了

手动点赞！！

文 / Annihilator

全文约2400字 阅读需要6分钟

作为一部所谓的“文艺片”，《河边的错误》没有同它的前辈们那样披上一层通俗亲民的皮来努力骗取下沉市场观众的信任——陈哲艺《燃冬》与魏书钧自己的《永安镇故事集》的教训近在眼前；相反，它找到了一种全新的营销策略，即将自己伪装成一艘打着“难懂”、“细思极恐”旗号的草船，成功骗取了接连不断的解读之箭矢，保障了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在消费者的再创作中获取源源不断的流量生命力。

但是，一个看完电影后感到困惑的观众，并不需要从一个标榜“带你看懂”、“干货”的影评视频中得到解答，而只需要稍稍更换一下思考的角度：在这样一部电影中，所有的一切，清晰明了也好，扑朔迷离也罢，都处于一个名为“作者意图”的至高权力的牢牢支配之下，而这一权力假借着象征主义的虚假多义性暂时开放了解读的空间，也丝毫不能撼动它拥有最初决定权和最终解释权的事实。既然如此，何必大惊小怪？马哲疯没疯，杀没杀人，立没立三等功，看似模棱两可的选项背后不过是一个故意悬置了答案的设问句；占据着那河边凶杀案的悬而未决之核心的，也不是一个未知的黑洞，而是一则精心编织的寓言，而任何一则寓言，无论其表象在象征主义置换的反复迭代中如何看似彻底地改头换面，最终都仍意图成为其寓意的一个绝对忠实的能指。并且，这种经由扭曲的能指常常可以对其所指起到某种似是而非的赋魅效果，似乎不管作者意图多么愚蠢空洞，只要在象征主义逻辑中绕上两三次弯路，就能立刻焕发出崇高的“艺术性”：譬如，余华在原作小说后记中的那句经常为人引用的名言——“事物总是存在两个以上的说法，不同的说法都标榜自己掌握了世界真实。可真实永远都是一位处女，所有的理论到头来都只是自鸣得意的手淫”——在剥离了十足厌女的比喻之后，剩下的不就是那一套最无聊的虚无主义和唯心主义说辞吗？

河边的错误 (2023)

另一方面，这种象征主义手法自诩精妙委婉，实则粗暴直白：它将世界切割成意义的网格，将事物变成其它事物的符号，将人物和情节变成一出预先彩排的木偶剧，先架空一切，再让作者意图成为一切的答案。如果说余华上世纪那些所谓的“先锋小说”建立在对这一手法的纯然依赖之上，那么魏书钧的改编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河边的错误》开场，警察局长让马哲搬到一个废弃的电影院办公——熟悉魏书钧那两部谄媚投机的前作的观众，可能会对这段突兀加入的迷影元素感到心中窃笑。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层虚设的元电影嵌套结构，魏书钧成功将电影转换成了其自身的一个经典象征——一台“造梦机器”，只不过这里的梦不是美梦或梦想，而是噩梦，是幻觉；而以这一原初象征为中心，一个无限自洽的场域得以展开，在其中，借着“梦”之表象，（作者理应遵从的）现实逻辑被肆无忌惮地替换为（作者任意制定的）象征法则。办案牵强得有如名侦探柯南？事件的推进巧合到一眼见底？对受虐狂、异装癖和孕妇的想象太刻板？没关系，既然一切都只是一场历史的梦魇，那么这些东西也都是梦中的象征符号而已，无需较真。反用余华的比喻来说，只要符号所指涉的是那如直男想象中的处女一般的永恒纯粹的真理，那么符号本身如何意淫都没有关系。于是顺理成章地，《河边的错误》向观众展开了象征符号的狂轰滥炸：婴儿、录音机、乒乓球、照片、红色大衣、诗歌……不仅如此，象征体系总是有着自我重复的惯性和自我闭合的趋势：我们听到了一次月光奏鸣曲，就知道它会出现第二次、第三次，在每一个高潮部分反复地渲染阴郁的基调；三等功、拼图、河上漂浮着的衣服，一旦出现，就注定成为一个在结尾被回收的伏笔；最后，毫不意外地，在一个被明确提示的梦境中，此前出现过的所有象征符号以最密集和连贯的方式回归，组成了一部“电影”——乍看之下，这是电影中最不可理解的部分，但它实际上却构成了对“作者意图”最清晰明确的一次强调。

河边的错误 (2023)

在这一意义上，真正与魏书钧形成对照的作者，并不是奉俊昊——《杀人回忆》，与其所有作品一样，其核心类型是讽刺喜剧——而是黑泽清；哪怕无视其剧情和主题上与《X圣治》的共性，仅就朱一龙的造型和表演气质上对役所广司的模仿，就可以确定这一点。但在黑泽清的这部杰作中，那些水、火、音乐、烟雾和幻觉性的光线，并不是什么象征或隐喻，也与国内学者总喜欢挂在嘴边的“意象”毫无关系；相反，这些元素，没有一刻成为了指向他者的符号，而恰恰是始终作为物质自身，在物质的运动与变化之中，不断向我们散发着知觉上的丰富诱惑：水缓缓流淌、滴落，火焰跳跃时的闪烁，留声机播放时嘶哑的摩擦声，金属撞击带来的震动……电影中的人物，正如电影外的观众一样，正是为在这些物质对感官的扰动之下被不知不觉地摄去了魂魄。在黑泽清最好的电影中，我们总是能感受到这种物质的催眠术：《东京奏鸣曲》开场，一阵风吹起一张报纸，将我们带到一个昏暗的玄关前，女主人推开门，窗帘随风飘动——黑泽清不需要鬼魂（在他的恐怖片里，鬼常常表现为滑稽的实体），就已经在日常的物质性之中唤醒了超现实的瞬间，与这样的瞬间相比，《河边的错误》中那个以一镜到底手法拍摄的、塞满象征符号的浮夸梦境又算得上什么呢？魏书钧当然不至于是对影像毫无追求的作者，但他的场面调度宛如分镜头表格般精确而毫无生机，没有能力去捕捉和洞察物质，只满足于拼贴它们在象征体系中的残影余像。

CURE (1997)

物质自有其魅力，无需强说意义，正如“X”到底是什么根本无需解释，重要的是它作为两道交错的裂缝，打开了从日常秩序的表象通往更原始的物质性世界的入口；而象征主义只能以意义的预设性存在为前提来制造多义性的烟幕，正如河边的“错误”并不是一个谜团，而仅仅是一个谜语，小心翼翼地布满了线索和暗示，生怕让观众错过了破解它的机会。对于《河边的错误》这样的电影，就像对于姜文那几部极为拙劣的象征主义电影一样，真正愚蠢的不是“看不懂”，而恰恰是绞尽脑汁地试图“看懂”，心甘情愿地钻入作者设置的符号骗局之中。

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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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 | 观众宣言

评论翻译 | 电影 / 意识形态 / 批评

长评 | 议题目的论下的知觉断裂

01

在《河边的错误》里，魏书钧的小聪明，终于被憋成了一股坏水儿。

这并非调侃，而是夸奖。

在这部电影中，我看到了相当清晰且大胆的作者表达，只不过被导演小心地埋进了潜文本中，变得不易识别。

表面看，本片讲的就是个追凶故事，情节也并不复杂，但它依然是那么难于理解，因为，在这些清晰的情节附近，散布着大量的迷雾。那可能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坠楼，是一段只存在于录音之中的爱情，又或者，是一条高高举起的皮鞭和一个不明所以的梦……

总之，每当观众以为尽在掌握，导演就总要节外生枝，去打破真相的幻觉。

为何如此？因为，比起所谓真相，影片有更重要的话要说。

《河边的错误》讲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发生在南方小镇上的一连串离奇的谋杀案，种种证据都指向一个不会说话的疯子，但真相似乎没那么简单。

02

先说一个相当有趣的事实。作为一部国产犯罪片，《河边的错误》是近年来十分罕见的不含片尾字幕的作品。

换言之，它成功说服了审查人员，告诉他们，真凶确已抓获，真相确乎大白，本片不需要添加任何补丁，就能起到惩恶扬善的导向作用。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两说。

这其实也是本片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它实际暗含一个表达的双轨制，带着不同的答案看，结论会完全不同。

概括讲，如果真凶就是疯子，那么疯子就成了一个隐喻；而如果真凶另有其人，那么疯子就成了一个筹码。

因为疯子没有理智，不会说话。他就站在那里，任人打扮。

片中疯子的饰演者康春雷，是导演魏书钧的御用编剧。他不止参与了本片，也参与了导演前作《永安镇故事集》的编剧和演出。

03

先说前者。若疯子就是确定无疑的真凶，那么整个影片其实在说，真相明明早就确定了，但主角马哲却迟迟不肯接受。

为什么呢？因为不可理解。

虽然片中的所有证据都指向疯子，凶器、刀口、指纹、血型，也全都对得上，但它们全都是物理证据，只能构成外部的证据链，却没法解释内在动机。

而马哲费劲寻求的，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死的是这些人？为什么老人、孩子、中年人会被无差别地杀害？只有找到这个答案，他才能心安，但却事与愿违。

于是马哲的精神出了问题，他不是疯了，而是发现了这世界残酷的真相——即由“生死的无常”推导而出的“命运的荒谬”——并因此大惑不解。

从这个角度讲，本片实际是个非常浅显易懂的存在主义文本。而片中的疯子，隐喻的就是命运。而这一点，早在片首，导演就通过加缪的话告诉了我们（大意）：人理解不了命运，因此我装扮成了命运。我换上了诸神那副糊涂又高深莫测的面孔。

片中朱一龙饰演的刑警队长马哲，是个作风严谨的警察，却在调查中屡屡受挫。他常年穿一件黑色皮衣，双手揣兜，显得与外界格格不入。

于是我们也就能理解马哲的存在主义焦虑，他不肯接受疯子是真凶，实际是不肯接受“命运如此荒谬”的真相，所以他要继续追查下去，他要给死者们找一个共性，进而推理出一个合乎逻辑的凶手，好让这些随机发生的死亡，变得可以被理解。

当然，这是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因为荒谬的本质，就在于无法理解。

相比起马哲，还是他的妻子要更为清醒。一次争吵中，妻子直指马哲的死穴，说他总想安排好一切，最后却漏洞百出。进而，妻子说了一句相当透彻的话：“这一切不是意外，而是天意。”换言之，人的那点计划，在至高的命运面前，显得相当可笑。

从这个角度，再看废弃影院里的那场令人费解的梦，也会变得相当清晰。它实际就是对电影造梦的自指。它在说，绝大多数电影都在试图给生活一个完美的解释，告诉我们，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前因后果，环环相扣。但生活显然不是这样，生活比这复杂得多。于是在那场试图串联所有线索的梦境的结尾，是放映机被燃烧，是死者们——那些永远带走了真相的人，对马哲发出嘲笑，嘲笑他在命运前的狂妄。

这是本片的第一重解释。

它关于命运的荒谬如何使一个人陷入疯狂。

而更可悲的是，人永远无法杀死命运、裁决命运，哪怕把它暂时关起来，也是徒劳。因为它是超越世间一切法则的存在，它的看法比人类更准确。

它注定还会回来。

片中的那段梦境，看似将所有可以人物、线索通通串联起来，但却又像是潜意识里的噪音，理不出任何头绪，只得沦为一段恐怖又难于理解的影像。

04

下面是第二重解释。如果疯子不是真凶呢？如果马哲的执念是对的呢？

那这个电影的表达就有些微妙了。

我们可以先思考一个事，就是片中的这些死者身上到底有没有共性。细想想，其实是有的。他们实际全都是异类，全都是群体里的边缘人。

其中有饱受性压抑之苦、疑似和疯子存在暧昧关系的独居老妇；有多愁善感、爱情受阻的诗人；有第一个目击案发现场、却无人相信的孩子；有坐过冤狱的异装癖……以及，被错认、甚至是被陷害为凶手的疯子，同样也是个异类。

因此上，片中的连环杀人案，实际是一次“异类清除计划”，是把那些非主流的、异于常人的、有损集体形象的不和谐因素，通通捕杀干净。

从这个角度去看马哲，也更能明白他的处境。在警局里，在时刻强调“集体荣誉”的局长眼中，他也正在变成一个异类。原因就在于，当所有人都欢呼结案时，当局长催促他写报告、交总结、向上邀功时，他却迟疑了，因为他觉得案件仍有疑点。

也正因如此，他逐渐脱离了集体。可在查案的过程中，他却渐渐发现了死者都是异类的真相，也见证了异类们的悲惨结局。

影片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小镇的边缘人群像，从疯子、到独居老太、异装癖、诗人，我们目睹了他们的接连惨死，也渐渐勾勒出小镇的秘密。

这其中最狠的一笔，关于许亮。这个曾经坐过冤狱的异装癖，在二次面临体制的怀疑时，因身份暴露而彻底失去了生存空间。于是，他戴上大波浪的假发，当着马哲的面，坠亡在他的车顶上。那分明是一次自毁的报复。而更为辛辣的一笔，是他刚刚才给马哲送去“救死扶伤、赐我新生”的锦旗，还不忘笑笑地嘱咐他“挂着，不许摘啊！”最终，这面锦旗被他的血肉铸成了耻辱。

也正因如此，正因看到了异类们的下场，马哲的精神崩溃了。他这次陷入的不是存在主义焦虑，而是个人主义焦虑。而这种焦虑，也只有一个办法可解，就是重新博得集体的信任。

怎么做呢？对，抓住那个疯子。

怎么抓？那就把自己当作诱饵，跳进河中，引疯子前来，然后再高高举起石头，砸向疯子的头，砸向这个连他自己都不相信是真凶的人。只有如此，只有把疯子献祭，才能回到集体温暖的怀抱中。

于是，影片最后的表彰大会上演。不难发现，大会的举办地，正是那个废弃的电影院。那分明是另一个现实寓言——影院已成了歌功颂德的场所。

正是在这里，马哲莫须有的三等功成为了现实。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笑了。他重新获得了体制的认可，而代价却是真相和生命。

当然，以上全都是一家之言。

毕竟，真凶怎么可能不是疯子呢？凶手又怎么可能逍遥法外呢？而真相又怎么逃得过审查人员的火眼金睛？

所以，不用怀疑，一定都是我想多了。

因为看过原著，我对《河边的错误》抱有较高的期待，但看完电影后，我内心是复杂的，我只能说，不能抱着看原著的心态去看电影，否则会比较失望。

电影对原著的改编很多，有改编得更好的部分，也有改编的令人大失所望的部分。整体而言，我觉得已经失去了原著的灵魂，但是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全新的故事来看，兴许会有不同体验。

为了方便对比，还是先说说原著讲了什么：

原著讲的是在一个水乡小镇上，一个叫幺四婆婆的老奶奶在一天黄昏遇害，她被人割掉了脑袋，身子被埋在了河边的一个小土坑里，被埋成了小坟堆的形状，而脑袋被人放在的土堆的顶上。脑补一下这个画面，是很恐怖的。

刑警队长马哲经过调查发现，凶手可能是幺四婆婆收养的一个疯子，因为在他的住处找到了一把柴刀，柴刀上有幺四婆婆的血迹。

但是因为凶手是疯子，警察不能拿他怎么样，只能让人送他去精神病院。但镇上没有经费，没有送他去精神病院，没过多久，河边又发生了另一起凶杀案，作案手法和第一起案子一模一样，死者是一个工厂的工人，他新婚不久，妻子还怀着身孕。

这一次疯子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但是没过多久，他又被送了回来，他回来没多久，又发生了第三起凶案，死者是第一个向人们报告幺四婆婆遇害消息的那个小男孩。

疯子再次被送去了精神病院，但是没多久，他不知怎么又跑回了镇上，搞得人心惶惶，为了防止有更多无辜的人受害，马哲带着一把枪，私自把疯子给杀了。

精神病杀人是不犯法的，但杀害精神病却犯法，哪怕杀害精神病人是为了保护更多人。为了帮马哲脱罪，警察局长找了个精神医生，将马哲诊断为了精神病人。

这是一个非常辛辣的故事，它探讨的是精神病犯法该不该负法律责任。结局马哲迫不得已被逼疯，也非常讽刺，让人大为震撼。

但电影却把它改成了另一个故事。

先来说说改得好的部分，我认为电影的前半段改得都还不错，钱玲和王宏这条恋爱线，或者说出轨线，让电影的矛盾冲突更激烈，也让马哲破案的过程更自然流畅，原著中他破案有点开挂，小女孩遗落现场的证物只是一个发卡，这个人物和证物也基本没有起到太大作用。而电影中改成钱玲遗落在现场一个包，根据包里的磁带牵出王宏，更符合警察破案的正常逻辑。王宏和钱玲的故事线中，唯一让人费解的是，钱玲为什么会喜欢王宏，毕竟长得有点太其貌不扬了。

另外，对发现凶案的小男孩的塑造也更丰满，开头铺垫了他和村里其他人玩警匪游戏，所以说明他很有正义感，他代入了警察角色，所以他在看到幺四婆婆凶案现场时不害怕，他还跟马哲说“找到凶手告诉我，我想知道他长什么样。”这是原著中的话，如果不铺垫小男孩玩警匪游戏，一个孩子说这样的话是很突兀的，但是铺垫了就合乎情理得多。

马哲徒弟小谢相比原著加戏了，但加得非常好，他是电影中的搞笑担当，在办公室泡女同事，给女同事表演的才艺是劈叉，马哲发现后就罚他在办公室劈叉。听案发现场钱玲遗落的磁带，别人都在找证据，他却跟着唱情歌给女同事听，又被马哲罚听磁带。师徒俩一个沉浸在破案的紧张中，一个非常松弛，还忙着恋爱，一张一弛，是一个对照组，也让电影的氛围轻松不少。

我个人最喜欢的改编，其实是曾美慧孜饰演的白洁的戏份，原著中她戏份非常少，只在最后才出场了一下，但在电影中，她的戏份却是贯穿电影始末的一条线，这条线是这部电影的一大亮点。因为朱一龙饰演的马哲在破案的过程中，面对不止一个疯子，疯子没有正常人的思维和人性。但是他老婆白洁怀孕后，却被查出胎儿可能会有智力障碍，这就让他和自己老婆形成了一组对立的关系。他对现实的残酷是有深刻认知的，即便孩子的智力障碍的可能只有10%，但是如果是那10%，那么这个孩子将如何生活？会不会像那个杀掉幺四婆婆的人一样，成为一个没有思维的杀人机器？那是很可怕的事儿。而妻子却沉浸于做母亲的浪漫想象中，认为孩子会是那90%。而生不生孩子，是马哲面临的困境，因为生下来，就可能是下一个疯子。这衍生出了一个议题，智力障碍者或者精神病人该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虽然作为一个男性这么说很不合适，但从理性的角度，我认为如果检查出10%的概率可能是智力障碍者，那最好还是不要胎儿比较好，因为生下来就是赌博，万一输了，对孩子和父母都是一场灾难。

好的说完了，下面说说我认为改编得不好的部分，我认为电影的后半部分改得不太好，尤其是对马哲的改编，电影中把马哲塑造成了一个妄想症者，他总觉得自己获过三等奖，但是他又找不到获奖证书，他妻子记不得有这件事，领导也找不到相关凭据，他打电话给前同事，前同事更不记得有这件事。这个细节其实说明他患有精神疾病，这是为他之后发疯作铺垫。但问题是，一个警察破案破到发疯这样一个故事，究竟要表达什么呢？这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但所幸的是，白洁怀孕这条线则承接住了马哲的发疯，让故事有了另一个层面的议题，一个精神病人是否应该生孩子，一个可能是智力障碍者的孩子是否该被生下来。

所以我说，电影《河边的错误》和原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所以一定不要抱着看原著故事那种黑色幽默式的故事的预期来看这部电影。

原著中，马哲直到杀死疯子时都是很清醒很理智的，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是想牺牲自己，保护一方百姓的安全。最终，他不得不被认定为精神病人，甚至被逼成了真的精神病人。

但电影中，是将原著中许亮患有的妄想症安排在了马哲身上，马哲就成了一个本身就患有精神病的人，只是在破案的过程中逐渐迷失，病情发作，变得愈发严重，最终不得不告别岗位。

这个人物的改编让原著中的讽刺、黑色幽默，都荡然无存。这是我不喜欢的。

另一个我不喜欢的改编点是对许亮的改编，原著中他才是那个妄想症患者，许亮喜欢钓鱼，他的钓友告诉警方，有一回，明明是他钓友钓了一条三十多斤的鱼，许亮却到处跟人炫耀，说是他自己钓了条三十多斤的鱼。而他究竟有没有参与谋杀幺四婆婆其实从始至终都是一个疑问，在幺四婆婆被害的那天，许亮也是目击者，马哲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他那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是没有不在场证明的，他还向马哲撒谎说那一个小时他在街上和人聊天。而他的钓友告诉警方，他曾经找这个钓友做伪证，证明他们曾经聊过一小时天，其实那天他们根本没聊天。那这一小时他去了哪儿？做了什么？

原著中，在此后发生的两起凶杀案中，许亮也幻想自己曾经目击过凶手作案，但事实上，他的邻居说他在案发时根本没出门。而他却老觉得警察会抓他走，他觉得自己和那几起案件有关，所以最终自杀了。

但电影中把许亮改成了一个女装大佬，他究竟有没有参与幺四婆婆的谋杀似乎也没有太多悬念，他的自杀过程也没有那么病态，就没有体现出精神病患者的世界。

不过，虽然《河边的错误》被改编成了另一个故事，但是其实也有些可取之处的，除了我说的改编得好的那部分，影片的胶片质感，就很好地营造了一种过去时的氛围，把人带进那个逝去的时代。暗沉的场景、调色，也营造出了阴郁的氛围，在水汽迷蒙、幽暗不明的江南水乡，人性仿佛也是灰色的，晦暗不明。

另外，电影中的一些细节的处理非常意味深长，比如把警察办案地点选在电影院里，仿佛隐喻案件的侦办过程如一部电影，而人生也如一场戏一样。电影中也暗含着导演的自嘲，比如电影院的破落，局长说现在没几个人看电影，还有马哲幻想一堆胶卷被烧，都仿佛是在说，做电影，尤其这个时代做文艺电影，可能是一件可笑的事儿。

还有一个细节是，电影的结局，马哲和妻子给孩子洗澡，水面上飘着澡巾，他孩子挥舞着玩具，玩具掉落在澡巾上，这个场景像极了疯子在河边往衣服上压石头。这是否意味着这个孩子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疯子呢？这是一种可怕的隐喻。

此外，朱一龙的演技确实值得夸一夸，他厉害的一点是，将角色演得真实可信，将一个警察的缜密、严肃、紧张都诠释得很精确。在他这代演员中，算是佼佼者。

不知道是因为审查的缘故，还是别的缘故，《河边的错误》做了很多改编，包括凶手作案方式到故事的内核，都基本脱离了原著，尽管制作方其实仿佛也在努力保留一些表达，比如结局马哲究竟有没有疯，其实也像原著中一样的开放式的，电影中是通过现实和马哲幻想的交叉来表达现实和幻想真真假假，难以分清。但即便如此，它还是失去了原著的灵魂，如果以原著为标杆，那么它是一次失败的改编，如果跳开原著，其实还是有一些看点的，喜欢文艺片的，可以冲，但它对类型片爱好者可能没那么友好，因为它的整体氛围相对压抑。

只是有点可惜，在更好的改编的基础上，如果后半部分也能够按照原著拍就好了。

电影解读的角度还蛮多元的，只po我最喜欢的一种。

电影开头，视角跟随顽童推开导向虚无荒诞的门，将观众引入一个压抑、封闭的小镇。主人公马哲人如其名，作为工具理性的化身，由一桩凶杀案，走近小镇形形色色的生活百态，目睹其中种种与理性逻辑冲突的荒诞（或，集体主义对个人情感的压制）：

警察局只有集体表彰，警察只能在表演意味的电影院工作；一对彼此相爱的师生恋情侣因为家庭和工作的威胁而走投无路；一个体面懦弱的异装癖因为忌惮社会的目光而只能自尽；一个明明有极大可能残疾的婴儿还是要被生下来……

随着角色的形象日渐消瘦，脑子里的理性和感性、主观和客观产生混乱。当他在现实中找不到逻辑，就去梦里（电影）里找，最终发现河边才是压抑的小镇里最自由的空间（在河边情侣可以自由相爱，异装癖可以自由变装……），但这些自由意识都成为了“河边的错误”，于是主人公杀死了想象中的“疯子”（自由意识），得到了警察局的表彰（重新拥抱集体主义）……

结尾，他的孩子出生，孩子和疯子一样玩衣服，他意识到疯子和孩子一样——自由意识是天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