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洲

我想了很多天真的事情

它们全部都昂扬在生活的边缘

——臧棣《玉树，一小时的骑手》

李沧东倾向在他的电影中呈现粗粝、市井的现实世界。无论是街头、室内（家和公共空间）的取景，还是演员（主演以及群众演员）形象的选择，都非常靠近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那几乎就是现实世界的复刻，想在电影里寻找浪漫和幻想的观众可能要铩羽而归。

《绿洲》拍摄于2002年，是李沧东的“绿色三部曲”的终曲。这一次，李沧东选择了最具浪漫潜质的爱情题材，虽然，是两个残障人士相爱的故事。男主角洪忠都，很明显有智力缺陷（因此主动顶替哥哥肇事逃逸的罪名而入狱服刑）。而女主角韩恭淑是车祸中身亡的受害者的脑瘫女儿，因为身体残疾而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只能在哥哥嫂子的照拂下勉强度日。这样两个人的相遇，始于洪忠都的天真善意——出狱后，他要带着礼物去探望死者的家属。类似这样莽撞冒失的事他已经做了不少，我们看到周围所有正常人的反应（陌生人的冷漠和愤怒，家人的厌弃和无可奈何），而洪忠都始终不为所动。他的残疾在于缺乏对他者情感的感知力，他不被他人劝服和打击，依旧遵循他的情感逻辑，执着于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

于是，在这样一次不合时宜的探访中，洪忠都遇见了被抛弃在搬家后空荡的房子里的韩恭淑——另一个同样天真的人。她出场的镜头十分梦幻，虽然面容因残疾而扭曲，虽然每一个动作都颤颤巍巍，但她却执着于摆弄一面镜子，使它在天花板上反射阳光。追随她的视线，我们看见一只雪白发光的鸽子在空中展翅飞翔。一瞬间，残破、混乱的现实空间飞升至不可思议的纯洁之境：身体被困，精神却能够在想象中自由飞翔。

然而，无人在乎、也无人愿意去理解一个脑瘫女人的精神世界。她的哥哥和嫂子接受了韩恭淑的残障住房补助，抛下韩恭淑搬进了新家。目睹这一切的洪忠都再一次发出了不合时宜地询问：“你们搬走了，你妹妹怎么办？”

没有答案，于是洪忠都本人提供了答案：他自己的电话号码。你可以说他被韩恭淑吸引了。也许是始于身体的吸引，但却更像一个孤独的人被另一个人吸引。洪忠都虽然身体健全，家人却同样拒绝接纳他。于是，他只能独自在黑暗中等待着一个电话，一个来自同类的讯息。

一场不可思议的恋爱似乎就要开始了。但李沧东的冷酷面就在这里——他从不塑造单纯的童话，而致力于还原现实的真实。二人关系依旧始于一场未遂的性侵，始于洪忠都失控的身体欲望（前有伏笔，后有照应）。之后，洪忠都仓皇而逃，之后，又怀着愧疚回来，承诺给她应有的尊重，这才开始建设二人之间的情感。

这几乎是笨拙的孩子的爱：一段段天真的谈话，为爱人彼此命名（一个是“公主”和一个是“将军”），在被遗忘的房间里跳舞（挂毯上的大象和印度女人也加入他们的舞蹈），他推着她的轮椅上街去，坐地铁、去餐馆（被拒绝后去他住的修车厂点外卖一起吃）。他做了一切自己所能想到的事，为了使她快乐。而在她的想象中，她拥有健康轻快的身体，能够和他舞蹈、玩笑——那是她真正的快乐。说来不可思议，几个飞升于日常生活中的奇迹桥段有着令人窒息的张力，而达到这种张力的全部梦幻不过是她拥有了一具健康的身体。于她而言那注定无法实现的梦想，却恰恰是正常人从未意识到的事。然而，就是这样被世人视为残缺的两个人却轻易地完成了爱所能达成的最艰难的事：构筑一个属于他们的世界。这也是世间最卑微最崇高的爱。卑微，因为他们对爱的需求竟如此天真简单；崇高，因为不计后果，不求理解。

他人对这样一份爱的误解是注定的。两个世界注定无法弥合——不是不能弥合，而是强硬、冷漠的现实世界全面倾轧着另一个边缘、脆弱的情感世界。人们对一切早已草率地下了定论：一个是智力缺陷的强奸犯，一个是毫无防御能力的脑瘫女人。在正常人（包括主角的所有亲人）的目光里，残疾人已经异化成非人，以至于他们无暇在两位主角身上无法看到一丝美，更无法想象两位主角具备任何符合人性行为的可能——而造成这一状况更深层的心理原因是：当人们居高临下时，他人的痛苦是不重要的，他们自己的世界才是一切。他们根本不愿意做出任何弥合两个世界的努力，他们宁可选择看不见另一个世界。

在电影结尾，被判强奸罪的洪忠都突然疯狂地逃出警察局，他来到了韩恭淑的楼下。那儿有一棵树，树的投影落在韩恭淑房间的墙壁上，墙上挂着一副画。画上写着：绿洲。韩恭淑曾说，在夜晚，墙画上闪动的树枝的阴影令她感到害怕。而洪忠都爬到树上，为了砍掉每一个树枝，为了毁掉这现实世界的绿，让树的阴影不再打扰那面墙上的“绿洲”。虽然，这只是一个被遗弃在破旧房屋里的“绿洲”象征物。而在人心荒芜的世界里，依旧有天真的人愿意相信它。

借此，李沧东审视着我们的所谓健全的人的社会：冷漠自私的洪忠都一家，唯利是图的韩恭淑一家，以及所有无动于衷的看客们（也包括屏幕之外的我们）。电影中被判定为犯罪的“性侵”案件，出于一份纯洁的爱。而正常人合法的性爱（邻居夫妇在韩恭淑家发生的性爱事件）却因压抑而显得分外病态。最终，这两个世界的善恶颠倒——以残疾人艰难构建的边缘世界的轻轻崩塌结束——却以这崩塌之力发出了对健全人的世界的反讽。

选择讲述这样一个故事的李沧东，更像是一个叙事诗人，只是他写诗的材料并非晶莹、洁净的词语，而是生活中一切被嫌弃、被遗落的事物：一碗豆子饭、一副艳俗的墙画、一个丑陋的微笑、一曲平凡人的歌谣（“如果我是诗人，我会为你歌唱。”）。这位诗人的确为它们歌唱了——而且以超凡的技艺将这一切沾满了尘土的事物净化为诗歌的结晶，这首诗极其细腻极其锋利，它几乎像出现在电影中的镜子的碎片。它们刺痛你，但你因此看见最纯洁的事物——所有镜片反射在墙壁上的光。

纵观李沧东的电影生涯。他在拍第一部电影《绿鱼》时已经43岁，因此，电影几乎没什么青涩的过度状态，而是一开始就已经具备成熟的风貌、之后只是不断走向辽阔和深邃。他带着一个中年人打量现实世界的目光：他看到世界是泥沙俱下的，其中，丑陋、世俗、恶是构成这个现实世界的主要部分。他从不回避和美化这现实世界，但他却更执着的是观察肮脏事物里的纯洁部分——他以全部的专注催动它在电影中奇迹般的生成。或者，不妨说，李沧东以电影重新定义了纯洁：纯洁不是人类童年时对于世界美好的误解，不是作为奇观和风景的某个远方，甚至不在人类过往的文明里，而是就在此处，它挣扎于无尽的鲜血、眼泪和泥淖，它脱身于令人绝望的庸俗生活，它尝过无数次人性的黑暗和恐怖，但它的内部依旧保持（或者幸存着）一份人类童年式的天真——这是李沧东的纯洁，《绿洲》的纯洁。

恰如黑塞在《悉达多》里说：“天真的人们能够爱，这就是他们的秘密。”

从没想过，看李沧东的电影，能这样让人感动。这是仿佛在无边无际的大沙漠中涌出的清泉般的，奇迹、伟大的，又是卑微、渺小的，同时也是真实、纯粹、穿透人心的爱，这是不顾周遭那所有的荒凉，依旧要在这残酷的土地里绽放的，美丽而又坚强的爱。

【一点简单的感受】

人物对于《绿洲》而言毫无疑问是最关键、最核心的部分，两个角色完美的塑造加之薛景求和文素丽颠覆性的演绎，可以说是电影的灵魂所在。而李沧东在角色的塑造上，是非常高明且高效的。

以电影开头为例，从2分半左右一直到10分钟左右这七八分钟的时间里，在观众不知道人物身份和过往的前提下，镜头始终给到了男主人公忠都。随后通过在警局的对话我们才得知，忠都刚刚出狱，他的亲人已经搬家。在交代这些信息之后忠都和弟弟回家，到这里，电影要讲的故事才算是刚刚开了头。

那么这7分多钟与故事无关的时间，忠都从借烟、给妈买衣服、找家、往楼下丢橘子和吐口水、去超市、吃豆腐、到电话亭、吃霸王餐到被抓，这一系列事件的意义在哪里，要我说，就是人物。李沧东仅仅凭借开头这与故事无直接联系的几分钟“闲笔”，就把忠都这一角色塑造得非常立体可感，同时也为作品奠定了生活化、写实的风格。

在轻微晃动的手持摄影中，忠都表现出的，是一种流浪式的、且与其所处环境不相容的状态，无论是其行动意图的不确定，还是屡次地碰壁，包括衣着的格格不入，都意在表现这一点；其次，是他的性格，不张扬、不起眼、有些卑微的，又是善良、有点单纯、留着点孩子的稚气的，甚至不那么“聪明”的一个形象呼之欲出。此后的故事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在深入地体现这短短几分钟内在忠都身上表现出来的特质，而预先刻画的人物形象也让人物之后的行为显得自然，让观众带着印象去进入人物的世界，更容易理解和共情。

当恭洙出场时，我们又见到了大师级别的人物塑造手法，白鸽和蝴蝶的超现实意象运用。

恭洙的视野以主观镜头先进入画面，这里不仅白鸽的意象是超现实的，恭洙也在假想中轻声哼唱。紧接着白鸽消失变回镜子反射出的光晕，美妙的哼唱声也变成了恭洙的呻吟。在这里美好与残酷、幻想与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好的幻想是先行的，随即被残酷的现实打破，这一点放到恭洙身上，则是她作为一个残疾人对于美好的向往。于是恭洙这一由于自身的设定塑造起来相当难的角色形象，通过这样一个超现实的笔法，一下子就立起来了。由此也可以看出，每一个超现实的段落，都是由恭洙出发的，是恭洙的想象，而不是忠都的，这也对应了两个人物对待彼此的态度：恭洙希望自己是正常人，这样能更好的去爱忠都；而忠都不奢望恭洙成为正常人，他对恭洙的爱是完全不受她的残疾所影响的。

对于恭洙的塑造，文素丽的表演无疑有着最大的贡献，配合角色本身生理的残疾，恭洙的情绪表现对于观者而言是不清晰的，她的喜怒哀乐之间没有一条明晰的分界线，究竟是高兴还是悲伤，是喜悦还是痛苦，往往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境来间接地推断。可以这样去想，李沧东根本不希望观众知道恭洙到底是喜还是悲，她的悲或是喜根本不必要区分，在她残酷的命运面前，情绪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的，悲喜都是相同的，都不过是对生活、对这个世界的抗议。

“绿洲”的象征自然是非常重要的，李沧东的电影是现实主义的，而“绿洲”这样一个带着浪漫主义气质的意象，其现实主义性质在于其存在的环境——沙漠，这是《绿洲》中极为重要的主题，李沧东在表现绿洲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沙漠的存在。在黄沙掩埋的残酷世界里，绿洲对于两人而言的意义是彼此，而对于现实环境的意义，则是两人之间的关系和感情，一种与所处环境对立的、难以被接纳、被理解的关系和感情。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恭洙家中绿洲的布画上的树影来自于外部环境，这其实即是象征着现实世界的沙漠向她投射的阴影。这也是为什么李沧东要对两位主角各自家庭进行不厌其烦的描写，实际上是对人性、对现实世界的控诉，甚至是毫无保留地撕开了亲情的虚伪。

影片里有这样一慕，忠都遇上堵车，于是直接抱起恭洙在公路上载歌载舞，在车水马龙灯光闪耀的夜色下，他们的浪漫又是多么的孤独。

用陌生人之间萍水相逢之情来反思现实社会的电影我第一时间想到了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可以不夸张地说把现实的思考融进故事是《小偷家族》能斩获金棕榈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小偷家族》里，几个人物组建起来的家庭最终分崩离析，是枝裕和通过这个家庭最后的命运，想要表现非血缘家庭在各种不同层面上的不稳固，进而对传统家庭、非血缘家庭以及其背后的社会现实做出更深刻的思考。而对于《绿洲》，恭洙和忠都做为个体本身的“不正常”与他们“不正常”的关系致使他们之间的爱异乎寻常的“脆弱”，当恭洙在警局竭尽全力地试图“发声”来表达对周围人抗议，或是企图证明忠都清白时，她的尝试是完全不奏效的，他们两人对此是毫无挽救之力的，而这一切都是李沧东在残酷的现实语境下对于忠都和恭洙所代表的一类人的生存现状作出的思考，他们的生存依靠互相的报团取暖，但在外部社会的冲击和排挤下，就如同沙漠里的绿洲，稍有不慎就会被沙尘吞没。

无论是什么故事题材、何种呈现方式，韩影在现实反思和批判的路上从没停过，我想这也是他们的创作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电影最后在忠都读信的画外音中出现了这样的构图：门作为框中框将恭洙与绿洲的布画置于两个被分隔的空间，但她们仍然处在了同一个大的画框内，在明亮的阳光和弥漫在空气中的灰尘里，李沧东给了这个悲情的故事最后一抹希望。

2020.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