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正是红军的缔造者，并率领它打败了英法帝国主义干涉者和白军，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人们知道1924年的新经济政策，却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新经济政策最早的提出人;人们知道斯大林是列宁的继任者，却不知道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俄国的地位原本仅次于列宁，他的肖像与列宁的肖像并排悬挂;人们知道苏联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性，却不知道早在1930-1933年间，托洛茨基就在竭力争取德国工人阶级组织联合阵线，反对法西斯主义势力抬头，防止希特勒上台;人们知道新版《列宁全集》中文版共有60卷，却不知道《托洛茨基全集》竟达150卷之巨，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艺术、教育等几乎一切领域…… 1921年秋以后，列宁的健康每况愈下，后又突发严重中风，右肢瘫痪，口齿失灵，有时甚至不能说话。1922年12月，列宁抱病重新审查了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冲突的前因后果，终于明白了斯大林作为民族人民委员在格鲁吉亚的粗暴举动。他发现斯大林加诸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的指控都是虚假的。列宁最终选择了与“托洛茨基同志一致”的意见，虽然列宁此前曾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因受蒙蔽而支持了斯大林。 除了这次的“格鲁吉亚问题”外，在“对外贸易垄断权”、“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优先地位”、“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对工农检查院的批评”、“党的官僚主义”等一系列国内外重大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也都是团结一致甚至是紧密合作的，与之相比较，他们之间的所谓“不和”根本微不足道。 列宁曾不止一次向党和共产国际表明，他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列宁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认为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 格鲁吉亚问题使列宁认识到了党的官僚化和权力被滥用倾向的严重，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还说了这样一番话:“斯大林当了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1923年1月4日，列宁又在信中专门补充了一段对斯大林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列宁接着强调:“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这些话就是被后人经常提及的“列宁的政治遗嘱”。 1923年3月5日，列宁感到健康状况已不允许他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了，便致信托洛茨基，要求他在大会上代为捍卫自己的立场。 但是，1922年3至4月俄共十一大后担任了书记的斯大林自列宁病情加重不能参加政治局工作开始，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政治局结成了“三驾马车”，很快又扩展为“五人小组”，此后又形成“七人小组”，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七人小组”垄断了全部大权。在这种情况下，将列宁极不利于斯大林的政治遗嘱在党内公布已不可能，更毋论执行了。而列宁在病中一再求助并决心与之一同反对官僚主义的托洛茨基，反被戴上了“反列宁主义”的罪名。 在发动了持续数年、一连串的批判托洛茨基的运动后，最终于1926年褫夺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将其逐出中央委员会。并把他发配到阿拉木图，受命运嘲弄，这位被驱逐者乘“伊里奇”号轮船离开了祖国。当他在距莫斯科4000公里之遥的阿拉木图时，一刻也没停止搞他的政治活动。 1928年12月中旬，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一名特使专程从莫斯科带了封信给他，要他停止领导反对派的活动，否则将提出改变其居留地的问题。托洛茨基复信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声称要他停止政治活动意味着要他停止为国际无产阶级利益进行斗争，而他，托洛茨基，从事此种斗争已达32年。在他全部生命中那些有意识的岁月里，他从未间断过这种斗争，因而他不愿屈从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最后通牒。 1927年11月14日，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罪名是“挑起反革命示威游行和实际上煽动叛乱”。 一个月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以压倒多数通过一项决议:将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投反对票的是布哈林、雷科夫和托姆斯基。就在苏联政府通过各驻外使馆，仔细研究哪个国家同意接收托洛茨基时，上次来过的那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特使又来找他了。 这一次特使向他出示了1929年1月18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特别会议所作记录的摘要。该摘要说，鉴于托洛茨基从事组织非法政党这一反革命活动，决定将其驱逐出苏联。得悉这一文件后，气得发疯的托洛茨基当即向那位特使写下了如下“收据”: “1929年1月20日向我宣读了1929年1月18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特别会议通过的，形式上非法实质上犯罪的决议。Л.托洛茨基。” 这位前政治局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狂怒地大喊大叫，说根本不能违反他的意愿把他驱逐出境，这是一个未经法庭批准的决定，完全是违法的。列夫·达维多维奇大概是一时气糊涂了;1922年他本人就曾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赞成授权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将参与反苏活动的分子驱逐出境。 在托洛茨基大发雷霆12天后，一台押送他的专列终于驶到了库尔斯克州，一个偏僻的林中小站。但他拒绝前往土耳其——这个当时惟一一个愿意收留他的国家。他要求去德国。这下把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弄得不知所措，赶忙同莫斯科进行无休止的磋商。结果，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把托洛茨基的妻子和儿子谢尔盖，从莫斯科弄到这个早已被人遗忘的林中小站来，以便同他告别。 接着便是持续多日的暴风雪。每天早上，火车都拉着一节车厢，到最近的一个大站去搞食品。最后终于接到通知:德国拒绝接收这位被驱逐者，理由是君士坦丁堡决议仍然有效。托洛茨基对此甚为不满，激烈反对，但这已毫无意义，专列只好掉头向南开去。 2月10日，塞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特工的专列终于驶达敖德萨。原打算乘“加里宁”号轮船，但它已冻在冰中，无法开动。于是把托洛茨基一行安顿在“伊里奇”号上。 在黑海上航行几天后，托洛茨基来到土耳其，同他一起的有他的妻子和长子列夫，而陪同这一家人的则是四名保镖。四年间，土耳其成了托洛茨基一家的流亡地。1932年，他在那里得到通知:苏联政府剥夺了他的苏联公民权。 这位鼓吹世界革命的“终身漂泊的船长”，为了变换住处，到过许多国家:土耳其、丹麦、挪威……一段时间还在巴黎呆过，后来才迁到墨西哥。他在各地不停地工作，一天也未间断，撰写了大量的书、文章和抨击性小册子(当然，作品中的主人公均是最终战胜对手的勇士)。 斯大林极其仔细地阅读一切，一些经过特别挑选的人，常常为斯大林准备一本最新发表的托洛茨基所写论文的译本。对这位流亡者说来，为自己那些矛头直指斯大林的书和文章进行论战是最可宝贵的，然而他那些留在俄罗斯的亲友们却为此付出了生命。 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索科洛夫斯卡娅是托洛茨基19岁时，在布特尔监狱里与他举行婚礼的结发妻子，她以前同孙子们住在列宁格勒，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集中营里悲惨地死去。第一次婚姻使托洛茨基得到两个女儿——季娜伊达和尼娜。尼娜还在父亲流放阿拉木图时就因患肺结核而去世。季娜伊达则被驱逐出苏联。1933年在德国自杀身亡。姐妹俩的丈夫沃尔科夫和涅维利松都是国内战争的参加者，后都死在集中营里。沃尔科夫是个教师，涅维利松原来是工程师，后来成为红军政委。 Н.И.谢多娃是托洛茨基的第二任妻子。这第二次婚姻给了他两个儿子——列夫和谢尔盖。谢多娃是商人的女儿，曾经结过婚。她在日内瓦学习自然科学时结识了许多“火星报”派革命者。二十世纪初，这些革命者，包括列夫·托洛茨基，当时就在日内瓦。小儿子谢尔盖是工艺学院的教授。当托洛茨基住在克里姆林宫里时，他离家出走，说他厌恶政治，喜爱体操和杂技，甚至想成为一名杂技演员。后来又钻研机械技术，做了许多实际工作，还出版了一本有关发动机的书。他拒绝同父亲一道流亡，这就注定他必遭厄运。1932年1月，《真理报》刊登了一则简讯，题为《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尔盖·谢多夫企图毒死工人》。在这之前，他已被流放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刊登了这则消息，他更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最终死在集中营里。他的妻子依然没有逃脱同样的厄运。尽管谢尔盖与他的妻子在他被捕前约一年半已经离婚。 斯大林的报复心无穷无尽!这种报复心态不仅仅在本国疆土上掀起狂澜，还在其他国家里寻找牺牲品。在国内，成千上万的人们，仅仅因为与定名为托洛茨基的追随者相识，而被投入集中营和监狱;在巴黎，托洛茨基的长子列夫神秘地死去。据报刊透露，列夫·谢多夫(他取母姓)在被驱逐后成了其父的一名得力助手，这当然会引起斯大林的极端愤恨。 列夫·谢多夫采取了一个粗心大意的决定:他到巴黎米拉勃街上，一家白俄出资开办的诊所做阑尾炎手术。1938年2月16日，他在这家诊所把命丢了。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给他做的手术，手术很成功。第二天，医务人员在诊所走廊上遇到他，当时他披着一件衣服，发着高烧，手术切口处有一大片瘀血。于是马上做了第二次手术，但这次手术无济于事，病人还是死了。 托洛茨基立即就儿子的死发表声明。他清楚真正的死因，尽管他警告说:他暂时没有直接的证据，而这些证据恰恰可以断定列夫·谢多夫的死，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所为。他援引了一些间接的证据，共六件，足可发人深思。 他的妻子比他多活了22年，1962年在法国去世，死后被安葬在墨西哥，同丈夫的骨灰排在一起。不知列夫·达维多维奇是否预感到，儿子之死对他本人说来，是敲响了最后一下丧钟:下一个就该轮到他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还在奥斯陆时，一伙不明身份的人就袭击过托洛茨基的住所。他们企图抢走一些档案材料，也许还想抓走他。在巴黎，有人砸开了一个保险柜，烧毁了70公斤文件。 到达墨西哥后，托洛茨基起初被安置在画家迪耶戈·里维拉家里，后来迁入墨西哥城近郊的姚肯别墅。 姚肯别墅位于维纳街上，别墅的四周围着高高的墙。这是托洛茨基的最后避难所。这里戒备森严，日夜有人守卫。只有一扇厚厚的大门可以进入别墅，而且事先得按电铃。所有进出的人都得经过里里外外的检查，要想人不知鬼不觉地钻进别墅，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1940年5月20日凌晨，约有20人身着军装和警察制服，在一名陆军少校指挥下潜入了别墅。这伙人看来对各个房间的位置了如指掌，他们径直向卧室走去。他们发现一张大床上的被子下面，有两个被枪声惊醒的人，他们用自动步枪朝这两个人开了枪。事后有人数了一下:一共射出了约300发子弹。 这一次托洛茨基算走运，他和他妻子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自动步枪射出的是交叉火力，同时从三个点:孙子谢瓦住的房间、书房和卧室齐射。子弹是从窗外射进来的，要是托洛茨基夫妇留在床上，他们早已体无完肤了。幸好他俩及时躲在屋角里，趴在地板上一动不动。遭难的只有他的孙子，一颗子弹擦伤了他的脚。 疯狂扫射一通后，这伙人逃得无影无踪。警卫和助手们闻声赶来，一检查房门，每一扇都完好无损。那么这伙暴徒是怎样进来的?人们在卧室门边发现了一枚伪装得很好的炸弹，马上对它进行了安全处理。 清除托洛茨基的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但谋杀仍继续进行。遵照斯大林的宣判，这位鼓吹世界革命的“终身漂泊的船长”注定死亡。果然，谋杀终于成功。 1940年8月20日，正当托洛茨基专心致志地阅读别人给他送来的一篇文章时，一名刺客潜入他的书房，躲在他的椅子背后。刺客后退一步，从搭在手臂上的斗篷下取出一把登山用的冰镐，用它那锋利的镐尖，对准托洛茨基的头给以可怕的一击。 警卫叫来了医生。检查后，医生十分担心，赶忙叫把托洛茨基送往急救诊所。墨西哥最好的医生们进行了会诊，对颅骨做了手术，然而大脑受伤过重，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终于在8月21日19点20分去世。

观托洛茨基有感并以此自勉

自古凭高多思绪，随风直到帝俄处。

王公贵族翩跹舞，不思民间冻死骨。

自幼勤学马恩书，革命一起惊鸿鹄。

彼得格勒振臂呼，政府垮台亡秦楚。

铁甲列车陷敌阵，荡灭白军建俄苏。

党内斗争败独夫，丰功伟绩竟被逐。

第四国际红旗处，工人翻身不为奴。

命运多舛毋自苦，世界革命翻天覆。

托洛茨基是个无耻的革命狂信徒，斯大林是个绿林莽夫，列宁是个狡诈猥琐的政客，联（布）共是个带有弥赛亚意味的恐怖组织……总之一句话，俄罗斯人民不能被解放，而是应统一在像普京这样的沙皇脚下，否则释放出来的恶魔将会吞噬一切，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就是这个恶魔，比沙皇还恐怖。 单纯架空的话，其实这剧还算可以，不过这种歪曲历史的电视剧很难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托派，斯派，反共咸鱼主义，保守派及吃瓜群众，态度会因为自身立场而有所不同，有人认为这剧对于托洛茨基还算公允，有人认为这剧黑得好而给高分，左派则会怒斥其对托洛茨基和苏共的无耻抹黑…… 在回应左派的怒斥时，有人说这只是电视剧，而不是真实性的历史剧，导演是可以随意改编的，这种的政治中立观点本身是很难说服人的，因为除非能够先去除该作品的意识形态意味，之后才能谈所谓的中立。 不过虽然这剧是黑屁大全，也并非全无是处，应该有一些看了觉得好而感兴趣去了解这一段历史的人，彻底被遗忘可能才是最悲惨的。 虽然与史实不符，不过其中还是有值得左翼关注的问题，像下面这些： 托洛茨基：“和谁对话？和资产阶级，和牧师？我们正在建立的未来不是为了每一个人，三成、五成甚至七成的人口将死亡，但剩下的将随我们进入共产主义。” “我们的反应会更强烈，我们将达到他们没有勇气实现的极限，史无前例的暴力规模；我们将废除法院、法律，将部分对我们怀有敌意的重点团体处以死刑，组织集中营，建立一套有效压制反愅掵的系统；我们不仅会惩罚罪人，潜在的威胁我们也不放过，展示我们流下的每一滴血，要以他们的血海为代价。孕育生命必然伴随着鲜血和脏污，这是生存的问题，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必须向敌人证明我们绝不心软，这就是我们击垮他们意志的方式！” “那些不随我们一同迈向未来的，一律处以极刑。” 斯大林：“我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观点。” 这一段虽然是现沙俄文化工作者虚构后来的斯大林政策来黑新经济时期之前的托先知和联共（布）党，相应的论调也经常被拿来黑共，与历史不符（整部剧就是后来的胜利者基于自身意识形态对苏共的“历史审判”，最为典型的是第八集托洛茨基和知识分子关于苏共政权的正义性的对话） 但却是左翼严肃对待的问题，即民主和公共空间被取消以及自身异化的问题，或者是在“立国”建立新的绝对性（权威）时，如何将自身区别于自己所反对的、带有压迫的旧绝对性，如何避免非常时期的恐怖常态化？否则就难以避免勇士与恶龙的历史循环，以成为更为残暴的新“沙皇”的方式取代旧沙皇。 没有强大的组织很难顺利上台执政，即使无产阶级能够顺利地从自发到自为，也很难形成持续的反抗力，诸众自治和无政府主义不足以对抗强大的敌人（封建传统和资本主义一整套制度、观念和群体）；而利用先锋队的力量，似乎会不可避免地异化为利维坦（自由民主制同样会有类似的问题，只不过较为缓慢），而这有悖于左翼的一贯主张。 更重要的可能是经济方面，如何探索出一条相对于资本主义更为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是以资本主义的反对面来定义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失败已经使得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大部分人失去对左翼社会主义愿景的信心。

首先要给哈宾斯基点个赞，演技满分，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都刻画的栩栩如生。

其次是整部剧做到了相对的客观中立，当然也有一些不满的声音，主要针对历史细节，我觉得这些真的不太重要，毕竟是电视剧不是纪录片，如果力求100%真实，那戏剧性和效果也要大打折扣了。

为什么推荐这本剧？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关于托洛茨基在中国的介绍和普及还是太少了。

托洛茨基这个人，是在过去历史教科书或者通识教育中超纲的部分，大部分对他很陌生，顶多也就知道一个托派。托洛茨基其实资历很老，和普列汉诺夫，列宁这些第一代革命家一起混，在内战时又建立其红军（虽然他本人军事才能极为有限），在交接班的时候在苏共政治局内部斗争时失败，最后不得不逃亡（其实中国历史上也有，待会讲）。但不论是贡献还是资历，其实都比格鲁吉亚的斯大林要强很多。

托派这个词在过去是贬义词，现在变成了一个挺潮的词，有点社会主义朋克的意思，一个很大原因在于，托洛茨基这个人比斯大林有文化，有修养，又有革命激情，但又不像斯大林那样绝对的铁腕和无情。历史总喜欢给失败者添加一些悲壮的气氛，中国的托派，变成了有点浪漫主义情怀的词。

我和朋友聊起过托洛茨基的失败，我们总结为几个方面：

1掌握了军队但没有掌握警察和内卫部队。其实这点很关键，我们看斯大林的崛起，其实都是仰仗内卫部队，比如一开始是和季诺维也夫合作，后面有贝利亚，都是秘密警察系统，这一点托洛茨基就很吃亏，苏共的政治斗争里，掌握内卫部队其实比掌握军队更重要，这一点我们看周永康事件就知道了。

2手还是太软。当然托洛茨基铁血是没毛病的，战时共产主义就是他发明的，但和斯大林的肃反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斯大林的肃反不是从34年开始的，而是从18年，也就是他去远东征粮的时候就开始了，感兴趣的可以去孔夫子上买《权力学》，里面有详细介绍

3树敌太多。这个电视剧也表现出来了。比起列宁的小舔狗斯大林，托洛茨基基本上谁都不服的状态，就是莽，早期的普列汉诺夫，列宁，到后面的苏共政治局委员，几乎都没跟他关系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斯大林能够在列宁死后迅速团结起这么多反对他的人。

但说实话，托派和斯派，其实也是路线之争，本质上差别不大，大家也不要过于美化，btw，托洛茨基走后，苏共政治局里那些元老也都被斯大林一个个干掉了。

历史就是这么有趣。

仔细听剧中人物的口音。-

斯大林说话是压低声音，并且有很重的格鲁吉亚口音，剧中都有突出。而且，把高加索混混的气质演得活灵活现。高加索人就是带着匪气，比较强悍。在俄罗斯千万别惹高加索人。而且，斯大林说话很谨慎，说话前要想半天。这点剧中好像没有。

列宁口音很特别，列宁本来就出身贵族，说的俄语口音是贵族口音，以至于他在俄国早期的演讲，下面的工人农民很难听懂。列宁出身富裕家庭，看他在巴黎出手大方，特别接近史实。

我在俄国呆过，并且在南美居住过，目前在加拿大。

他被杀之前，加拿大大使馆的确尝试警告过他，因为他的刺客是拿着加拿大护照。

最早接触到“托洛茨基”这个词还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文献中提到的“托派”这个词。在相关资料中，托洛茨基均被塑造为反革命，妄图推翻列宁和斯大林的正确领导，与帝国主义妥协，企图成为最高领导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前不久看《1984》，听说里面的“革命之敌艾曼纽”原型就是托洛茨基，便上网了解了一下，却惊奇地发现他是如此伟大：不屈不挠坚持革命，领导红军一步步取得胜利，是列宁的坚定盟友，敢于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不惜献出生命。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托洛茨基？看过俄电视一台的《托洛茨基》，我才明白，这才是真正的托洛茨基，一个人。

故事以托洛茨基接受“记者弗兰克”的采访展开（我们都知道他的原型是斯大林派遣的刺客拉蒙.梅尔卡德尔），讲述了从他被沙皇流放到被斯大林驱逐的历史。影片对史实本身做了较大改动，比如：现实中托洛茨基从未与拉蒙独处，更没有为他讲述自己历史；被放逐时大儿子谢尔盖是与托洛茨基一起走的，而不是只有夫妻俩……但总体而言，这部俄剧还是比较忠实于史实的，相比于某国神化领导人的宣传片不知好上几倍。

不得不说，托洛茨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巴黎的俄国革命讨论中，他拒绝与敌对方的妥协，是少数坚信纯正的革命会成功的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他拒绝逃亡，坚持留下来继续领导革命；在被批判后，他也拒绝与斯大林妥协，不肯改变哪怕一丝强硬的态度……如果说斯大林是一名热衷权力的政治家，那么托洛茨基便是彻彻底底的革命家。同时，他也有着革命者少有的理智。在面对反抗苏俄舆论审察而游行的知识分子时，他在政治局中据理力争，保住了他们的性命，也为俄国的文化保存了一份力量。

但如果因此把他当作超越他人的伟人，那就错了。且不论他不顾身在沙俄集中营的妻女逃往欧洲后又娶了一任妻子，面对革命所带来的巨大权力时，他也向其他人一样开始了不择手段的夺权。为了把自己打造成超出众人、神一般的绝对领导者，也因为怀疑自己的妻子与其有暖昧关系，他设计除掉了对自己知根知底，对自己有恩的上尉乌金；对于不服从自己命令——哪怕这个人忠于国家——的人，即使栽赃陷害也在所不惜。更不用说他对不支持革命村落的屠杀了。他始终坚信自己是对的，将自己的思想强加在人民身上，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他不惜以牺牲他人生命为代价。也许从民众看他时的惊恐眼神中，他明白了民众对他不是爱戴，而是畏惧。

导演显然不只想讲托洛茨基留给世人的形象。“他或许不是一个好父亲，但他的确爱他的孩子们。”他的墨西哥情人弗里达这样评价。在对权力以及自己心中理想的追逐中，他忽略了妻子、儿女的感情。晚年的他回忆起自己因政治而死的儿女，落下了伤心与懊悔的泪水。他总是说从不会为自己的行为后悔。真的不后悔吗？晚年的他总是出现各种幻觉，被他忽视的，迫害的，处决的人如索命般出现在他的眼前。幻觉出现本身就说明托洛茨基并不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坚强。正如幻觉中的列宁所说：“你也怕死，而且怕的程度与其他人是一样的。你愤怒是因为我说了出来。”

托洛茨基，这个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复杂的名词，究竟是鬼，是神，还是人？在他执政时，他不择手段地把自己塑造成神，他失败了，因为人性是掩盖不住的；在他下台后，他的政敌千方百计把他诋毁成鬼，他们也失败了，因为历史是掩盖不住的。我认为，他是一个人，一个站在风口浪尖直面惨淡，一个一生渴望获得权力与荣耀，一个因忽略家庭而内心倍受煎熬的伟人。