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

郑琼，48岁，纪录片导演，她的第一部作品《出·路》，即将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进行展映。作为新人导演，她的年龄似乎大了一些。就连她的朋友，在十年前就曾翻着白眼打趣道：那么老了，才开始拍片。

但在纪录片界，郑琼并不是个新面孔。她是光线传媒的创始人之一，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专门发行纪录片的发行公司“零频道”，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获得官方合法许可的独立纪录片论坛iDOCS……

可以贴在郑琼这段传奇经历上的标签有很多，三次高考失败，只身闯荡北京，为了观鸟从光线辞职……但她自己却只想摘掉这些毫无价值的噱头。与她所热爱的那些纪录片一样，她更加偏爱真实的踏实感。

1.首先声明，我并没有执着于纪录片

采访郑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面临的第一个困境就是，需要将准备好的采访大纲洗牌重来。

郑琼是个准备极其充分的被采访者，在采访开始之前，她先扔给了我很多资料，说：“这些应该会解决你大多数问题。”而于我来说，那些材料最大的价值，是避免我问出“蠢问题”，比如：你为什么执着于纪录片？

“什么执着于纪录片？”这是个让郑琼反感的问题，因为在她的眼中，这个问题存在严重的逻辑漏洞。纪录片，说白了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执着于某种形式，听上去就很本末倒置。但要说郑琼，不可能将“纪录片”三个字摆开不谈。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这句话总是与郑琼创办的iDOCS影展搭配出现。2006年，郑琼第一次参加了北美最大的纪录片节HotDocs。8天的电影节，她在看片室里整整呆了7天。结束那天，看片室只剩她一个人，最后一部影片放映结束，房间里漆黑一片，她就坐在黑暗里落泪。落泪是因为绝望：“你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但是这个世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样的绝望，让郑琼本能地萌发了把更多好的纪录片带进国门和更多人分享的愿望，也因此才有了后来一系列与纪录片有关的故事。

2.我一直都在当端茶妹，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能坐下喝上一口

从成立纪录片发行公司，办iDOCS影展，到自己拍片，这看上去这是个顺理成章的过程，但真实情况却没那么顺利。

郑琼的发行公司叫“零频道”，郑琼自嘲到：“又是‘正穷’，又是‘零’的，一听就赚不了钱。”

事实也的确如此。她常常自己带着片源、设备、人手甚至翻译，到处给人免费放映。很多人都无法理解她在做的事情，明知道不赚钱为什么还要做？而她觉得自己不过是选择了做真正喜欢的事情罢了。

但单凭理想是撑不起一个公司的，“零频道”从一开始的6人小团队，后来只剩下3个人，到2012年彻底解散，只留郑琼一个光杆司令和十来个志愿者。即便是这样的情况，郑琼还将iDOCS影展办了起来，到今年已经是第6届了。

不过，iDOCS的最初创立实属偶然。

2009年，郑琼正计划拍摄自己的第一部影片，没有启动资金，只能满世界寻求资助，刚好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IDFA）在为纪录片制作和推广发放专项基金。那时候，她也正好在为免费放映纪录片的事情东奔西走，所以她同时申请了两项基金。用她自己话说，是想试试看能不能“捞草打兔子”。

结果兔子打着了，更急需的草却没能捞上一捆。推广活动的基金申请下来了，制作基金却没了着落。更吊诡是，接下来几年依旧如此。iDOCS就这样“被”创立了，但巨大工作量几乎耗尽了郑琼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她自己的拍片计划只能被搁置在一旁。

郑琼把iDOCS形容成一个饥肠辘辘、永不满足的“狮子”，而自己就是孤独的驯兽师“用性命来抚慰它的撕咬”。办影展这件事情，逐渐成为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压在郑琼胸口。每一届的成功，就意味着对下一届更高的要求，她还需要面对来自观众的满满期待，她感觉自己就像是站在马戏舞台中央，夹在猛兽与观众之间，不断取悦他人，压抑了自己真正的需求。

每一届，她都在死撑，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了！”但她总在食言。

2011年连办了三年影展的郑琼终于受不了，她大哭一场：“我太累了，连一厘米都爬不动了！再也不办了！”于是，她停了两年，回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上——制作自己的纪录片。

郑琼的处女作《出·路》就是这样断断续续地拍了6年，期间BBC的一档记录节目（My Country My County）联系过她，问她手头有没有好的片源和素材。她在整理材料的时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的影片不就可以用吗？“我一直都在当端茶妹，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能坐下喝上一口。”于是她把《出·路》的片段附在最后交了上去，这也成了BBC唯一选中的一部片子。

2014年，iDOCS回归了，在闭幕式上，北京电影学院的展厅里777个座位上的观众，都在等待郑琼的发言。郑琼拖着近一米的长辫子，裹着旧棉袄，上台鞠了一躬，说了三个“谢谢”，就在观众诧异的表情里下台了。如果不是仪式必要，她连台都不想上，免得画蛇添足。“因为一场影展，片子足够好，就够了。”

在纪录片的面前，她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很低，她把自己比作是一只搬运纪录片的小蚂蚁。“如果你收到了一个好东西，何必非在乎那个快递员呢？”

她不愿意被戴上高帽，贴上标签，被当成什么纪录片的“圣母”或是“拯救者”。在她看来，别人想要给她戴上的这些看似灿烂的光环，其实都是“虚幻的手榴弹”。她不会被这些所谓的美名绑架。

到今天，离第6届iDOCS开幕还有半年，郑琼仍然斩钉截铁地声明：“今年绝对是最后一届了！”

3.做这么一个破片子，还没有出路

郑琼的第一部影片《出·路》，一拍就是6年，其间经历了无数次难产。

零预算，是影片面临的第一个现实问题。没钱就只能精打细算，设备全靠借。听起来挺寒酸的，就连拍摄用的摄影机，还得从四个地方分别借裸机、云台、电池、三脚架。

6年的拍摄，郑琼跟6个摄影师合作过，中间没少让她操心，其中一位拍摄对象，是一个生活在甘肃山区的小女孩。前期的调研已经做好了，拍摄计划也定下了，但到了要买机票的当口，摄影师突然跳票，死活打不通电话。

而到了拍摄后期，这位甘肃小女孩的父亲又突然变卦不给拍了，非要郑琼拿10万。这样的变故，让郑琼措手不及，跟拍那么多年的素材难道就这样废了吗？

正常沟通不行，郑琼只能想点“歪”招。首先是想来个自上而下的施压，她找到女孩哥哥的工作单位，请工厂的领导吃饭，拜托他们帮忙，可动用“权力”并没起到什么作用。后来她又找到这家人的亲戚朋友，想通过“舆论”的压力让女孩的父亲松口。亲戚们开着拖拉机进村就开骂，但老头依旧没有动摇。

郑琼被逼急了，因为知道不可能有钱再跑一趟，她甚至想到，要不然找一个朋友，假装黑道大哥打电话威胁一下吧。结果反倒被“大哥”打电话教训一顿：“你不提前花时间跟人慢慢建立情感，怎么能搞这种歪门邪道。”郑琼摸着兜里数得过来的几块硬币，心里委屈得要死，当时就想：老子不拍了!

历经磕磕绊绊，片子好不容易制作完成，但发行又是个问题。

一开始签了一个法国发行方，用郑琼的话说，那就是个“大忽悠”。一年基本没什么动静，到最后结算的，杂七杂八的费用加起来郑琼还倒欠2400欧。回到国内，遇到一个好心的制片人来帮着发行，可是片子交出去了，进展一直不顺利。更令人头疼的是，她自己做了2年调研的新纪录片，所有的申请都被拒绝。

走投无路的感觉让郑琼压抑到极点，当时就想：真他妈的倒霉，做这么一个破片子，还没有出路。那段时间，她说自己的心理变得很阴暗，凡是在朋友圈里晒幸福的，她全屏蔽了。

电影要能公映，还必须得拿到龙标，但和政府打交道，总让郑琼有点发怵。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影片是个反映社会现实的纪实题材：另一方面如果拿不下龙标，就相当于给影片判了死刑。但出人意料的是，反倒是这个阶段走得最顺。

摄影师、甘肃小姑娘马百娟和郑琼

《出·路》的名字里有个点，这个点也是有说头的。

一开始去申请公映许可证时，“出路”这个名字就没给通过，办事员让郑琼改一个。郑琼联合朋友一起开洞脑筋，想出了“出の路”、“出 a way out 路”等一大堆片名，办事员问她：“那么多名字，你究竟选哪一个？”郑琼很无奈：“我不知道，哪一个能过就选哪一个。”

这样打太极也没打出结果，郑琼只能两眼一抹黑选了个中英夹生“出 a way out 路”。到底合不合格，办事员也没直接说，只是反问了一句：“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一问把郑琼给问蒙了，后来问他们领导才知道，名字里不能夹英文。郑琼追问，可不可以中间加一个点？对方让她先交上去看看。

“其实当时是以一个死人的心情申请，没想到过了。”接下来就是初审，除了交DVD之外，还需要刻录一份磁带。郑琼清晰地记得刻一盘磁带要400块钱。她当时就拿着钱就开始纠结：“要是最终没结果，这钱就花得太冤了！”

后来，《出·路》顺利地拿到龙标，将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进行展映，也顺利被大象点映签下即将和更多观众见面。现在的郑琼，就像一个功成身退又疲惫不堪的老母亲一样常对我们说：片子就交给你们了。

“选择走这条路，我就是弱者，我就是没力量保护自己，我也在我这个行业的底层。干这一行真是这样，经常觉得想死的心都有了，不过庆幸当时没死。哈哈。”

在这部处女作里遭的罪，还没来得及消化干净，去年，郑琼又马不停蹄地在准备自己的第二个纪录片了，这一次是关于一位盲人的。

4.他们就像压在闷罐子里的鱼

我问郑琼，你怎么评价《出·路》这部作品？她没有打分，也没有给出具体评价，只用了两个形容词“孤独”、“寂寞”。

《出·路》记录了三个来自不同城市，不同阶层的年轻人，6年的成长经历和重要的人生选择。

《出路》海报

马百娟，生活在甘肃山区，12岁的她才读二年级，村里就只有一个破败的小学。她在日记本里写到，她理想中的生活就是去北京上大学，打工赚钱，一个月挣1000元，给家里买够吃的面，够吃的水。但事实上，最后她连小学也没能念完。

徐佳，生活在湖北，是一名高三复读生，他已经复读了三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实现父亲的遗愿，考上好大学，分担家庭的压力，安安稳稳地成家立业。他将录取通知书带到了父亲的墓前，他今后一生也将按照规划毫无例外地走下去。

袁晗寒，生活在北京的艺术生，辍学在家。她有天马行空的想法，总是想一出是一出。她每天要对抗的最大的敌人就是“无聊”。优渥的家境、丰富的资源、出众的绘画天赋却始终没能让她找到可以坚持的事情，她依旧在彷徨。

公交车上的袁晗寒

三个人，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三种大相径庭的人生态度。郑琼将他们公平地放在镜头面前。这样的并列，很容易让大家想到“阶级固化”，但这却不是郑琼想要着力呈现的。让她感到寒冷的，不是可以推给体制的社会矛盾，而是人与人从精神层面上的无法沟通。

山区的马百娟，无法想象另外两种人的生活，因为1000元就已经是她最具体的梦想了。徐佳也无法像袁晗寒一样追求自由自在，他把家庭的压力抗在肩上，“以自我为中心”是他不敢想象的事情。同样，可以轻易放弃学业，有能力出国的袁晗寒，也无法想象这世上还有前两种单调生活的存在，他们生活中的困境，对于袁晗寒来说都是小事一桩。

无论是马百娟、徐佳还是袁晗寒，他们都不是这个世界的特例，在这三个人的背后，有一大群同类人。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我们生活在彼此周围，但却如同活在平行时空一样无法沟通和交流，安静地凝固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生命，还有其他活法。生活的考题变成了按阶级分类的AB卷，我们对他人手中的试卷一无所知，拿着自己手中的填空题焦头烂额。

大学宿舍里望着窗外的徐佳

郑琼说，这是一部“孤独”、“寂寞”的影片。其实因为她所拍摄的，就是一个个兀自漂泊的孤岛。

郑琼不喜欢宣泄式的电影，她认为电影不应该只是发泄消极情绪，而是应该提倡什么或者张扬什么。当然这个体制也确实是不如人意，但是更可怕的是我们那些根深蒂固的习惯性思维。

“就像《盲山》的导演李扬讲的那样，把你捆起来放在缸子里，放久了，后来把缸子打碎了，把捆绑的绳子给铰断了，你还是不会动弹。我们比较习惯于给自己一个假想敌，而外部环境是最容易被装扮成我们的假想敌，有时候真正敌人其实是自己。所有的外在自由都可以被剥夺，但是你对一个短期无法改变的现实的态度，是任何人都无法左右的，你内心的自由谁都没法剥夺。”

郑琼不喜欢“拯救世界”这样的大主题，在她眼中拯救世界根本就不是人能完成的工作。我们能做的就是对身边的快递小哥好一点。

郑琼提到和她打过交道的快递小哥，她形容他们“就像压在闷罐子里的鱼”，他们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不懂得怎么表达，也没有太强的理解力。他们觉得自己就是做着螺丝钉一般的工作，完全没有价值感。但事实上，他们却是构成城市正常运作的重要一环，这不仅不渺小，还能称得上伟大。但这些没有人告诉他们，也没有人因此感谢他们，他们以为自己就是一粒没有重量的尘埃。

郑琼说：“在这个被单一成功学统治的社会里，人人都是受害者。”在这拜物风行的时代，一支口红、一双鞋都能刷爆网络，价格翻上几倍。而最真真实实的活着的人，却反而显得廉价而普通，无人关注。

聊到最后，话题渐渐沉重，郑琼和我也沉默了许久。一开始说好了，只是一次轻松的闲聊，但谁都没能把握住话题最终的方向。就像她的纪录片一样，看似平静地展现一种真实，但这样真实的刺痛，最终是希望引起一份反思。

访问结束后，她发给我了一段最近参加一个豪华小学的感受。她看着眼前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称得上顶级配置的学校，很难不联想到去年大批外地人被迫离京的事情。她看到干净的楼道，想到了这里的清洁工阿姨。她不知道在这里读书的孩子，看到阿姨会不会想，这个阿姨的孩子在哪里读书？他为什么不能和我读同一所学校？又或者，在这里读书的孩子，根本看不见清洁工阿姨，更看不见她们的孩子。

“每个生命都需要被看见被听见，每个生命也值得被看见被听见。”这是郑琼写在最后的话。

在这部纪录片的结尾，袁涵寒说了一句非常引人深思的话，大概意思是，每个人投胎到这个世界之前，都不是自己在天上看，选择哪个家庭好，然后投生其中的，如果能够这样选，大约可以算是“机会”，可是并不是这样。

袁涵寒的困境在很多人看来像无病呻吟，“我们没有你那样的选择空间，你却说你觉得啥都没有意思”。的确，袁涵寒见过了太多的世面，看过了太多的风景，以至于在别人对于德国的先进和发达还抱有幻想的时候，只是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一直待在那里，多无聊啊”。“无聊”这个词被袁涵寒提起多次，她是真的想要去寻找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也是真的会在当下的生活中感到无意义。于是她有了大把的时间去思考人生，学习艺术，也有足够的力量去试错，探索，最终找到令自己比较舒服的一条道路。

看似徐佳也是非常努力的，但他似乎不敢去想自我价值实现之类的问题，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在为了找到一份能拿到钱的工作，结个婚有人分担家务而让母亲少辛苦一些。徐佳似乎一直是对袁涵寒这样的生活望而生畏的，她可以不为了钱而斤斤计较，她可以不为了生计而拼命努力，她可以在正常的青春期有正常的男朋友，而不用为了学习和考试而否定和压抑自己对异性的渴望。徐佳如果去到了更好的大学，接触到更高维度的智慧，并且能够真正深刻思考人生的意义，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这种意义结合起来的话，他的人生一定会有大的跃升，他不用再和母亲住在破旧的出租房内，数算着被公司允诺过的工资什么时候到手。他如果可以顶住来自家人的压力，而给自己一点空间，或许他可以不用活得那么被动，可是他已经努力到了极限，即便他想要尝试跃升到袁涵寒那样的独立有个性的生活状态，也会因为没有人肯为他兜底，给他原始资本而裹足不前。所以或许，在袁涵寒所处的阶层内部，谈家庭背景没有意义，可谈的只有自己的理想，追求，感觉，热望，而在徐佳与袁涵寒的对比中，又呈现出了家庭背景对人的绝对重要的影响作用。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用徐佳这么努力的样子去批判袁涵寒不努力，是不公平的，不能因为袁涵寒生得好就否认她的生活中无意义的痛苦，以及她自己为了探索而做出的努力。也不能因为徐佳努力了这么多而连袁涵寒的起点都达不到，就否认这努力的意义，对徐佳来说，让母亲少受一些辛苦，让妻子得到一个归属，让自己的孩子在人生起点上不要像自己那样辛苦，不也是自己努力奋斗的意义吗？

可能马百娟是最为身不由己的一个人了，与其说徐佳是努力到极致也突破不了瓶颈，只能做到中等工薪阶层的水平，那么他至少还是能从自己的努力中得到一些满足感的，他至少还是给自己的亲人，后代带来了一些福利的。但马百娟似乎连努力的机会也没有，就已经在知识上，观念上被禁锢，被放弃了。她的长辈是那种能在拍摄过程中发现摄制组是私人团队而瞬间起了戒心，问摄制组要几万块钱的人，被这样的长辈所管理，马百娟对于读书上学以及去大城市生活的渴望，又有谁能够看到呢？即便她的愿望是那样朴素单纯，上了大学可以打工，打工就会挣到钱，有了钱可以给家里买面，建水窖。这样大公无私的愿望也不会被看到，等待马百娟的就只有被命运不断揉搓，无意识地生下孩子，让孩子继续过着在城里找不到任何工作，达不到任何工作的最低学历限制的生活。正可谓是狂风专打枯树叶，厄运只找苦命人。但凡马百娟能读一点点的书，她也不会被家人的那种有毒观念所束缚，受了半辈子的苦，然后告诉自己的下一代“女人嘛，不就这样！”她如果能够看到自己是多么有潜力，有能力，有创造力，是造物者的伟大奇迹，好好读书下去，以后的日子一定要比不读书过得好，那么她的生活也就不同了。只可惜，她不知道，她家里人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她。

当然，在这里也让人深感农村的孩子不读书，他们以后的生活比城市的孩子贪玩不读书一定是更加悲惨的。其区别主要在观念，我们是要承认，有一些人天生就能收到观念先进，认知正确的父母的养育，他们即便不能努力从家庭的影响中突破出去，至少也能实现对父母的继承。而落后地区，贫困地区，偏远山区的孩子，他们如果不读书，不接触观念先进的地方的人，不积极像人家学习，就得一辈子贫穷落后下去，就得把自己曾经深受其害的观点传给自己的后代，永世的苦难显然是比一世的苦难更加令人绝望的。所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艰苦的地方孩子们也非常刻苦读书？是他们迫切希望吸取精神的养料，学会积极的观念，把自己旧有的，导致自己的祖辈，父辈贫穷落后的负面观念摒弃掉，也因此而过上一种相对体面的生活。

中国当代青少年有着怎样的未来？为了探索这个问题，导演用六年时间跟踪拍摄三个人的青少年生活。这三个主人公正是代表了社会不同阶层出生的人的生存状态。

一.六年的生活轨迹

马百娟在贫困地区上学，梦想能去北京读大学，后辍学，因为没有基本能力找不到工作，在16岁时嫁人。

徐佳多次复读后考上大学，找工作屡屡碰壁后供职于一家公司，和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

袁晗寒辍学后出国读艺术学校，假期去上海实习，后在北京注册自己的公司。

二.个体反映的社会现象

读书时的马百娟有着对知识的渴望，对世界的好奇，还有一点走出去的梦想。经历了辍学找不到工作的她，梦想破灭了，最终她的命运和当地的那些女人一样，早早结婚，被束缚在了她长久生活的贫苦的土地上。

徐佳把考大学作为唯一出路，经历了多次高考才考上大学，是因为他不够努力吗？或许还因为和他人教育资源的差距。普通学校毕业，没有社会背景的支持，难以找到想要的工作。他认识到世界的不公平是无法改变的，他所能做的只是尽力去改变一点点现状，最后得到的或许只是稳定不变的工作与平凡的家庭生活，这正是大部分普通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袁晗寒在辍学后可以选择考心仪的学校出国念书，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她不必要一条路走到底，容错率更高。这大概是世人对金钱执着的原因吧，金钱所可以带来的不仅是物质，更是一种最大限度的自由，一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底气。

三.社会原因

按照社会的规则，有些人一出生就生在了别人到不了的终点。袁晗寒的生活是马百娟和徐佳想都不敢想的。马百娟和徐佳的生活，是一条路走到底的生活，而袁晗寒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对未来的迷茫，因为她有选择的权利。

社会贫富差距的存在使得教育资源必然不平等，加之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导致教育有时候可能是巩固阶层最好的手段。努力人人都可以有，可好的教育资源却是少数群体才能享有的，而往往更好的教育资源更可能带给你努力的意识，精神的富养往往需要物质的支撑。

四.一些想法

这部片子记录的仅仅是六年时光，他们三人以后的生活会是怎样，谁的人生更值得过，我们找不到答案。况且生活总是冷暖自知的，别人看似光鲜亮丽的背后可能有着我们熬不起的苦。

如愿去读大学的马百娟就一定比现在生活得更好吗？与他人经济条件的差距可能会使她陷入自卑，因为看到外面的世界以后，想要的更多了，想要却得不到是痛苦的。呆在井底不知道世界有多大的青蛙不一定不幸福，而知道、看到过外面世界却依旧深陷井底的青蛙可能才是最痛苦迷茫的，因为从井里出去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其实，每个人能看到的世界都是有限的，可以说是每个人都是活在井里的井底之蛙，只是有些井口大，有些井口小，有些人知道世界比自己从井口所看到的世界要大得多，有些人不知道罢了。

个体的出生、生长环境、经历等等都完全不一样，世界观、价值观等都不一样，盲目去追求别人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都有自己的路。

三个主人公

有三种不同的人生

他们的人生在中国这个社会也代表三个阶层

有人出生就在极度贫困的山村，连生存都困难，更不必说奢求生活中的其他，在这样的环境下，连自己奋斗都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有人出生在一个需要自己努力才能改变命运的环境，努力学习，三次复读，终于考上大学，改变了命运，而终其一生都在努力

有人出生就在繁花的帝都，家住四合院，吃喝不愁，读书出国工作，眼界思想都是大不一样，她可以真正选择自己的人生

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有的人出生就是牛马

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很多路都是自己必须要走的路

我呢，出生在农村，小时候过着马丽娟那样的生活，一家人在土地里辛苦劳作，从小就会各种农活

幸运的是，我能拥有第二个主人公那样靠奋斗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我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上好高中好大学，考研考博，一路走来，虽然艰辛，但是我终究还是走出来了

第三个主人公的生活是我期待的，可是可能是我一辈子也达不到的，毕竟我这辈子肯定是买不起北京四合院，也不能想出国就出国，自己的工作想干啥就干啥

如果可以，我想努力，至少让我的下一代能有那样的生活，至少他们要比现在的我有更高的眼界和更多的见识

这几日闹得沸沸扬扬的“明星考编”事件最终随着四字弟弟宣布放弃入职国家话剧而逐渐撤下热搜，而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依旧不绝于耳。

“知识改变命运”、“高考是最公平的竞争”是多少出身小镇的学子们曾经笃定的信条，他们不顾一切地苦读、刷题，以为迈过高考这个门槛，便可鲤鱼跃龙门，实现阶层跨越和人生理想。

而现实却给了他们狠狠一记耳光，无需毕业进入社会，仅在大学校园里，那些来自大城市同学的学习方法、以及自身的谈吐、认知和眼界就已经足够把他们按在地上狠狠摩擦了。而这些分数以外的东西，短期内是无法通过学习和努力弥补的，因为这是大城市孩子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家庭给予的天然优势。

有句话说，“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看似“小镇做题家”终于达成心愿步入了“小资”生活，然而两者喝咖啡的姿态、心态和对咖啡的品评却截然不同。

归根结底，这是贫富差异、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思想认知局限等社会宏观因素与家庭个体原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严重后遗症。而“明星考编”事件正是触动了“小镇做题家”的这根敏感神经。他们一直在努力寻找出路，却发现仅凭一己之力怎么也跑不赢那些“带资进组”的“优越者”。

郑琼导演的纪录片《出·路》记录了三个来自不同城市，不同阶层的年轻人，6年的成长经历和重要的人生选择。

其中来自湖北城镇的徐佳就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他两次复读、三次高考，终于考上了理想大学，可却迷失在对未来的规划当中。而来自甘肃山沟赤贫家庭的马百娟和中产家庭出身的袁晗寒两人虽处境千差万别，但面临的问题却都决定着各自的未来与前途，同等紧要。

三人的背景条件到底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求学成长以及一步步将他们推向各自的选择的？正是这部纪录片要和我们探讨的问题。

出·路 (2017)

导演: 郑琼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导演将三个年轻人的学习、成长经历交叉剪辑，没有刻意对比，但很多网友在看完片子以后纷纷发出了“人与人的差距比人与狗的差距还大”的感叹。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出生在甘肃大山里的孩子马百娟，全家住在窑洞里，一家四口全年开销（2008年）不超过50元，吃饭是糊糊或者白水泡馍馍。除了上学，马百娟每天还要从井里打水、喂猪、做饭以及农忙时帮家里收糜谷。

12岁了，马百娟才上小学二年纪，这个年龄在城市里至少也应该是个初中生了。尽管如此，她依然很感激这个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

在崎岖漫长的上学路上，我们可以看到马百娟穿着艳丽的衣服孤零零地奔走。她不协调地摆动双手，兴高采烈的样子像极了终于吃到蜜糖的孩子。

马百娟的梦想也很质朴“我以后要去北京上大学，上了大学后要去打工挣钱。我要一个月挣1000块钱...”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嘲笑她的梦想，就像当年我们嘲笑“井底之蛙”和“燕雀”一样。但其实井底之蛙和燕雀又有什么错呢？他们站在自己的位置，穷极想象才制定了当日的梦想。

就像马百娟这样一个买4本作业本都需要摩挲着手里的纸币一毛一毛去数的孩子，成长在一个全家一年开销才不过50元的家庭，对月薪过万又能有什么认知和概念呢？大概相当于我们对元宇宙未来的发展还处于一片茫然的想象吧~

很多时候我们嘲笑别人的狭隘或者高傲，只不过是一厢情愿把别人带入了自己的位置和视角。这种评判是不公平也不合理的。

就好像影片中的袁晗寒，出生在北京中产家庭，家境殷实，生活无忧。母亲会主动帮她从美院附中办理休学，待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她最大的“敌人”就是无聊，只有通过胡同口写生、看电影甚至开酒吧来打发无聊的时间。

袁晗寒说，“我没有想过我以后的生活，想要做在哪一个阶层的人，反正不会饿死就行了，而没有人会被饿死的，如果你不想饿死，你是不会被饿死的，如果你想饿死，就算你再富有，你还是会饿死的。”

有人说这番言论是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无知优越感。

实则不然，袁晗寒只是代表她自己。

她只是站在自己所拥有的物质和认知之上去感叹生活。因为家族的积累，他们早已远离“挨饿”的生活，经济基础也早已不是困扰他们生活的要素，而如何有品质有价值地活着才是。

对比之下，马百娟和袁晗寒似乎生活在两个极端，她们无法想象对方的存在。

而处在中间状态的城镇青年徐佳似乎更能代表我们普通的大多数。

他没有丰富的物质生活，背负着家庭负担，但起码不必为吃穿发愁，还可以得到父母的支持通过读书这条路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有压力也有动力，这是每个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马百娟、徐佳、袁晗寒或许就是社会的三个分层。

每个阶层都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而晋升到更高的层次。但我们必须承认赤贫以及阶层壁垒的存在，凭一己之力突围实属不易。

但，依然没有人愿意轻易放弃生活。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这不是我预料的贫穷，也不是我精心选择的人生。

来自父辈的羁绊

在一个家庭中，父母的观念和认知往往决定了孩子的未来和发展。

在这三组家庭中，家长对读书有着不同的观念和看法。

马百娟爸爸的想法应该是大多数相对落后的偏远农村父母的普遍观点，认为“女娃就是找个对象，靠女婿就是出路”。但也并非完全否认读书的用处，多少还是会让孩子读点书，够用就好了。

影片开头，我们可以看出马百娟对于读书从内心所散发出的渴望。

她在上学路上颂诗，认真听老师讲课、做作业，在山头画画，她无时无刻不在憧憬着未来，她有多渴望走出大山就有多渴望读书。

就像影片开头她朗诵的那首儿童诗《云儿哪里去了》：

“我想知道，云儿去了哪里；我想知道，风儿在说什么；我想知道，天上为什么下雨；我想知道，什么藏在海底；我想知道，鸟儿怎样飞翔；我想知道，鱼儿怎样呼吸；我想知道，花儿怎样开放；我想知道，世界为什么这样神奇。”

带着浓重口音的朗读听起来没有那么美好和诗意，但是这首诗却为马百娟添上了想象的翅膀。

她急切地想要搞清楚这个世界是怎样运作的？大山之外除了云雨、鸟儿、大海，还有什么新奇玩意儿？

尽管在学习上一直不得窍门，

但她依旧在坚持，即使是用最笨的方法。

她的努力和渴望还是抵不过父亲的“一声令下”。

全家后来搬迁至宁夏，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马百娟的父亲不愿让女儿再费事去读书上学，16岁便安排她嫁给了表哥。

哥哥带着马百娟办理退学手续时，马百娟不愿进去，老师亦百般挽留，但结局没有改变。

在这样的偏远山区，父亲的话犹如圣旨，温顺的马百娟终究过上了父亲为她预设的生活。

徐佳接连两次没能考上理想的大学，他不甘心，顶着压力又一次选择了复读。

对此，收入拮据的母亲没有敦促他尽快打一份工补贴家用，而是选择了支持，“已经成这样子了，那也不在乎这一年了，那就再赌一年了。”

在城镇打工的母亲，应该是见过不少高考改变命运的成功案例。

另外，在母亲眼里，也许也认为女孩的出路是嫁人，但男孩的出路一定是“考学”，因为他将来是家庭的顶梁柱。

母亲的支持让徐佳更加笃定自己的选择。

第三次高考，他成功了！

接下来是顺理成章地读大学、找工作、成家立业。

徐佳的成长与蜕变可以说是每一个普通家庭孩子的范本。

袁晗寒的母亲很酷，直接一个电话告知闺女她被办理了休学，卷铺盖卷回家吧。

经济自由，便有足够的选择，就会发现教育并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高考也并非所有人的必经之路。袁晗寒的母亲给了女儿选择的空间，袁晗寒也不负所望，解放天性，任由自己满世界“瞎逛”，看看环境缺少什么，再为未来做打算。

在影片尾声时，23岁的袁晗寒终于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那片“空缺”，创建了“艺术投资公司”，成为一名年轻的企业家。

“选择”是一种特权

我们在新闻上经常看到某山村小学又走了几个老师，某市学区房被炒到了几十万一平米。

说到底，教育资源本质上也是一种商品，有购买力的家庭才有权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

马百娟的小学，全校一共只有2名老师、5个学生。

老师的教学方式传统而刻板，没有任何趣味性和拓展性，教学质量和竞争力不言而喻。

这里并非指责老师不好，而是偏远山区贫乏的教育资源便是如此。

在城镇中成长起来的徐佳在读书的过程中清楚地认识到“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不一样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公平的，但这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是我会努力去改变这个现状。”

这种不公平在于个人的出身，在于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在于未来发展将受到的种种限制。

为了对抗这种不公平，小镇青年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成本，才能达到资源优渥的城市孩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的东西。比如稳定的工作、在城市落脚的资格。

影片中有一组镜头切换令人唏嘘，一边是徐佳找工作时屡屡碰壁、落寞孤单的背影，一边是袁晗寒在德国留学时无忧无虑的笑脸。年龄相差无几的俩人，因为家庭环境、教育背景、社会资源的差异，对待生活和世界的方式和态度正在逐渐走向两端。

选择从来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而是财富、声望、能力...累计到一定程度的特权。

优质教育资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家庭购买力的的检验。

影片结尾耐人寻味，在袁晗寒关于“机会和选择”的解读中，是三个主人公生活现状的交叉剪辑：袁晗寒在快速行驶的地铁上、飞机上，继续寻找自己人生的方向；徐佳成家立业，过上了还算满意的城市生活；而马百娟终于还是滑出了自己12岁时规划的人生轨迹，不自觉中迈进了祖祖辈辈命运的沟壕。

袁晗寒说，“我没有办法选择要出生在我现在的家庭里，所以这都是一个我不能选择的事情。这个事情它不是机会...”或许有人觉得这个出生在中产家庭的小妮子在无痛呻吟，其实并没有。

人的出生的确不是按照个人意愿来分配的。

但它却是你人生最大的底牌，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你接受教育的程度、结识的圈子、从事的职业，以至你人生所能达到的高度。而这种高度，或许是已经走出城镇的徐佳子孙再奋斗三五代也无法企及的，而马百娟之流甚至都不具备这个想象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