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语课

1、波斯語課（Persischstunden，2020）故事中令人驚奇的點在於創造力，而這種在創造力可以創生（電影開場的貨車上，旁人問及他父親的職業，他回答是一名教師，這一背景為他的語言創造力奠基）。常人努力學習一門語言，需要的時間也大概是一兩年；托爾金懷著一腔熱忱，也能憑空創造小說魔戒中精靈語系統；故事中的主角明明是猶太人，卻托稱自己是波斯人，會波斯語，他透過形象性的聯想，把所有猶太同伴的名字掐頭去尾後與其人物形象連結（比如Roberto這個人看來飢腸轆轆，所以berto就意謂飢餓；Paolo這人特別年老，所以polo就意謂祖輩或長者），他在大量創造的（捏造的）波斯語彙上再分門別類，簡化文法，連綴成句，同時因此將身邊兩千多個人名牢記在心。

2、故事開始，在押送猶太人的貨車上，他把一塊麵包分給旁人，命運為他換來一本救命的書；電影尾端，他為囚寢中的室友帶來肉罐和麵包，受贈者則回報以性命。這個故事在求存的這條生物性本能衝動線上，加上豐厚的人性內涵，所謂「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當可怕的時代過去後，人不至於淪為動物。

3、故事中曠野中出現的一個老人，有幾種意涵。第一，他是法國軍人，說著法語。二戰時法國先採取與德國合作的姑息方式來避禍，法國的態度從這名軍警頭髮凌亂、衣著半敞、身體歪躺的形象，還有談話內容中表露無疑，他說：「左邊是沼澤，右邊有地雷，你能去哪兒？」第二，這一個老人一句簡單的話讓故事主人公冷靜了下來。歷史上的成功者，背後往往有一個不知名的老人提點，如張良與黃石老人。

4、整部電影高潮在波斯裔的英國軍人來到又旋即死亡之夜（其身分類似日本殖民下被徵召從軍的台灣人）。是夜，一路求生的猶太人意識到他的求存是用多少人命換來的，包括：片頭貨車上的囚犯，波斯人、義大利人，甚至那二千多個為他提供姓名以為詞彙而後全數滅絕的人。所以那晚他到上尉的辦公室，重複做著能續命的抄寫工作時無精打采，甚至第一次感受到不同以往、不同於片頭的「害怕」，以及前所未有的「疲憊」，電影從開頭到此，他也從求生轉為求死。而也正是那一晚在辦公室裡，上尉感嘆著一個波斯來的人離他如此之近，卻又如此遙遠，他遺憾自己沒有機會和波斯語老師（故事主人公）及剛到的波斯人三人把酒言歡，他惆悵且泛著淚光，說出了自己內心深藏的自卑、脆弱與渴望去德黑蘭的原因。

5、德國上尉和猶太人囚的關係逐步改變，尤為妙者，當軍官們聚餐時閒聊，提及目堵了故事主人公被送往刑場時，這時指揮官詢問上尉：「看來你單字量夠了吧！」意即點出：「讓你學波斯語的那人沒有價值了，可以送去處死了吧！」可是上尉隨即藉口離席，急著去營救猶太人，這裡足見二人關係已然倒置。同時，這個情節也表現出、證明出軍官的人性之處，因為故事主人公對他而言已經超越了一名階下囚、一名教師、一個工具的層次，上尉視其為一位朋友。或許有人懷疑，這樣一名該死的納粹，怎可能有人性可言？其實有的，他小心翼翼的讓自己的雙手不沾血，連一度認為故事主人公欺騙他，他也是交代下屬去處理、去折磨、去虐待，不親自動手，讓自己儘可能置身事外。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內心底層還有一聲聲人性的呼喚，如他朗誦的一首小詩中表露的心理一樣。他以這樣的作為去說服自己，合理化自己，為自己留存一點「我還算是一個人」的念頭，這也是他在辦公室裡警告故事主人公不准欺騙他之前，會先加上一句不害臊的話的原因，他說：「你可能已經發現，其實我是一個溫和的人。」所以，當後來上尉營救出故事主人公時，故事主角不留情的揭露上尉給自己戴上的假面，上尉才會如此受到衝擊。故事主人公指責：「你以為你沒有殺人，不是殺人犯？可你卻養了一群殺人犯，讓他們吃好喝好，不是嗎？難道你不知道自己無異於此嗎？」

6、電影沒有替德國軍官或德國立場申辯，可是也不斷然的指責或批判。這名軍官之所以上爭而至上尉之職，背面也有一個飢貧的遠因（又以他辦公室中一整櫃的食物所表徵），側面也點出當時德國所以發動戰爭的背景。不要忘了，這名軍官的哥哥拒絕與這個弟弟合流，遠赴德黑蘭避世，所以他在波斯語的學習中，寫了一首詩細敘衷曲，他說：

wind schieben wolken nach osten, zu ort seele sehnen nach frieden, ich wissen, ich werden sein glücklich da, wo wolken jetzt gehen. 風把雲朵往東方推送， 在那裡，不安的靈魂將獲得安息。 我知道， 我的幸福， 在那雲朵飄向的地方。

這名德國軍官如同故事主人公一樣，同樣面對生物性和人性的抉擇問題，可惜他把求利、求存放在了求仁之先。

7、談一談德國上尉受騙的原因。顯而易見的猶太身分為什麼會被認作是波斯人？是因為上尉的自我中心。當事實擺在眼前，他只有一句：「你覺得你比我聰明，看得比我清楚嗎？」老子說「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又說「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當人只看得見自己所想看得見的，反而會成為最不明白事理的人；當人自以為是，總認為自己是對的，真理就在自己這一邊，反而將真理遮蔽了，將自己割裂出真理之外；好誇耀、張大自己的功勞，反而無法真正去呈現事情的成就，也看不見事情真正成就之所在；驕傲自滿的人不容易有長進，因他已經喪失了再前進的機會和空間了，如同一杯水倒滿了，就再也加不進水了。

8、電影中陷害故事主人公的女軍官最後被派到前線作戰，如此在命運中掙扎的處境，讓我想起詩經國風邶風擊鼓：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一 你知道的，我不写日记的。但凡写点什么，都像是写给你的。况且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我顾不上许多，只盼着战争早点结束，我就去德黑兰找你。 记得我们在街上碰见纳粹军的事吗，那个时候，你很害怕，我的肩膀分明地感到你的颤抖。我趁着人群拥住你，当时不知怎的，我很想笑，你比我小，说话办事感觉比我更像个成熟的大人。我知道你有见地，从未看过你有“不确定”的时刻。我也知道自己不是一般的神经质，在你这儿，我愿永远做个小孩儿。 我只是个厨子，你知道吗，只是人高马大一点，看起来像个真正的军官。还在厨房做小工的时候，有一次那些指挥官们要出去郊游，吩咐下来准备二十五个人的特色菜。我已经颇能独当一面了，当晚领班突然晕倒，我情急之下叫大家更换食谱，这才让他们军官有饭可吃。说实在的，我是有点得意的。可及至饭点，接到情报员消息，立刻转移，军官们已经撤走，看来哪里又遭到突袭。厨房里再次乱成一团，那些用精美的瓷盘，瓷壶，紫砂器皿装盛的佳肴，转瞬成了剩菜。我追着指挥官的后脑勺愣住了，他在受谁指挥呢？我第一次看到了某种“规则”，就是平日里我们死也要遵守的那些——只是一个空房子，这个房子被不断装满，腾空，装满，腾空，最后房子倒塌，仿佛什么也没有存在过。 在紧急转移的路上，我和同伴都身心俱疲，我死死盯着无名指上的戒指，极慢极慢地把它摘了下来。 有了军衔不久，我就在自己的办公室装了一面壁橱，里面屯满了肉罐，酒，面包...屯满了规则。 大规则是恨犹太人，小规则是爱肉罐。 是在监狱后面的树林里和一位老侦察兵谈话时萌生了战争结束后去德黑兰经商的想法。你离开之前我就知道你大概早就不做司机了，至于你现在何以谋生，我不得而知，但我想在你生活的地方开一家餐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二 周二上午，我刚听完女助理云里雾里的报告，士兵带过来一个自称是波斯人的犹太人。他当然是个犹太人了，不用“我觉得”，“说不定”，“有可能”...他就是。年龄会带给一个人这种用直觉判断的能力，就像我只是向那位林中的老人提起你，他便明白了，明白了一切，所以没有问。是啊，有太多问题，我们第一个应该先问自己，如果自己没有答案，那别人也没有。而眼前这位犹太人自称会波斯语，这让我一下子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我还是决定留他在身边。 每天晚上睡前复习波斯语时，最想念你。你懂词素，词根，词缀——那些规则，我不懂，有你来教我，我一定学更快。现在我先学单词，再学介词，后来连词成句，和扎雷对话时，倒也凑合。我问扎雷“我爱你”用波斯语怎么说？他咬着音向我示范。那一刻，我感到了语言的神奇。我们用另一种语言表达母语中最寻常的概念的时候，似乎会冲淡其中的压力，把里面的心情洗得很纯粹。“我爱你”就是“我爱你”，没有犹豫，没有期待回答。

三 你到底在不在德黑兰呢？我的眼睛钉在花名册上。“尤恩”是个多美的姓氏啊，“尤恩·扎雷”“尤恩·欧伊克”“尤恩·麦斯”......总之，你不在这上面。 宿舍风波后，扎雷明显虚弱很多。我知道他也在想办法逃出去，我要帮他。我想你也会支持我这么做的。 而我知道，他不会让我帮他的。 我们都有自己无法控制的，不能避免的，无论如何都要去的地方，一个人的命运也好，一场战争的走向也好。这是我们胜利或失败，离别或团聚的唯一原因。 可只要我说着我们的“共同语言”，我就用不着劝他，我只消说 “跟我走”，就比命令更好用。 否则他宁可死。你看他，穿着有犹太人标示的褂子，顶着都不属于他的名字，在尝试了一百种一千种活下去的方法后准备去死...你我就是这样走散的啊！ 我叫住了他。

四 扎雷和我的争吵让我清晰地回忆起我和你的争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是在不停地学习“语言”，我们学习彼此的“语言”，从生疏，到熟练，到升华语言之中的含义，直到发现并不能真正的沟通——有谁是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吗？有谁是从一开始就是对的吗？ 尽管如此，那是这门“假波斯语”最后一次发挥作用。当我在机场被团团围住的时候，我接受了——不是我不该来，而是你不在德黑兰。

“人孰无良知乎，独有不能致之耳。”——（明）王阳明

犹太籍的“Gilles”，生于二战的乱世，在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政策下，他在法国不幸被抓获。幸运的是，他凭借自身的聪明，在数百万死难的犹太同胞中，努力的活到了德国战败。

以半块面包换得了一本绝版波斯语书籍，成为了他的护身符。他谎称自己是波斯人，刚好德国军官，一位食堂主管需要一位波斯语老师，他这个半路出家，尚未来得及剃度的假和尚，为了活命，不得不现编现卖，念起了独创的"假波斯语"经。

影片一开始，一辆载满了犹太人的卡车，行驶在周遭冷寂的山路上，在德国士兵将这些普通犹太百姓赶下车之后，毫无征兆的，忽然对着下车的人群进行了机枪扫射。刚刚还在为一口吃而拼命的那些活生生的人，瞬间躺倒一片，再不必担心肚饿。

在屠杀还未开始之前，一位车上的年轻人，用一本绝版的波斯语书籍，向“Gilles”换了半块面包。一个情节，交代出了战争发生以后，旧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什么古董珍玩，赶不上一份能填五脏庙的口粮来得实在。

被打破的不仅仅是旧有价值，还有人本身。

如何消解人本身的意义，打破人类群体自身与生俱来的同理心，使其异化和物化，答案是让他的名字消失。所有进入集中营的的犹太人，第一件事就是排成长排去领取一个号码，缝补到自身的衣服上。从此以后，他们就变成了一串数字，一个无名无姓，不被以常人对待的“行尸”。

监狱里，用的是同样的办法，这样做不仅仅能够令施暴者心安理得，盲目执行上级命令而不必受到内在良知的审问，同时也令被施暴者，更愿意放弃抵抗，成为任人蹂躏、随时待死的一串数字。

犹太裔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了“平庸之恶”，那是她以《纽约客》特派记者身份来到耶路撒冷，参加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后，撰写出的五篇报告的结集。通过对纳粹屠夫艾希曼的了解和观察，她认为【平庸之恶】是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的一种人性之恶。这种人性之恶是纳粹国家刻意塑造的结果，通过意识形态的输入，成功翻转了普通人头脑中的合法秩序，将谬误与恶意变成一种新式正义的基础，根植于脑海中，使其失去既有人格和独立思考能力，以自欺欺人、谎言和愚蠢，隔绝真相和现实。从而将自身罄竹难书的犯罪行为合理化为遵纪守法，护卫国家和作为军人严格执行上级命令的优良品质。

就像影片中的德国纳粹军官Klaus Koch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刽子手，他双手从未曾沾染鲜血，只是用充足的食物喂饱了其他刽子手们，再去杀更多的人。

然而，每一个纳粹罪犯，都只是放弃思考的惰性所导致的罪恶吗？他们在选择加入纳粹，并完全服从上级的任何命令时，难道真的没有个体的理性思考？

在整个犹太人被大量屠杀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有大量的犹太人参与其中，从权贵到平民都有参与。大量的犹太人被自己人出卖，他们为了获取自己独特位置去求存，成为了同胞大灭绝的帮凶，他们自觉帮助登记“犯人”名录，给同胞们分食，甚至帮助德军管理秩序。影片中的“Gilles”凭借着与德国纳粹军官Klaus Koch这种特殊的关系，他获得了某些优待，做着帮助登记犹太人名录和帮厨的工作。

我们当然可以以平庸之恶自省，却难以说犯了平庸之恶的人是缺乏独立自主思考。也许恰恰是个体的理性思考，使得绝大多数人自觉的走向了平庸之恶，并通过官方提供的整套扭曲的价值体系中，获得了个体责任的开脱。

人们为什么会走向平庸之恶呢？

有一句老话叫做“顺势而为，趋利避害”，当世道坏了的时候，正确的价值被主流扭曲，秉持着“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听从良知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有些甚至需要付出生命，有些却是会遭遇比死更可怕的境遇。

对人心和人性的洞察，使得统治者早早就明白，想降服众人，靠两样法宝“贪婪“与“恐惧”，唯其贪婪，以利诱之，使其成为爪牙；唯其恐惧，以血震之，使其不敢反抗。

在一部758页史诗级长篇小说《比利时的哀愁》中，雨果·克劳斯借由一位十一岁少年路易斯的视角，讲述了在二战期间，这位比利时少年从加入纳粹到最后反思自省，走出堕落的心路。是什么促成了他的成长呢？是鲜血，一位保有良知的尽责老师的命和无数的文学作品，唤醒了这个少年的良知。

影片中，是什么让“Gilles”从只关注自身求存，对同胞的遭遇漠视，到后来愿意为了营救一个意大利犹太哑巴而选择将生的机会留给他人呢？同样是一个人以命换命，震醒了他麻木的神经。这位哑巴的哥哥，为了避免“Gilles”假波斯人的身份被拆穿，杀了一个真正的波斯人，并站出来承认了。这位哥哥为什么愿意这样去做？只是因为“Gilles”在集中营这种极端境遇下的一分善心，拿了一份肉罐头给伤重的哑巴弟弟补身体。一部绝版书籍换半块面包，一条人命换一盒肉罐头。

真正看到过牺牲与流血的人，才会被那种长夜难眠的震撼激发出他人即自我的大爱，从而走出对个人私利蝇营狗苟的强求。

小时候，喜欢看大侠，看英雄，看强者气贯长虹，弘扬正义。

大了却知道，英雄的出现，必然是既有规则已无办法彰显正义，需要有人不计代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英雄汇聚的时代，往往不是太平盛世。

这英雄又有两种，一种是留他人的血，一种是留自己的血。可惜的是，前者多而后者少。纵观历史，追求千古一帝，万世之功，统统是以普通人的千千万白骨垒成，背后是无数母亲哭瞎的眼睛，在暗夜里幽幽的发着光亮。

所以对所有的宏大叙事，须得保留一分的清醒，睁眼看看那不世之功，究竟需要多少牺牲品去换得？

是机缘巧合，又或者冥冥之中，那些没有姓名的死难者，需要被记住被书写，以警醒权势者慎行，莫好大喜功。“Gilles”以2840个犹太受难者的名字，编就了一份“假波斯语”，成为了只有他和Klaus Koch彼此明白的语言。

当Klaus Koch日复一日的记诵，用优美而韵律十足的语言去书写诗歌的时候，一遍遍讲出的，恰恰是一一个在他眼前失去生命的犹太死难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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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有剧透）

希特勒执政时期的德国法学家主张法律实证主义，认为法律制度背后没有所谓的哲学推论，割断了价值与规范的联系，取而代之的是把将法律规范与现实社会秩序混为一体。这为纳粹军官在二战期间各种疯狂行径提供了一定的正当性，即坚持“恶法亦法”的观念，认为做当时的法律规定的事、执行上级的命令是正确的。二战结束之后，自然法复兴，法学界开始反思“恶法”是否为法的问题。

如果从这个纳粹军官的视角来看这部电影，那故事将会是这样：一个德国小孩，母亲在他三岁时就去世了，父亲有残疾，一家人只能靠卖热水维生。稍大一点之后他就去了餐厅做帮厨，梦想是成为一名厨师。青年时期的某一天，在他在街上闲晃，看到了几个纳粹党人聚在一起，抽烟，穿着棕色衬衫，看起来很开心，于是就加入了他们。哥哥因此和他闹掰并在一年后去了德黑兰。接着，希特勒夺权，他也升为上尉，在一个集中营负责伙食。直到这里，他貌似都没有犯什么错，只是一步一步按照他认为是对的路走，甚至在集中营都只是负责后勤工作，不直接参与枪决犹太人。有一天，来了一个自称是波斯裔的囚犯，军官喜出望外，因为他一直想学波斯语，好去德黑兰开一家餐厅，做各种菜，于是他巧妙利用了他的职权，让这个波斯人成了他的语言老师，每天教他单词。起初，他有过怀疑，但在长期教学、相处之后，他开始信任了这位老师，也展现了性格中温和的一面，甚至把这位老师当作挚友来对待。他不顾下级的提醒，上级的嘲讽，坚持学了上千个单词。并在德军兵败前夕，放走了老师，自己则拿着假护照前往德黑兰。而就在他说出引以为傲的波斯语时，真正的波斯人却听不懂，那一刻，他除了愤怒，我想更多的是委屈。如果没有战争，这位纳粹军官的人生会是怎么样？在当地开餐厅，做个快乐的厨子，结婚生子，与哥哥一起赡养老父亲。

当然，与无数个集中营中无数2840个名字相比，这个军官白白学一门他人自创的语言的遭遇可能不算什么。我也并无意为所有纳粹军官的行径辩护，但我始终认为，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没有办法奢求每个人能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还能思考人性。在宏大的世界战争之下，大多数人包括一些无条件服从上级命令的军人都只是战争的受害者，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平庸之恶”来给一部分战犯定罪。如果战争是有意识的，那它对人类是一视同仁的，它的目标就是抹去生命以及湮灭人性。因此，除了像希特勒这样的少数狂热分子，人类应该把战争视为敌人。二战之后，除了对“恶法”的思考，我们更重要的是对如何避免战争的反思。

首先表明我个人的态度吧，我个人认为，讲述大屠杀题材的电影，是不应该采取一种小品化的呈现方式的。

之所以说《波斯语课》对于大屠杀的呈现过于小品化，是因为整部电影的戏剧冲突是建立在犹太人男主教授纳粹军官假波斯语这一个戏剧性事件之上，整个故事围绕着这两人的关系进行结构。在这部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里，对于集中营里所有被关押的其他囚犯，电影都仅仅是一带而过，仅仅作为一个被男主记忆的名字，迅速地在镜头前露了一面。这些最终被屠杀的人，不仅仅成为了男主编造新波斯语的符号工具，也成为了电影里完成最后煽情提升的符号工具。然而在此之前，观众完全无法对任何一个人进行情感上的移情，因为他们甚至不是作为一个故事角色进行讲述。唯一进行了角色化讲述的是一对意大利犹太兄弟，然而对这两兄弟的展示也仅仅为了解决一个危机事件。一个真正的波斯人出现，这个波斯人甚至没有一句台词，意大利哥哥为了救男主，就把这个真波斯人割喉了。对于这个完全无辜的波斯人，观众很难完全在情感上投注在哥哥身上，随后哥哥被击毙也就少了情感上的共鸣（对于波斯人之死其实也没多少冲击和共鸣，导演刻意不让其发声，再一次去角色化而符号化）。那位意大利弟弟也很符号化地被设计成一个哑巴，为了完成男主从自救到反抗的转变。然而男主的这种转变其实也铺垫不足（虽然是符合现实情理的，但在戏剧性上是缺少铺垫的）。因为男主的戏剧张力是围绕着他与纳粹军官关系展开的，这两人的关系在戏剧情景上过于极端，以致于无法真的发展（军官随时可以要了男主的命），所以两次他们关系的深入走心，也只能是军官对于个人情感和个人过往的短暂回忆。

有趣的是，《波斯语课》没有把叙事视角过多放在集中营其他犯人身上，却把很大一部分叙事比重放在了集中营中下层军官的日常生活上。这本身就我来说是一种不错的尝试，还原这些军官作为正常人的一面，他们也会谈恋爱、也会关心午餐吃什么、也会聊上司的八卦、也会担心身材走样。但与此同时，这些正常人会把犹太人的手掌按在滚烫的铁板上，会随意地开枪击杀犹太人。但电影也仅仅停留在对于这种平庸之恶的日常化展示而已，从而让这部电影的很多叙事显得有头无尾。那个始终想杀死男主的年轻下级军人，最后发现了男主被纳粹军官私自带走后，试图报告上级，但结果是不了了之，电影最后对这个年轻下级军人就没任何交待了。其他着墨颇多的几个纳粹女性，最后也是没有任何交待。那电影前面展示他们正常人一面到底要表达什么叙事目的呢？

而最让人遗憾的地方就是男主与纳粹军官两人关系最后的戛然而止。正如前面所说，因为男主与纳粹军官在集中营这样一个过于极端的戏剧情景里，所以两人之间的关系很难进行深化。那么在集中营被攻陷，纳粹军官带着男主逃亡的时候，两人的关系从囚犯—军官变成了两个普通人，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进行一次深入地对话交流了。或者再戏剧性一点，解放后纳粹军官作为战犯被关押，男主作为证人进行指证，两人身份互换，再进行一次交流对话，都可以让两人的关系进行一种更深入地探讨。

我始终认为，那些被屠杀的囚犯的名字，让男主说出来，戏剧张力远远不如让纳粹军官自己说出来要震撼地多。对这位代表着平庸之恶的纳粹军官而言，那些无名之辈，那些随便死了都跟他无关的人，这些人的名字，正是他日日夜夜背诵记忆、他所认可的优美动人的“波斯语”。

而电影里，男主与纳粹军官的最后一次分别对话，居然仅仅是男主问：“你何必救我？”纳粹军官说了一句：“我跟你赌了20盒罐头，我不想输。”也就是说，两人关系的结点，居然是让纳粹军官作为一个拯救者贯穿始终了。以至于最后纳粹军官在德黑兰露馅儿被抓，很有一部分观众替他觉得心疼，甚至有种被男主背叛了的不爽感（痴心错付了啊）。

当然，如果这不是一部大屠杀题材的电影，男主与纳粹军官的这种戏剧化甚至带点喜剧色彩的人物关系，是完全没问题的。然而这是一部大屠杀题材电影，纳粹军官是一个双手染满无辜者鲜血的屠杀者帮凶，他与男主的人物关系如果仅仅停留在他最后拯救了男主角，那这样的电影至少是让我失望的。即使是《辛德勒的名单》，把故事重点放在一个拯救犹太人的白人身上，辛德勒最后也反过来向那些被他拯救的犹太人忏悔说：“如果我当时卖了这辆车，我还能再救5个人，如果我当时卖了这块手表，我还能再救2个人！”那一幕是我看《辛德勒的名单》真正落泪的一刻。在如此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面前，辛德勒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他不是犹太人的拯救者，而仅仅是为了自己无法阻止这桩罪行而进行弥补的赎罪者。

而比起辛德勒，《波斯语课》里的纳粹军官就更称不上是一名拯救者了。那么导演和编剧，就必须让两人的关系往前继续发展，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纳粹军官保护、庇护、拯救男主这种关系上。

最后我想作为一个创作者，谈一点我自己对于创作人物的想法。创作故事人物的时候，一定不能脸谱化，要呈现故事中人物的复杂性、多面性、暧昧性。但作为创作者，一定不要畏惧于表达自己的态度、观点和立场。我想要讲述一个故事，是因为我对这个故事、这个故事里的人物有我自己的想法。如果我连自己的想法都不敢袒露给观众，我何必去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呢？对我而言，讲述故事的乐趣之一，便是创作者与自己笔下的人物进行博弈。笔下人物完全没有主动性是不行的，角色人物不能完全沦为创作者推动故事的工具，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角色，一定是基于自身主动性去行动、做抉择。但与此同时，创作者的态度、立场，让创作者一定要去掌控这个人物的发展，从而传达出自己的态度和立场。观众可以不认同创作者的态度和立场，可以与创作者争论，甚至可以骂创作者是傻逼，但不能阻止创作者表达的权利。而作为创作者，一定要真诚、勇敢地在故事里袒露自己、甚至暴露自己，这样的创作才是有力量的。

所以对我而言，《波斯语课》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却是一部不及格的大屠杀题材电影。

作者： pASslosS

提及二战大屠杀此类题材，影史上已有不少佳作，经典如《辛德勒的名单》《大街上的商店》，纪录片则有《夜与雾》和堪称巨著的《浩劫》……那段历史总是人们用来审视人性黑暗的最佳素材。

《波斯语课》作为一部精心编排的二战大屠杀剧情片，于去年北影节展映后就收获了不俗的口碑。

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比利时犹太人为了在集中营里活下去而自创了一门语言的故事。 虽然电影片头有“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字样，但本片其实由编剧沃尔夫冈·科尔哈泽改编自短篇小说，是个更接近于寓言故事的存在。

以此为基础，再加上成熟又略带匠气的电影手法，成为突围的易食佳肴也在意料之中。

回顾导演瓦迪姆·佩尔曼的职业生涯，其上一部比较成功的作品是2003年的《尘雾家园》。该片当年拿下3项奥斯卡提名，讲述的是移民故事。而这部新作《波斯语课》则源于导演回望历史的冲动。

瓦迪姆·佩尔曼14岁时离开苏联，他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二战，却看到了二战对其父母的影响。在他的家庭里，与大屠杀相关的一切都很少被提及，导演说这个话题就像麻风病一样可怕，避开不谈已成习惯。

身为观众，我对《波斯语课》的第一观感是流畅和精彩。这首先得益于两位挑大梁的男演员，尤其是纳威尔·佩雷兹·毕斯卡亚特，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钢琴家》里瘦削的艾德里安·布洛迪。

此前毕斯卡亚特留给影迷的印象更多来自像《每分钟120击》《我是你的》这样的LGBTQ题材影片，其实他在《天上再见》里扮演的法国士兵也颇为惊艳，绝对是前途可期的演员。

在《波斯语课》中，他以比利时犹太人Gilles的身份出场，随后机智地装作伊朗人逃过了第一次屠杀。为了生存，Gilles必须向一名负责纳粹餐饮的德国军官科赫教授波斯语。

这种设置非常巧妙，两人共处一室，一个想通过学习波斯语在战后逃到德黑兰开始新生活，另一个则需要临时编纂波斯语以求活在当下。

对于科赫，（假）波斯语是“爱的语言”，但对于Gilles，这却是“求生的语言”。

此外，集中营里复杂的权力关系也是看点。导演掺进些微的哲学因素做辅助，最终在历史素材和吸睛创意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

集中营里的人都需要一个位置，活人有活人的位置，可以是杀人犯、受害者、幸存者或是权力系统里沉默的大多数……死人也有死人的位置，他们的尸体被一车车拉走，旁边的焚烧炉冒着滚滚的黑烟。

如果说最初Gilles的处境是如履薄冰的求生，那么在他彻底得到科赫的信任后，便已经脱离了同期犹太囚犯的悲惨处境。

他是幸运的个例，所以能从被迫害的人转而成为体系的一部分。但他没有拯救犹太同胞的能力，这种耻辱感在他的灵魂里逐渐积淀。

片中有很多类似的场景，比如意大利兄弟遭受着非人待遇，Gilles却在屋子里给德国人切面包；当他被科赫偷偷运到农场避难，Gilles抬起头来，听到了地狱火车的鸣笛声。

反观科赫，借助这门莫须有的语言，他从残暴的共同体中解脱出来。但这个人物仍缺少反省。他很聪明，但并不悲悯，也不值得被同情。科赫从未觉得自己是屠杀犹太人的同谋者，他认为自己是在完成工作，也把战争的结束看做一次个人的解放（尽管历史不会饶了他）。

这其实带来一种猜想，那就是仇深似海的纳粹军官和犹太人究竟能靠一门虚构的语言弥合多少距离。 科赫用（假）波斯语回忆自己的父母兄弟，他读出那首全世界只有他们二人才能听懂的诗，就像是狮子向猎物朗读自己对食素癖好的向往。

可惜猎物很清醒，他知道就算眼前的狮子食素，自己也迟早会被其它狮子吃掉。

剧情越向后推进，科赫对Gilles的迷恋就越发明显。当然，对我来说他们之间的“暧昧”是观影过程的意外享受，但享受之余又觉得有些猜不透导演的意图。

这种迷恋到底从何而来？是对“波斯语”还是对“能说流畅波斯语的Gilles”，亦或是单纯对“语言带来的人性的希望”的向往？

我更愿意相信是最后一种，也就是身为军官的科赫对自己被泯灭的人性仍有一丝需求，并把这种需求投射到了Gilles身上。

但因为导演没有明示，我这种猜想或许也只是一种过度解读。

那么另一面，集中营的细节其实能够决定一部二战题材的影片是否尊重历史，比如《索尔之子》就能把细节做到时空穿越般精细，观众的视角就是索尔的视角，色彩、灯光甚至是行走的路线都由匈牙利历史学家现场把关。

与《索尔之子》相比，《波斯语课》在这方面就粗糙了很多，甚至有刻意伪造的嫌疑。在片头，集中营入口处有一句纳粹的口号“Jedem das Seine（依功过论处）”。

上图为真实的集中营大门，下图为影片截图

二战期间，纳粹曾将这句口号用在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门口，但这句口号在法国的任何集中营中都没有出现过。导演把这句标语用在这里，可能是为了渲染恐怖氛围。

影片中还有几个着墨不多的纳粹军官，通过他们其实能窥到一些“纳粹的世界”。

在纳粹的世界里，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和琐碎的怨恨便能轻易决定生死。这种暴力的对象不止于犹太人，也同样体现在上级对下级的惩罚上。这种权力系统真正让“人”成为非人，也是屠杀犹太人的罪恶根源之一。

大屠杀是一场军事化的屠杀，所以集中营的种类繁多，包括勘探营、铁路修筑营、过渡营、集中劳改营、岛屿集中营还有青少年集中营……本片中的集中营应该是设在法国的过渡营，其目的是将囚犯运往波兰的集中营。

基于此，片中有个别细节的设置可谓四两拨千斤，比如在被抓时，主角被建议“该绕去意大利”，但在1943年9月，意大利向同盟国投降，德国人占领意大利北部，那里的犹太人也开始遭殃。

这里面除了当地的犹太人，还有许多来自法国和南斯拉夫的犹太难民。德国纳粹将他们围捕，所以观众才能看到那双来自意大利的犹太兄弟。这暗示着，只要是犹太人，逃到哪里都没什么用。

看完《波斯语课》的观众也许会发觉，这部影片如果真有一个大bug，那就是语言上的使用了。

一门语言不仅仅是发明和记忆单词，片中这个设定或许符合科赫对语言的常识，却很难说服观众。很明显，《波斯语课》中的词汇大多是名词，那些不是名词的词汇也多以名词的形式被使用。

不过导演为了创造这门假波斯语，也确实下了番功夫。他找到了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一位语言学家，让他基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法国犹太人受害者的真实姓名来创造，并尽可能加入东方韵律以显得逼真。

不过就算只是两千余词汇量的学习，也会有表达时态语态的需求，常用的短语也应该有，但影片对此一带而过，着实有些牵强了。

影片另一个不太合理的地方是主要角色所掌握的语言。来自安特卫普的人主要说荷兰语，但在片中Gilles竟然能说流利且没有口音的法语和德语，却对是否会说荷兰语只字未提。

这种语言上的混乱同样发生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波斯语课》的剧本最初是用俄语写的，然后被翻译成英语，最后又翻译成连导演自己都不会说的德语。

对比过往的经典作品，《辛德勒的名单》中，大多数演员都讲英语，他们用口音来表明角色的出身；《索尔之子》中的演员们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及方言）进行交流，甚至重造了一些已经消失的词汇，就是为了证明这是来自欧洲各地不同国籍的犹太人。 但从剧作角度看，（假）波斯语其实是用来调整科赫和Gilles人物张力的核心工具，它可以牵动“威胁、试探、信任、能力、交易”等一系列促成观众情绪转折的内容，本质上更类似于《辛德勒的名单》，都是用人物弧光撑起剧情，并将筹码压给人性光辉。

《辛德勒的名单》

科赫和Gilles用一种新的语言相遇，因为他们本身的语言已被政治和人性之恶所绑架，是被剥夺的语言。似乎只有通过假波斯语，他们之间才有敞开心扉的可能，这也让他们每次的交流如同一本私密日记。

与此同时，影片也是关于历史的记忆和见证。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成了活体字典，每个人都对应着一个单词。最后，这些生长在不毛之地的（假）波斯语词汇变成了大屠杀受害者的名单，电影也因此而升华。

其实就连导演自己也说：“如果Gilles没有决定根据囚犯的名字来编写语言，整个故事就不会有趣。”

历史往往有被抽象化、琐碎化的风险，但《波斯语课》带来了某种启示，它警示着大屠杀并不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定产物，它完全有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群体当中。

而且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会发现德语中的“烹饪/厨师”即是科赫(Koch)的名字，一个直白又单薄的词汇

片中有一幕呈现了纳粹军官奢华的野餐，台词非常讽刺：

他们以伟人的姿态庆贺并合影，只感叹时光流逝，未曾想过历史会以怎样的方式清算到自己的头上。

一切都能轻易地结束？永远不会。任何人都逃不过道德正义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