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天大阴谋

首先，这是一部关于真相的电影。1972年6月17日，以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首席安全顾问詹姆斯·麦科德为首的五人，在夜色中闯入了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相关文件时被捕，「水门事件」爆发。事件发生后，《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对整个事件进行了一系列跟踪报道，正是他们报道的内幕消息揭露了白宫与这起事件之间的联系，最终促使了尼克松的辞职。本片的另一个中文译名「惊天大阴谋」比较俗套易懂，但「总统班底」指的是当时参与此事的总统幕僚，相对更加贴切一些。

《总统班底》是根据上述两位记者撰写的小说改编的。影片中饰演记者之一伍德沃德的老牌影星罗伯特·雷德福在1974年以45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部小说的电影改编权。应当说，雷德福敏锐的「嗅觉」让他做了一笔名利双收的好买卖。影片预算仅仅150万美元，但却收获了7060万美元的票房以及众多奖项和提名。最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在2010年被收录进了「美国国家电影目录」，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优秀电影的集合，只有极具「文化、历史或美学意义」的电影才有资格入选。

同样出色的「嗅觉」也可以用在当年的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身上，因此这也是一部关于如何取得真相的电影。事实上，小说和改编后的电影在风格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原书更偏向于犯罪侦破或者政治侦破作品，有许多悬念和惊悚的成分。但电影就不同的，它只覆盖了整个事件的前七个月，同时将视角重点放在了两位记者如何通过毅力和勇气一步步揭开真相的过程上。可以说，它更像是一部纪录片或传记片。

两个普普通通的记者，想要揭破白宫不可告人的秘密，对抗美国最具权势的人物，差不多相当于「大卫挑战歌利亚」。对于他们的成功，从影片着重渲染的情节来看，首先要归功于两人锲而不舍的新闻报道精神。据说当年他们在做调查时每天要工作十二到十八个小时，连续采访了四十天，先后采访了一千多人。反映到影片中，他们确实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比如报社内部的阻碍、受访者的不配合、事件线索的纷乱复杂等等。片中有两个相似的镜头令人印象极为深刻，一次是影片中段尼克松赢得大选当日，另一次是影片近末尼克松宣誓就职，近景是占据了一半屏幕的电视直播，远景处则是正在办公室努力奋战的记者。开心的人群以及志得意满的总统仿佛是在嘲笑这两只不自量力的蝼蚁。

当然，「水门事件」得以真相大白并不完全依靠两位记者的努力。其中，美国媒体的新闻自由权是先决条件。从影片中可以看到，虽然诸如政治、商业等形形色色的因素会制约记者的取材和报道，但在法律层面他们是畅通无阻的，就算受访者出于种种缘故对事情真相有所隐瞒或者篡改，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愿意接受访问的，其原因就是新闻自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而另一方面，美国政界的两党斗争以及尼克松在处理这一事件时所犯的错误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接下去讲的可能是与电影本身无关的几句题外话，有兴趣的可以继续看下去。当年的「水门事件」中有两个谜团，一是闯入水门大厦是谁下的命令，二是为什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三流盗窃案件最终会升级为美国历史上空前的宪政危机，并导致尼克松的辞职呢？

随着相关档案材料的解密，第一个谜团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尼克松本人并没有直接下令或者策划此事。而第二个谜团则涉及到了尼克松的个人利益和野心。众所周知，美国的政体是三权分立，但这三种权力在美国历史上始终处于一种交替主导的周期性动态变化之中，某些阶段是国会占据主导地位，某些阶段则是总统成为权力中心，甚至在外交和军事领域出现了独断专行的帝王般的总统，威胁着美国的三权制衡，尼克松政府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与美国史上其他腐败或失职的总统不同，没有哪一届政府像尼克松及其支持者所做的那样威胁到了宪法，乃至毁灭民主自身。

而这与尼克松本人的性格特征是分不开的。尼克松出身寒微，两个兄弟早丧，使得他本能地缺乏安全感，也造就了他既富有同情心、多愁善感、宽宏大量，又工于心计、狡猾易怒、心胸狭窄的多重性格。早年多次的竞选失利强化了他性格中不好的一面，偏执多疑、不择手段、倾向于把政敌视作生死之敌，在政治上寻求对自己感情弱点的补偿。因此，虽然「水门事件」不是他直接下令，但也是由于他敢于藐视法律，下令广泛从事各种非法政治破坏和搜集情报活动而诱发的。

其实，因为此案既没有人员伤亡，也无财产损失，只要案犯认罪，并一口咬定与白宫无关，按照美国审判的常例，他们只会受到罚款和缓刑的判决。然而，正是源于尼克松性格中固有的不安全感、工于心计和善于操控政治，他和他所谓的「总统班底」迅速开展了掩盖事实真相的活动，一再运用权力阻挠调查、屡次对美国公民撒谎，并且犯下了许多不该有的错误，才导致了最后的结局。恰如尼克松晚年所言：「水门事件中让我后悔的事太多了。首先是我在一开始处理这个该死的事的方式。我跟它毫不相干，不该大动干戈。我应该直接面对美国人民，告诉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向他们保证所有有关人员都会付出代价。」

回到当年的新闻报道，《华盛顿邮报》因为揭发「水门事件」而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奠定了在美国新闻界的地位，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也一战成名。多方因素促成了这个「美国新闻界渲染的十大媒体神话」之一的事件，而受到两位记者追求正义和真相的感染，美国新闻学和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大幅增长，新闻媒体人维护正义、挖掘事实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也许记者和报社的初衷可能是为了扬名立万、吸引眼球，但这篇报道本身的伟大亦是毋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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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班底》的影像风格值得一提，从情节上来看，两个华盛顿邮报充满激情但不出名的年轻记者经历了千辛万苦，通过对一桩普通劫案的调查揭开政治黑幕，最终还迫使尼克松下了台，我们很容易给影片事先附加一种跌宕起伏精彩纷呈的预期，然而影片通过特殊的影像风格完全刻意地打碎了这种想象。

首先是在叙事结构上，不难看出叙事结构有意做出一种解构主义的尝试，通过取消某种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中或是宏观或是微观的各种、各层叙事结构的核心，以一种德里达式的去中心化游戏建立了一个已经失去了其本质的，但还是看似传统精彩叙事的空框。二人许多艰辛的具有强烈主观情感色彩的刻画被舍去，深喉的身份也并没有做成悬念；但最显著的一个例子还是影片对于结尾的处理。影片的局并没有给长达两个小时的压抑叙事提供一个释放的出口——情节在二人沉默的打字中戛然而止，最后报道的发布以及引起的社会反响，甚至是总统的下台，全部用几行片尾字幕交代了事——这种对于情节素材暴殄天物的做法为影片赢得了浓烈的风格化表意。

其次则在于影像风格，无论是动作－影像还是情动－影像在影片中所占的比重都不大——如此一部竟然是罕见地以感知－影像为主的新好莱坞影片仍然不太普通。大量的感知－影像最突出的风格特征就是一种表层的（影像运动量上的）无聊，两位主人公在报社里交谈、和上司交谈、去往外地和有关证人交谈、在地下车库和深喉交谈，总而言之站着不动或坐着不动地交谈构成了影片主要的影像内容；另一方面景别与摄影机的运动也比较单调，我们几乎不会看到意图使影像“面孔化”的特写镜头或者是花哨的空间内调度。对动作和情动的运动量的取消亦成功地使影片通过阻碍戏剧冲突与张力直接作用于感知而成功延伸到了更加深层、更内化的思维张力。影片的名镜头应该是两个前后对照的景深镜头，两个同样是固定机位的长镜头，前景中特写景别的电视机的荧光中放着总统选举的新闻，后景是空无一人的报社、铺天盖地的文稿、以及远景景别的坐在打字机前专心打字的Carl Bernstein和Bob Woodward。（在这两个镜头中，声音也具有同样的层次，电视机遥远的喧闹声；以及报社中单一安静的机械打自己的声音。）在后一个镜头中，因为作为全片结尾的缘故多少加入了一些反差的涵义，电视机内的景象相比于报社更加热闹、色彩更加娇艳——仅仅在这种限度内谨慎地增强了一些戏剧冲突。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影片的色彩风格，主要的场景都贯彻了一种单调的、灰白的色彩调性。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影片甚至因为压抑的风格和单调的色彩被打上惊悚片的类型标签。

这些明晰的影像风格，无不指向一种意图——即影片所隐含的对于新闻媒介这一客体的表意。这一切都是属于新闻的：对于跌宕情节和主观情感的取消包含的是对调查性报道这一影片题材的刻画，其所需要的品质正是，绝对的价值中立，理性，毅力，对民主政体的冷峻监督。但同时调查性报道也在经历着一种矛盾——即对于客观的绝对追求与绝对客观的不可能性，这在一个“故事(story新闻)－读者”的意义中所能表现出来的则是，调查性报道所经历的事实本身就足以使思维触及可以想象的艰难经历，因此两位记者的个体身形虽然被有意隐去，但反而在这种主体疏离的手法下得以被清晰地勾勒出来——这种矛盾，与影片的叙事手法和理想的感知模式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影片的色调也使我们联想到日常中平淡无奇的报纸——除非我们以人类的理性阅读并理解上面完全中性的文本内容，我们就不会通过思维去领会其内在激动人心的沸腾。

这种思维所领会的沸腾是建立在理智(noos)上的，这也就是说，其中本来就隐含了对社会中的政治动物，即人，对于国家正义论的一种理解的预设。在此基础上，在解构游戏下实际上变得无法成立的叙事才能够得以补偿和完成，“照例，正义得到了伸张”。

被逼无奈写了影评👆文章写得有点神棍，但片子确实不错

媒介与真相

70年代的美国，经历着最惊心动魄的时刻，一边是黑人平权运动和嬉皮士文化风潮的席卷，大环境下美国又陷入越战的泥沼，政治丑闻和刺杀活动频频出现，美国式的自由与民主经历着挑战。而这部带有纪录片式的揭露政治丑闻的电影《总统班底》（《惊天大阴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当时美国人对于民主的追求。本片上映于1976年，是“水门事件”（1972）发生的四年之后，当编导们用电影化的手法再次去还原当时诡谲的历史时刻，我们仍然会感受到政治活动的黑色内幕是怎样影响着政权的争夺和权力的滥用。

本片通过两个媒体人坚持不懈的对于真相的追求，一步一步将被简化的偷窃事件铺展开来，变成一场对于民主与真相的大探讨。作为新闻报社的媒体人，其职业属性就充满着对于正义与真相的职业道德。同时在七十年代的美国，电视、报纸、电话等传播媒介已经相当普及，通讯与媒体已经进入民主选举与娱乐消费的时代语境。电影中反复出现的电视机、打字机、报纸、电话等，已经表明着政治斗争不再是简单的内部争斗，而是更加广泛的、深入的介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电视媒体上的作秀表演，传媒的大肆宣传，个人与政治组织的利益合谋，这些日常娱乐与讯息接受已经变成了政治的谋权手段之一。平民们也更加近距离的接触到政治生活，美国式的民主在一点点的向下层普及的同时，广大的民众也开始运用宪法与法律的手段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与自由。

电影中的两个主人公正是这样一种对于真相和民主的执着追求，揭开了一层层的政治黑幕，尽管政治丑闻让当权者受到惩处，统治集团的利益受损，但从民众和民主的立场上看，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飞跃。新闻媒体人的真相追求和民众的民主权利的维护，这是影响着整个社会民主进层的走向，它深刻触及了那些肆意妄为的以统治者自居的政客，似乎宣告着正义和法律的终将降临。与之相似的新闻媒体者的揭露丑闻的电影还有前几年的奥斯卡影片《聚焦》，同样讲述着作为大众传媒工作者的对正义和真相追求，揭露出宗教人士的伪善和掩藏的丑闻，带给人的真实触动同样是巨大的。

当电影用电影化的手段去揭露或者呈现另一种真实的时候，同时也对应着新闻媒体人用报纸、电视的媒介去报道着真相一样，电影在这里也承担着社会媒介的作用，同时它不仅仅在于呈现，更急重要的是用诸多电影化的手段去让银幕前的观众去思考，媒介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它的工具属性以及民主进层的艰难性，在更时候媒介手段更容易成为一种统治者的辅助工具，去宣传、制造着有利于统治集团的利益。电影似乎在用这种“自反”的属性去催促观众进行自我分析和辨认的能力。盲众是占大部分的群体，他们构成着组这个巨大的社会的巨大支柱，如同电影中的民众，面对刚开始的真相难以信以为真，他们呐喊、狂欢的支持着那个欺骗他们的当权者，而面对真相却总是斥责怒骂。当然，最终的结果是真相战胜谎言，因为在这条路上，不断会有人在追随着。

——2019，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